趾高气昂鬼子战败：枪举头顶对中国兵点头哈腰

左姚炳塘，右姚炳溪

金华新闻网12月17日讯

口述：姚炳溪 姚炳塘 整理：汪蕾

96岁的姚炳溪和姚炳塘，可能是金华目前已知、唯一健在的双胞胎抗战老兵。18岁那年，兄弟俩一起加入忠义救国队，辗转龙游、建德等地三年。而后，哥哥炳溪在富阳加入挺三纵队，抗战胜利后参与接收最大的日军武器36总仓库;弟弟炳塘因放不下妻儿回了武义，在浙东地下党领导人李秀芝之妻胡玉仙的介绍下加入游击队，投身革命。

三年多时间里，兄弟俩同吃同住，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饿着冻着，我也饿着冻着。在龙游，两人手无寸铁被关在教堂，只想着“要是两人都死了那也罢了，只要还有一个活着，哪怕是尸体，也要把兄弟带回家”。

如今，兄弟俩都康健得不像古稀老人，不用拐杖，不要搀扶，讲话中气十足，笑起来都爱咧着嘴“呵呵呵”，爱甜食，哥哥炳溪会像孩子一样藏起地瓜薯片，等弟弟来了一起磕着谈天。习惯长相都很相似的两人还常被家人认错，儿子常管叔叔喊爸，也自然应允。

早些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哥哥炳溪的抗战故事一直不与外人道。直到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他开始讲述，每次开口，就像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滔滔不绝，他渴望证明太久了。每逢出门或客人到来，他总要穿上印着“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的马甲背心，挂上金色纪念章。有一回出门打车，下车时，司机坚持把车费塞回来，“老爷子是英雄，我怎么好收钱”。因为“英雄”这两个字，姚炳溪笑了好久，就像今天一样。

两子相继被送丁，母亲悲愤成疾而终(弟姚炳塘口述)

我叫姚炳塘，他叫姚炳溪，我们是双胞胎兄弟，我是弟弟，他是哥哥。1920年农历六月十五，出生在武义茭道镇上坑村。我们双胞胎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很高兴，那个时代双胞胎都健康平安就是大喜事。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名叫炳有，下面还有弟弟兆发和一个妹妹。

讲起来，我们家兄弟四个都当过兵。大哥炳有被捉去送壮丁，上战场，回乡以后一生务农，忠诚老实，待人和蔼可亲，炳塘做地下工作时，他很支持。前些年，大哥去世了，也很长寿，93岁。

小弟兆发参加抗美援朝立功授奖，升师部宣教科长(团级)。回国后，转业浙江省电影公司书记、省文化局人事科科长、省红太阳展览馆馆长，是杭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严冬霜风刺骨寒，穷人无衣受煎熬。腊月无粮吃糠粉，盼春到来摘嫩芽。棒椿树叶哭叶菜，上山采回当口粮”，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当时，家里就靠着父亲姚聚宝做田里活过日子。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天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租地主人家的田地种。秋收期到，收租人上门，从来不欠地主租谷，就怕地主收回租田，佃农没田种就得饿肚皮。

老父母受尽地主豪绅欺压，抬不起头来，他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想尽办法供我读私塾，送我到永康八字墙卉川小学复读毕业，老红军党员陈桂山是我的老师，一直读到15岁高小毕业。陈桂山痛恨封建社会独裁专制，被国民党省防军捕送到永康县城杀头示众。在学校里，我响应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号召，参加学生运动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喊口号，贴标语：“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因为儿子多，哥哥炳溪被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叔伯。小时候，他读过3年书，从6岁到9岁，后来就给地主人家做放牛娃，一直到16岁。

15岁那年，国民党乡公所的3个乡兵不由分说抓了大哥炳有送丁。一年不到，炳溪又被捉去。爹妈哭都没处哭，老爹不过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民，老娘更是门都没出过的农村妇女，一下子没了主意。他们一辈子做活就盼着儿子养大了可以勤劳成家，想不到都被抓去战场“送死”。我娘杜章妹一病不起，在我16岁那年去世了，当时才44岁。

娘去世以后，家里也无力供我读初中了，送我去了武义商店做学徒，每天下午替老板洗马桶，扫地，擦水烟筒，做纸心吃烟用。不过，老板人很好，他教我热心招待客人，每日送《东南日报》，当时武义城里好些人都识得我，喊我“年轻送报人”。

再后来，3岁的小弟兆发被送到养母家，8岁的妹妹送别人做了童养媳，好好地一户“农家乐”就散了。

三年忠义救国军，龙游教堂生死间(兄姚炳溪口述)

“国民党是害人狼，农民养儿人长大。壮丁捉去送战场，抢劫毒打刑用尽。”抽壮丁是怎么一种苦，弟弟炳塘写过一首诗，讲的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腐败军官想尽法子赚钱敛财，前前后后被“卖丁”过两次，12万法币卖给别人，日子不像人过的，大家都想方设法逃回家。被捉壮丁去不久，我躲着国民党，躲在吕公望(永康人，1916年为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家里，后来得了机会从部队逃回家。在城里也做过工，兜兜转转过了两年。

炳塘在1940年2月考进浙江警校受军训8个月，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当三排排长，我没有文化，想着兄弟两个有照应，就在他排里当战士。

在忠义救国军，我们没有花力气练枪练炮，上前线打日本佬。最危险的一次，是1942年在龙游。当时，日本人的部队在兰溪，离龙游也是一步之遥。我们一群人被关在龙游城里的一个教堂里，没有武器，没有吃的，整整关了七天。

