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照汗青——宝岛五十载抗日记
台湾苗栗县头份镇，徐骧纪念公园，地方文史工作者徐沐兰讲述着先烈的抗日事迹。其时阴雨霏霏，路旁的凤凰木落下被雨滴沾湿的花朵，如热血般殷红。
“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徐骧阵亡前发出的豪言，被印刻在故乡为他建造的公园里，供后人缅怀凭吊。
距离徐骧牺牲已过去整整120年。在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寻访宝岛抗日史迹，走访台湾抗日志士后裔及专家学者，期盼更多的人“看见台湾”——看见五十载不曾片刻停止抗日的台湾，看见那些碧血丹心的美丽的台湾人。
不做亡国奴：气壮山河的武装抗日
1895年4月，清政府甲午战败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消息传到宝岛，民众激愤，“若午夜暴闻惊雷，骇无人色，奔相走告，聚集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若无天地”。
台湾东北角海岸，盐寮海滨公园内矗立着一座抗日纪念碑。这里是1895年日军登陆台湾本岛的第一站，更标注下台湾半世纪抗日史的起点。
史载，日军进逼台湾时，听闻岛内军民决议死守，船只在外海徘徊，见淡水、基隆等地炮台戒备，于是选定兵力不足的盐寮海滩登陆。其时，侵略者并未料到将要面对的抵抗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持久。
“1895年日军兵临台湾，从北到南，4个半月里，遭到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台湾人民奋起抗击，宝岛军民阵亡超过14000人。”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说，“他们何尝不知难敌拥有现代装备的日军，但仍以死相搏，‘乙未之战’真可谓气壮山河！”
徐骧生于1860年，18岁举秀才，文武双全，在地方颇有声望。日军犯台，他散尽家产，组织抗日义军。如今的纪念公园里，一座台湾浮雕地图标记着徐骧转战南北的抗日足迹。英雄的生命，最终在1895年8月台南曾文溪一役划下句点。
“不守此地台湾必亡，我不愿生还中原。”徐骧的心声，是当时台湾民众共同的呐喊。
位于台湾南部的屏东县佳冬乡，一座五堂宅院记载了一页台湾同胞悲壮的抗日史事。
1895年10月，日军第二师团18000人于屏东枋寮登陆，兵发三路进攻。佳冬望族萧光明领导乡勇及“黑旗军”将士协同，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
萧家后人萧开平告诉记者，双方的武器质量与人员数量比例悬殊，义军不少人拿的是木棍绑菜刀，却毫无惧色，英勇抗敌。萧光明次子萧升祥在战斗中阵亡，三子萧月祥受重伤后不久去世。
1895年8月，抗日军民与日寇在彰化八卦山展开大会战。这场台湾抗日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持续数昼夜，日军统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炮击重伤，日军少将山根信成被击毙。因战力相差悬殊，反抗军最终不敌，牺牲者达四五千人。
时间过去两个甲子，八卦山上一处古树荫翳之中，一门古炮指向大肚溪，侧后方一座不大的祠堂里供奉着当年保台卫国将士的英灵。1965年，人们在此地发掘出679具骨骸，经认定正是八卦山战役牺牲的抗日烈士。
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后，实施包括“清乡”、“三光”在内的高压统治。然而，在遭受残酷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同胞的反抗从未止息，牺牲逾65万人之巨。回顾历史，血迹斑斑：
1896年1月，抗日民众攻进台北，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一度收复台北至淡水一线。日军镇压起义后，在北部进行报复性“大扫荡”。
1897年5月8日，是《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同胞选定中国国籍的最后期限，简大狮率6000余人袭击台北，次年2月又率众在北部山区与日军激战数日。
1898年底，林少猫在南部率领3000余人袭击日寇，4年后这位抗日领袖被殖民者诱杀。
1914年6月，日本在台总督佐久间亲率万余军警进攻太鲁阁，当地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奋勇迎敌，苦战90天，毙伤日军300余人，佐久间坠崖身亡。
1915年5月，余清芳等率领数千民众在台南起义，后被日军镇压，超过千人被日寇判处死刑。
1930年10月，莫那·鲁道领导雾社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史称为“雾社事件”。日本殖民当局调派军警超过6000人进行镇压，甚至使用毒气弹攻击，出动飞机轰炸。起义者共有343人战死，包括莫那·鲁道本人在内有296人自杀身亡。
……
新北市树新路，俊英街口，一株老树荫下，石碑竖立，上书：“乙未抗日先烈树林十三公之墓”。碑前，香烟袅袅，不知谁人来祭。
这里葬着120年前以寡敌众的13位抗日英烈。据碑志记载，1945年台湾光复，当地镇长应里人要求，改造十三公荒冢，而后每年举行祭礼。
碑座上有隶书题字：“精神不死”。台湾史学者戚嘉林说：“回首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历史，我们就理解当时台湾人九死一生抗击外敌的原动力是强烈的爱国、爱乡意识。我们应该让这段被埋没、淡忘的真实历史，为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
不灭民族魂：坚韧不拔的非武装抗日
台中雾峰乡下，一座沉寂的古宅，古朴却不失华美的福州式戏台，早已不见生旦净末粉墨登场。推开大花厅的高门，一副楹联映入眼帘：“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
沧海百年，人们或许记得“雾峰林家”在此商议抗日大计的往事，却不多人知晓，台湾抗日领袖林朝栋之子林子佩就是坐在这幅楹联的前面，面对前来拜访的日本殖民者。
“当时，林子佩才19岁，他拒绝和日本人对话，是何等的胆魄。可惜，他隔年就病死了，有一种说法是被日本人下毒害的。”林家后人林光辉说。
