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

有思路才有丝路，有痛点才有突破。“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国内资源怎样整合来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来“开放”自己？“走出去”的中国投资将面临怎样的政治风险？

一句话概括“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

“一带一路”的大脑，嘴巴和身体相互配合不容易

“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进一步的建议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打造中国智谷。拿美国来做类比，美国之所以强盛，它的创新是底蕴，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研究美国可以发现，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的对接是紧密联系的。以硅谷为例，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反之亦然，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

而我们在“一带一路”上也是这样，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么聚呢？

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工业园区，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拿中国的一些城市做试点，先打造“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不一定要去引企业、引项目，我们可以尝试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

之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库建设问题，说明中央也意识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思想支撑。而且这个智库不一定是研究中国的智库，更是研究沿线相关国家的智库，比如说在内蒙古，引入研究蒙古国、俄罗斯及其远东的智库，这样智慧园区可以更好地发力在中蒙俄三方。再比如，广西的发力可以是东盟十国的智库。频繁的互动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火花，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实惠。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同时，智慧园区也是一个创新容错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创新的出错、失败几率很高，但是二次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通过智慧园区，把首次创新失败的案例入库，二次创新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这样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复的试错的道路，这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建立全球创新容错的基因库，届时会有很多火花迸发出来。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上述资源，优化配置组合，避免重复试错，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怎样破解“雷声大，雨点小”的难题？

中央和基层的对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战略构想，基层有些创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资源缺乏，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承接中央的这个构想。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产业的互联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联互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今年3月28号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是文件提出后，地方的状态是在“等”，坐等“一带一路”的规划和项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层创新，先做什么。一时间，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在等中央一声令下。

这种不联不通的状态长期没突破，所以现在出现“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标志性项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一带一路”的特色产品和项目就显得少多了。

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很多地方对“一带一路”没有充分的认识，认为“一带一路”就像当年的4万亿一样，是一个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红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带一路”是有为才有位的。

地方要主动思考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够好的产品，打造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要充分进行“一带一路”的供给侧改革，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充满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很少充分研究过“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以及它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研究后就会发现机遇是很大的，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线国家，这就是痛点所在。

国内各地方政府内耗、排挤，地方保护主义太浓怎么办？

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间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这个问题在“一带一路”中该怎么协调呢？

要防止“行政区划式”的发展方式，防止国内省、区、市之间出现断裂。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亚欧博览会来说，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宁夏的中阿博览会，现在也主要是宁夏企业在做。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专门文件提到“陆海联动”。针对现在沿海省份做“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这就是一个痛点。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很会发力“轻巧精准”，它的第一个经典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二个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两个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个点就放到了重庆。新加坡本身是个海洋国家，按照我们的惯性，它就只需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也在做中国西部的开发，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我们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这种视野。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等。

这个构想的实现有赖于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先有一个大的规划、助推两个机制：一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海丝”和“陆丝”相关省份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二是海陆对接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也要建立。现在福建的泉州和陕西的西安已经在实现联动，但主要是自发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动，从个案变成普遍现象，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这一套过时了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连通外蒙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会有不小的弊端。

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内蒙古对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而是单向的输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义乌。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原因就在于：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远”的关键。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卖世界，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

我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而且这个“需要”不是坐等出来的，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其实在商业领域，有些需求不是对接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是要迎合需求，而是要去创造需求。当把一个好的产品或是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会发现其实这激发了一种需求。

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带一路”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向需求导向迈进。

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机遇

“四大区块”“三个支撑带”的联动也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四大区块”是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东部的率先开放和发展。原来的问题在于各个模块联动不够，各行其是。那么“三个支撑带”是什么呢？十八大之后提到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四大自贸区战略。现在“4+3”要实现它的互动、联动，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痛点问题。

“一带一路”两翼有两个最活跃的地方：一个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个是繁荣的东北亚经济圈。而东北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构成，因为东北省份直接对接东北亚经济。东北和东北亚地缘上非常接近。一般中国人认为韩国的贸易和东北一定是最多的。但现实是，韩国和广东的贸易最多，江苏其次，与山东和东北的贸易排在后边。

东北和韩国地缘上接近，但经济上联通不活跃，互动性比较差。原因还是前面提过的需求匹配问题，韩国需要的东北提供不了，东北的发展思路和韩国不匹配、不活跃、不对接。

所以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机遇，特别是东北亚。在产业上、人才集聚上，东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点。例如辽宁的海洋经济、文化产业，黑龙江、吉林传统的农业、土特产、制造业基础。东北不是去产业化的问题，而是需要产业升级。

