中国需要多说 美国应该多听 美专家为中美有效对话支招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22日文章】题：要有好的中美关系，美国人必须学会听，而中国人必须学会说(作者美国洛约拉马里蒙特大学亚太问题学者汤姆·普拉特)

正如权威的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哈贝马斯教给我们的：理性而深思熟虑的持续对话，可以发展成文明政治的和谐乐章。你在说的时候学不到什么：只有机智顽皮的奥斯卡·王尔德才可以声称宁愿自言自语，理由是这节省时间，防止争论。

这对诗人或剧作家来说或许是一种选择，但对记者却不行，对国与国的交往也不行。中美关系无疑也是如此。

倾听他人需要尊重，对人和国家来说都是这样。没有尊重，交流就变成争吵，双方会挑衅般地故意彼此充耳不闻。尊重需要对自己的看法保持谦逊，对自身经验的普遍适用性保持谨慎。如果只是自说自话，美国永远理解不了中国。

的确，我们有“第二轨道”机构(非营利性的智库)在想方设法实现同北京的交流。但从整体上看，这个项目运行得不够好。仅举一例：某个亚洲国家的一位前总理在行程紧凑的华盛顿之行后来到洛杉矶与我见面。总的来说，他很抑郁，并告诉我说，美国当局如果采用一贯的军事和对抗的视角，那就永远理解不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发展变迁。但是，“你没有向他们解释这些么？”“我说了……但他们听不进去。”

傲慢有时候是正确理解现实的巨大障碍。倾听他人是保持某种平衡的古老方式，是摆脱自我的途径。这么解释是为了重申有关中国的明显事实：如果想理解中国，你必须倾听中国。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而且是很严重的“但是”———公平地讲，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当另一方常常不愿开口的时候，我们很难倾听和了解。

此外，当中国官员确实决定说点什么时，他们说的常常是你感觉自己早就听过的东西。中国需要开诚布公，而且是在最高层级，否则我认为中国可能在全球公民对话的竞赛中失败。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应该为此担心。回顾我自己与某些重要中方官员的深入对话就可以说明本届中国政府需要让其高层官员多发挥作用。我记得曾与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进行过一次对话。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陈述了中国国际思路的核心要素，这对我而言在很多年里一直是宝贵的经历，让我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应该如何行动。接下来在上海，负责两岸交流的高官汪道涵做了长达90分钟的讲话，这次背景介绍既动情又理性，无疑不仅进入了听众的耳朵，也触动了他们的内心。

刻板的新闻发布会无法和这样货真价实的场合相比。但是，这样的会面极其难得。所以，当中国官员抱怨遭到误解而且这种抱怨可能确有理由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一种可行的补救办法：应当抓住机会开诚布公。拜托，这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

再讲一个例子。不久前，享有盛誉的美国东西方中心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组织了一个VIP代表团到我所在的大学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十几位中国记者和媒体高管。参加的机构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巨头。

我们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崛起如何影响与地区邻国的关系”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未来”。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会议，结束时大家按惯常做法互换礼物。我送给别人的礼物是自己的书《李光耀对话录》的中文版。一位记者注意到这本书是“亚洲巨人”丛书中的一本，于是问我为什么丛书里没有中国内地官员：中国不重要吗？

我尽可能礼貌地做出了回答：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会回应媒体对官员的采访要求，你们却对这些要求不理不睬。我理解官方对于媒体关系的长期心态，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对中国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