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住宅成台湾的“廉价选票”

台湾联合报系资料图

香港《亚洲财经》2015年11月号发表题为《住宅：台湾廉价的选票》的文章，作者是金丽萍。文章内容如下：

对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住宅问题像是一颗深水炸弹，它带着老百姓随时可能引爆的怒气。最近，加上大选助燃，政治人物个个都想拆解引信。只不过，这个平民百姓的终身大事，什么时候可以不再沦为竞选道具？

2014年底，台湾一场史无前例的“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胜，使得台湾“六都”被绿化了五都。套句民进党内部自己的说法：怎么赢的？很显然，民怨帮了绿营。只是，一年过去了，当初的房事支票，被迫兑现；这时，当初支持民进党的民气，是否因手中的空头支票而逆转为民怨？在已得天下的“各都”首长眼里，它真是一张最贵的选票。

妙的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而言，住宅问题似乎只是一张廉价选票。在三党候选人洋洋洒洒的政见中，住宅问题又被重重举起，怎么落实？此刻，彷佛非他们所思所想。

在台湾，住宅问题有多严重？它拖累了台湾整体竞争力、拉大贫富差距、瘫痪社会正常运作机能着实是民众郁卒苦闷的源头。

首先，就是高房价。一个年轻人终其一生不吃不喝，都不容易在台北市买到一间象样的房子。买不起房，使得台湾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失去成家的盼望，不少年轻人，索性放弃结婚念头，打定光杆一生，他们含恨以亚洲地区最低的生育率回报政府。

再者，台湾社会住宅兴建率，全亚洲最低，它突显政府长期漠视一般民众的居住问题。据统计，台湾地区只租不售的社会住宅只有7000户，占总屋数的0.08%，相较于东亚邻近国家，这个数目更显得离谱。以日本而言，日本社会住宅数达345.6万户，占该国总屋数的6.06%；韩国则有112万户，占6.5%，两国社会住宅的占比，都是台湾地区的80多倍；而最近，韩国政府更是发狠，准备在2018年将社会住宅占总屋数的比率，拉升至12%。

解决民众居住问题，是台湾选举的必考题，但也是考古题。选前轻承诺，选后，它就像一颗大火球，因极其烫手，被政治人物在打房、救市、大兴社会住宅间抛来抛去。面对高房价，政府想打房，却担心伤了建商，随即的救市，又惹得舆论图利之说。

2014年7月，台湾财政主管部门为抑制房价，落实居住正义，修正公布房屋税条例。基本上，修正重点是将住家用房屋分为“自住”及“非自住”，调高住家但非自住的房屋税为1.5%至3.6%，并授权各县市政府制定实际的征收率；其中，有部分县市政府采取以持有房屋数分级加重课税；按其税赋属性，被市场形容为“囤房税”，意即：房屋数愈多，所需缴纳的税负愈重。

只是，近日台北市政府又以错杀纳税人为由，通过修正《台北市房屋税征收自治条例》。拉回修正为一年内未卖出的房屋，不再课征囤房税。此举被外界讥为打房破功，只做半套，图利建商。

打房救市，台湾政府在台前演出皮影戏，背后有多少利益的拉扯？标准的顺了姑情、逆嫂意。那么，建造社会住宅，会是一张人人叫好的安全牌吗？

候选人奢谈居住正义

选前，对政治人物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于是，三党候选人的政见中，无一自外于社会住宅的政见。其中，民进党的蔡英文强调，将于未来八年内，将20万户社会住宅的需求填补起来，这个说法被舆论戏称为柯文哲八年5万户的“加长版”。而国民党之前由洪秀柱所提出的公民住宅政策版本显得大胆，强调五年之后，在合理的通勤范围内，让人人买得起的房子，朱立伦取而代之后，至今还未提出更新的主张。亲民党的宋楚瑜也不遑多让，宋楚瑜以其政治资历提出建言，应将土地还给人民，他也表示，应让年轻人可以在合理的价位上，租到合适的房屋。

三党候选人谈居住正义，像是比赛写作能力，支票先开了再说。只是，这一张最便宜的选票，在选后，它却成了一张最昂贵的选票。看看去年走马上任的“六都”首长吧，个个背着区内百姓的居住重任，头顶着钢盔进入市议会，随时准备挨哄，不难看出这张选票有多贵了。

聚集高人气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选举期间开出的重要居住支票，就是在他首届任期内兴建完成2万5千户社会住宅，任期拉长至八年，则完成5万户。首先，柯P面对的是这2万5千户社会住宅的土地从哪里来？再者，为数可观的社会住宅会对周围房价带来多大的冲击，会不会不明说打房，却造成打房事实？他还没来得及找出答案，在捷运联开宅转作社会住宅的作法，已被自己打脸，高达新台币三万元的联开宅租金，岂是一般人租得起的？于是，他硬着头皮改称：捷运联开宅改租为售。

其他新科五都首长，像是桃园市长郑文灿、台中市长林佳龙，日子也都不好过，为兑现在选举期间声嘶力竭开出的兴建社会住宅支票，四处奔波找地。

选举期间开支票，未尝不是政党包装政治人物急于任事的表现，数字管理也不是坏事；但要问的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方法在哪里？是否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中间的路障有哪些？如何移除？

2016年无论台湾地区领导人大位谁来做，都得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