这一点上，不妨借鉴一下韩国的经验。三十年前韩国的经济可能还不如东北。但韩国通过产业化——本土化——国际化三个阶段，现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三星、LG、大宇、现代等等。所以要给东北一个新的三十年，就一定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精准的国际合作对象。

另外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也要跟上。韩国产业强势发展和大学人才供给密切相关，例如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等为韩国产业发展通过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东北如何培养人才，如何使之成为人才的洼地，把人才留住，这是关键所在。当下中韩自贸区建成，东北地区更要主动抓住机遇，调整惯性思维，以敏锐的思维把握需求导向，而不是“等”中央下政策帮扶、“救济”。

警惕劣质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

现在很多企业借着“一带一路”的名义蜂拥而出，这是个需要引起警觉的事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项目失控，“一带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复就难了。所以在最近两年的关键节点上一定要做好项目甄别把关，打造优质的一带一路品牌。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要甄别出来。

好的项目上红榜，向国际社会展示这就是中国优秀的“一带一路”企业，对它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推动。不好的企业要上黑榜，告诉国际社会跟这种企业要谨慎合作，甚至在资金支持上要对它有所限制。这样，中国企业会通过红榜、黑榜机制，使一些好的项目成为精品，不好的企业受到制约和约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尊重。

“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仅是在商言商，要有实惠，它更要赢得尊重。现在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在某国的一个项目出现问题了，哪怕和其他中国企业无关，但它对其他企业，比如上游的基建和下游的服务都会产生连带反应。

欧美其实也在做“一带一路”，以产品以文化征服沿线就叫“一带一路”。不同的是，我们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而欧美是跨国公司。而其他国家企业会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有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竞争。

所以我们期望通过黑白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届时，人们就不会再区分这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而是区分为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这是我们希望“一带一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具体来说，红黑榜的机制如何建立呢？从国家层面建立这种机制较难，会让沿线国家认为这是政治行为。

我认为应该以专业行会的方式解决，如企业协会或工会，从而进行优质项目的甄别和资质审核。国外跨国公司发展势头好，和企业协会(行会)的自律机制密不可分，这些都属于经济行为。

举例来说，我们培育出企业行会，审核优质的企业上榜，出现问题的企业下榜，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一带一路”的过度政治化。

这个红黑榜要做，但谁来做很关键。通过企业行会、协会来做这是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很多并购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单纯把企业拿来了，但跟企业内部工会、行会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股力量极其强大，而且对于政治很敏感。所以我们也要培养中国企业行会、协会和工会，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做好企业的资质审核，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自律机制。

投资沿着“一带一路”出去了，国内需求会不会受到冷落？

目前大家有几种担忧，一是冷落国内需求，像香港一样出现产业空壳化的现象;另一个是沿线基础设施都建好了，会挤占国内的劳动力和投资市场。以越南为例，越南在劳动力市场跟中国竞争，唯一短板就是国内基础设施差。如果基础设施变好了，我们的劳动力红利下降，他们的劳动力红利上升，海外投资就有可能更多地从中国转向越南。

但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依然是有强大吸引力的市场。

首先中国的投资能力很强。比如英国，就非常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150家中国企业陪同到了英国，国际社会青睐我们的投资是普遍现象。其次中国消费能力极强。越南的劳动力红利和变好的基础设施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毕竟它的市场太小。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强有力的消费市场，没有哪个企业会放弃。我们的人口基数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提升，衍生出强大的消费市场。这种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魅力，甚至是全球独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找项目，能够提升找寻自身痛点的能力。比如，我们很多建设基础设施的企业，走出去后发现它做的是低附加值的项目，虽然项目数量很多，但利润很低。中国基建企业目前利润率在1%左右，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跟项目性质有很大关系，像是很多重资产项目，劳动密集，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所以利润率低。这种企业项目必须要走出去，因为国内好的项目基本上建完了，需求在国际社会，如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建需求。

因此并这不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而是企业在跟着需求走。

举个例子，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来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而它走出去之后发现我们是工人在挣血汗钱，只拿到了项目建成中低附加值的部分，而管理、运营等高附加值部分我们并没抓住。新加坡人从不建港口，但却是全球港口管理和运营的品牌国家。运营管理资质和能力的缺乏，就是我们的短板所在、痛点所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中交建今年四月就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具有铁路运营和管理资质。所以说，“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创造了一种可能，借船出海、借力发力的可能。同时让中国企业在沿线上分析自身最缺什么。

“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要卖东西，其实也是中国要买东西，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需要的，并把它买回来。