当时，兄弟俩同吃同住，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饿着冻着，我也饿着冻着。大家都是一个月穿破一双破草鞋，穿破布衣服。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也不晓得讲什么话，但两个人都晓得“要是两人都死了那也罢了，只要还有一个活着，哪怕是尸体，也要把兄弟带回家”。

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命大，过几日我们就被放了出来，跟着部队从龙游到罗埠、洋埠，再到建德新安江、徽州府(淳安)，一路上去富阳。在富阳，我们进入浙江挺三纵队(即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鲍步超，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在桐庐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炳塘是一排排长，我是战士。在富阳，我们经历了抗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同日本佬战斗5次，打死一个日军小队长，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

1943年11月前后，我随挺进队一路紧逼日军到南京，炳塘因为早年已经娶妻生子，牵挂家里妻儿，就离开部队返回武义。

南京接收日军被服：“东洋先生哇？”“中国先生好!”(兄姚炳溪口述)

炳塘离开以后，我继续在挺进队做轻机枪手。这么多年仗打下来，老兵是有经验。日本佬武器好也聪明，看着我们机枪位置开炮。所以，我们就要经常换位置射击，否则炮弹就要掉头上来了。

之后，我还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战斗。当时，日本佬在富阳，我们挺进队驻守在桐庐、建德一带。桐庐有个地方叫七里泷(音)，地势险要。他们想来突破防线，但是因为我们处于高地，他们又不敢上来。我们凭借地形优势打死五六十个日本兵，自己只牺牲了四五个。

当时，日本大势已去，但心眼坏，退一步就把沿线铁路拆掉一段，钢轨装在火车上企图带回日本，从金华到诸暨一段的铁路全部被拆光。我们步步紧逼，日本佬退一步，部队进一步，到杭州时日本宣布投降，最后一直退到南京。

日本投降后，我们负责接收日军在太湖的第36总仓库，整整有256幢库房。这是规模最大的日军战备总仓库，里面各种各样的枪支弹药，什么都有。我们到达接收时，仓库里还有三四十个日本人。

以前日本佬在武义时，趾高气昂傲得很，要我们叫他们“东洋先生”。这次，我也拿着枪问他们：“东洋先生？”日本佬一看到我们，马上举着枪在头顶，点头哈腰，鞠躬很恭敬地说：“中国先生好!”

接受完成后，又调到第16被服仓库、南京中华门等地当警卫。直到28岁那年，从南京回武义。警卫班这些年，我每个国家的机枪都用过，也是蛮骄傲的事情。

三次被捕虎口余生 浙东游击队六支队九大队(弟姚炳塘口述)

哥哥炳溪北上南京，我因为家中妻儿回来武义。

当时，正值金华失守。1942年5月23日，日军在途径武义占领金华城后再返回武义，抢占杨家、上茭道、周岭、溪里、茭塘、洋沟弯等地的萤石矿，还修建了金武铁路，并且在附近村庄四处抓人到矿山做工。家乡沦陷，我也无处存身，曾三次被日军抓去。

头一次是刚回乡不久，我因为遭遇日军情报组被捕关进上茭道日军司令部班房20多天，幸好有上茭道日本区长和下坑日本保长把我保出来;第二次，我在义乌小官余村被日军捕去杀头，背上已经被刺刀刺进去，血流了一身，湿透衣服，是全村村民担保才放我回家;第三次被捕是在上下坑东台山炮台，被抓去挑水干活一整天，我逃下山来。

亡国奴不好做!后来，我逃出沦陷区到永康做工，又被永康县自卫队抓去方岩牢房，用24斤重的铁扣锁住我的脚，坐了180多天班房，后来是通过关系花了很多钱才放出来。

1945年2月，我到蒋马洞村校教书，星期日要到胡宅垅中心校开会，认识了校长徐云从和教师胡玉仙。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胡玉仙还是浙东地下党领导人李秀芝的妻子，他们开会时谈的都是封建社会的败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很有感触。

在胡玉仙、徐云从的介绍下，我和应飞、陶健、颜寿康、姚章德、颜金元等人取得联系，正式投身革命，加入浙东游击队六支队九大队。

抗战胜利以后，我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参加竞选武义县阳东乡第九保保长，实际上就是做个“白皮红心”的保长。我在农会里做农会长，向地主推行二五减租、减息，开展对国民党政府的抗丁、抗粮、抗税运动，也解决了游击队衣食住行的问题。

1946年8月，因叛徒告密，地下党人陈双桂、陈天宝、陈伟文、邹志义被押送上饶集中营坐牢;当年10月，被永康国民党侦缉队队长周连升为首的反动派押回八字墙杀头示众。悲愤之余，我们针锋相对，地下武工队对当地国民党分子执行镇压，对地主派粮加重。

这件事让我们在老百姓心里有了分量，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讲的就是这个：“共产党人像包公，铁面无私不怕凶。国民党是假威风，躲在县城不出笼。”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先后参与了烧断公路桥、八字墙缴枪、古楼伏击战、武义解放等重大事件，还与杨海涛一起作为代表接收100多名逃至武义南湖的武义自卫队俘虏，收缴枪支弹药。

1951年，我同小弟兆发一同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

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历过一些波折。2003年，我加入武义县新四军研究会，为联络组组长。这一辈子，虽然曲曲折折，但也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