再举个例子，南车北车为什么分，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各有侧重。最初，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要有技术才能发展，那么这个技术怎么获得呢？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外资重视中国市场，就必须拿技术来合作。后来我们南车北车就分别有了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最先进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就是以渐进性创新最终获得突破性创新，所以现在中国的高铁总里程是世界上最长的，今天英国、美国和印尼等都有了我们的高铁项目。

中国一开始是自身有需求，所以去寻求合作对象，当自己获得技术优势，别人需求中国时，再把技术出口。这不是去产业化，而是产业升级的必要路径。

外媒传言“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我们的外宣该怎么破解这一谣言？

针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媒体纷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但在成立之后没有产品内容的输出。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是产品不够，特别是原创性的产品不够。第二是产品的输出不足，没有转化成国际语言。

有些新闻媒体在做尝试，甚至对“一带一路”进行专题研判，这是可喜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成立了研究院之后，大家在起步阶段都在做重复性建设，都是研究沿线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等基本情况，或是围绕区域、国情、国别、投资风险做研究。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做同样的事就是在重复和浪费资源。如果国内研究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复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现在成立了一些“一带一路”的联盟。这是一个趋势，但目前效力还是有限。我们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带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库。我个人感觉这一两年来，真正研究“一带一路”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这是不行的。

这里所谓的“真正研究”有两个限定标准：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国的沿边省份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走。“一带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有些专家知道“己”，有些专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学”和“彼学”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响和完善政策，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实质性帮助。

所以我个人认为完善“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从两点上发力：

第一、避免重复建设，共享资源和知识;

第二、针对研究人员多但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专家太少的现象，应该发挥高校、研究院特别是企业的力量。有导向性地聚焦“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聚智、聚焦，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有可能产生。

此外，媒体和学者也要互动。国内，有人说“一带一路”不等同于马歇尔计划，但有人又兴奋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属于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得想清楚。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文化经济学。一说到地缘政治学就有人会担心，担心撬动地缘板块，会让人觉得这背后有大国动机、战略企图，而这是不利于我们的。

非常强烈地希望媒体和学者就“一带一路”的性质达成共识：它是文化经济学。对内我们可以讲文明的崛起，对外我们要定义是文化经济学。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解释“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中国人在经济上要共享、共建、共赢，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鸣，要通过解决全球和平与发展难题中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全球有很多治理失败地区，而他们的失败在于有些人群被边缘化了。“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会打通治理失败地区的诸多痛点，边缘化的地区会逐渐融入世界主流。这是全球经济需要的，也是全球政治需要的。所以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一带一路”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一带一路”的细节。举个例子，“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后，一年半的时间过去，我突然发现“一带一路”连英文缩写都没有。“一带一路”的全称这么长，别人问的时候应该脱口而出一个缩写。甚至有一段时间，媒体包括记者都在讨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一路一带？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建议要关注细节问题。要像雷区一样，一个一个地扫。

我建议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打造精品案例，要挖掘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的优秀案例。不求多，但求精美。与此同时，要关注细节。现在“一带一路”的缩写已经有了，“B and R”。但是我提的建议是学者可以谈“OBOR”。这就是个细节工作。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说“B and R”的话，别人会认为学者是在为政府发声，这样反倒不利于“一带一路”的推广。我们说“OBOR”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学术的角度来研究，而“B and R”是中国顶层的一个倡议。这样的话会让别人感到中国社会是多元的、是进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讲一套话。这又是细节工作。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重不均衡，轻资产项目为什么出不去？

重资产项目是目前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所以首先我们要接受它。现在我们提倡的不是要轻资产替代重资产，而是要轻重并行。轻资产项目投资快、周期不长，但收益高。而重资产项目离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有点远。比如一个城市建了大型水坝、水电站，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谁建的。轻资产项目的性质就是要走到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那么，哪些项目属于轻资产项目呢？比如中医药、中餐、养生、民俗、移动医疗、文化产业等等，这些都是有需求的。我做过调研，中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有需求？他们对中国的中医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针灸、按摩。因为这些可以解决他们民众的生计问题。沿线很多国家比较穷，老百姓首先要找工作。掌握了针灸或者中餐他们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教育留学、民俗、古村落保护、文化产业等大有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国外很多知名设计师借用了很多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的管理，没有相关的标准，在中国要素的出口和国际融合方面没有规范市场，所以人家就“白白借用”了。

现状是，中国在文化要素的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很低端，我们有文化资源，但缺乏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标准规范。这些都属于走到别人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轻资产项目。例如，美国人说美国有“三片”：薯片、芯片、影片。最挣钱的恰恰是这些东西，是必需品。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提升。

而在轻资产项目上我们也有“痛点”。拿中药和中餐来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整合和转化资源的能力比较弱。也就是说别人不认同你的标准，甚至认为你没有标准，例如外国人认为中药的原产地、生产过程都没有标准。是“痛点”，同时又是机遇，总有企业会顺势而为、大有作为。

沿线国家被动地等着中国“发红包”，我们要反思

这个问题也存在。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存在误读，就以为中国在“发红包”。总书记讲现在“一带一路”就是微信群，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有些国家入群了之后不说话、不合作、不交流，长期潜水，就等着砸红包。这样的就叫做“劣质群友”。当然我们也要考虑，我们是不是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

针对这样的现状，首先我们不要过度抬高某些沿线国家和项目。如果过高地抬高某些国家，说它一定是区域性核心国家、项目一定要落地，这些国家就一定会对中国坐地要价。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成本负担会加强。我们需要让沿线国家明确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双赢的经贸与人文性质的合作项目。你有需求我就来，我不是一定要追着你把项目给你。

其次，我们一定要做精品。双边合作意愿特别良好的，以及营商环境特别安全的，我们的项目就去了，就要努力做成精品。当项目成为精品，就会具有一定的区域带动效用、项目标杆效应，很多国家会主动来找你合作。中国是用品质吸引他们，因此“一带一路”是“五有”建设：有内容、有人才、有人气、有品牌、有品质。

最后的核心问题还是不要让“一带一路”项目过度政治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企业先行、市场推动、竞争导向。

水深、浪急处才有好鱼，外部环境风险不宜过分夸大

所谓“一带一路”的风险问题，现在有很多专家在研究。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宜过高地、过度地强调“一带一路”的风险。原因是这样，十年前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很多企业说是服务国家战略。但现在问很多企业为什么走出去，他会说是生存压力，服务企业自身战略。虽然说是从国家战略转变到企业战略，但是这一点并不矛盾，服务企业战略也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现在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不走出去可能风险压力更大，中国企业不走出去就不具全球竞争力。所以，虽然有一些灰色地带，但风险大可能收益就大。

有些专家的话讲得特别到位，在海上，水流越湍急的地方恰恰是出好鱼的地方。海滩上水一点都不急，可也没好鱼。全球市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走出去之后，一方面是要用产品征服沿线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文化也可能为当地带来了福利和社会稳定。

例如，我们在非洲，冷战刚刚结束时西方国家基本全部都从非洲撤出，但是中国的企业、维和士兵去了以后，非洲恰恰成为了全球聚光灯下的一个宝地。为什么？因为中国企业就是聚光灯。我们到哪里，灯就打到哪里。这就重新使得国际社会要反思他们的对非政策。其实最终受益的是非洲。

从中国和日本在印尼高铁项目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我们的优势在于价格，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安全。结果是，中国说我们既要保证价格又要提高安全，日本说我们既要保证质量和安全，同时也要控制价格。这就是一个竞争进步的动力，但最终受益的是印尼。当然从长远来说也包括中国和日本。

全球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走出去风险会更大。关键是两句话：第一、明不明确走出去的目的。如果真的是为企业好，真的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的话，走出去就是必然的。第二、项目要选好，自身要准备好。要提升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转化以及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原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资源。但现在很多企业认为它的目的是人才技术，是标准话语权，是国际视野。

国家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扶持，关键在于上下互动、互联互通

国家队“一带一路”构想肯定是有支持的。当然这个支持在于社会的充分互动，属于“五通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现在有的误解认为“一带一路”会有很多强势的政策支持。不过这个项目不同以往，“一带一路”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倡议，但提供的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可能。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上：不要过度地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挂钩呢。因为亚投行是一个金融平台，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当沿线国家认为亚投行服务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时候，他会认为那是中国自身的工具，而降低他们的参与意愿。因此，我们强调亚投行是“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国际倡议，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哪些是“一带一路”配套的、哪些不是，要区分清楚，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同“一带一路”挂钩。

政策支持方面和以往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发改委一家说的事。沿线有这么多国家，我们只是倡议的提出者和推动者。相关国家如果有合作和共享需求的话，需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政策沟通。性质决定了“一带一路”的获利要在基层、在路上，在那些不联不通的地方，而不是在于各国的配套经费。

作者简介：

赵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企业青联委员、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

出版专著《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数十篇“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上报中央，是多部委与省市“一带一路”规划的特聘专家，并为数十个省市委中心组、央企中心组讲授《“一带一路”与中国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纠正“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错误认知》、《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痛点》、《“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企业》、《在西欧寻求“一带一路”突破口》、《“一带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