日本殖民台湾期间，“雾峰林家”留在岛内的子嗣深怀国仇家恨，投入非武装反日斗争者不乏其人，代表人物有一生不说日语、不着和服的林献堂，还有创办“栎社”、以诗文存留民族文化薪火的林朝崧、林幼春等。
“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林家后人林义德拿出自己手书的扇面赠与记者，其上便是林朝崧的诗作。1901年，这位晚清秀才与诗友组成“栎社”，他的诗作多描述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文人苦闷的心境和对祖国的思慕。
台湾学者王晓波汇编的史料专著中记载，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所编《警察沿革志》将台胞非武装反日运动称为“台湾社会运动”，其总序言中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这是台湾同胞民族主义的重要启蒙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洪元煌、林幼春等人。在该协会影响下，台湾各地青年相继组织各类文化团体。
王晓波指出，台湾文化协会是岛内知识分子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实际行动，不仅开展文化演讲，还举办读报社、开设书店，以各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大陆的信息。日本殖民当局对该协会持续扩大的影响感到恐慌，不断进行干涉和破坏，并在1931年强制取缔。
1924至1925年，台湾发生所谓“治警事件”，台湾文化协会领导人蒋渭水、陈逢源、蔡培火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法庭上，陈逢源慷慨陈辞：“若要排斥中华的文化，人民必起反抗心。”
“姓名：台湾岛
年龄：移籍现辖已27岁
原籍：大清帝国台湾省
现辖：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
遗传：明显具有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统……”
这是蒋渭水1921年为“患者台湾”开的一张诊断书，意味深长，表达了台湾反日志士乃至全体台湾同胞“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日本殖民当局所编《警察沿革志》记载，台湾文化协会人士心中认为中国是祖国，希望将来祖国雄飞世界，深信台湾会回归祖国。”戚嘉林说，到“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已统治台湾42年，日本特务秘密调查发现，广大台湾基层民众称中国为祖国，报告呈送东京本部，结语是台湾人未受皇民化影响的程度“令人心寒”。
满腔救国志：义无反顾奔赴大陆抗战
“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台湾孙中山史迹馆里陈列着一份北大台湾学生洪炎秋撰写于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的挽联。
饱受日本殖民压迫之苦的台湾同胞深知，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民族。“若要救台湾，非先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20世纪初出版的《台湾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道出了台湾儿女投身民族救亡图强洪流的心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我祖父林祖密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清政府垮台了，台湾复归祖国有望了。”林光辉说。
隔年冬天，罗福星受孙中山委派，秘密来到台湾成立同盟会支部，组织进行地下抗日运动。1913年12月，日警在全台大搜捕，罗福星等921名革命志士被捕，包括罗在内有200余人被杀害。
罗福星牺牲时年仅28岁，其墓现位于苗栗县大湖乡，当地民众为他建立了纪念馆。“虽然罗福星不是当地人，但他带领我们的乡亲参加抗日、从容就义，那种民族大义值得后人纪念。”大湖乡乡长胡娘妹对记者说。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台湾抗日志士丘逢甲的的诗句，表达了台湾同胞面对“甲午之殇”的悲愤之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这位爱国诗人的长子丘念台在广东成立东区服务队，辅助政府动员人民长期对日抗战。这支队伍吸引了许多台湾青年跨海而来，其中一位叫萧道应，他是1895年在屏东领导抗日的萧光明的孙子。
生在殖民地，学生时代的萧道应备受日本人歧视、欺侮，反日思想强烈。1940年，萧道应与妻子一同潜返大陆，投身抗战，直至台湾光复后才回到故乡。
林祖密之子林正亨1935年回到大陆，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踏上了抗日战场。1944年，他告别怀有身孕的妻子，参加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
次年一次战役中，他与战友追击日军，展开肉搏战，身中16处刀伤，虽活了下来，却落下残疾。抗战胜利后，林正亨在给远在台湾的母亲的信中写道：“台湾光复，父亲生平遗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今天新北市芦洲区的高楼大厦中，有一片格局方正、石墙砖柱的中式古厝，这里是台湾抗日将领李友邦的故居。踏入庭院，可见李友邦与夫人严秀峰的铜像，黑石基座上书两个红色大字“复疆”。将军之子李力群对记者说：“‘疆’就是指台湾。”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中，有5万多名台湾爱国志士回到大陆投身抗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友邦将军及其创办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1906年生于台湾，祖父李树华曾在清朝为官，因不满清廷割台而愤然弃官。生在这样的家庭，李友邦从小就对日本殖民统治感到不满。1920年代初，他多次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通缉而避走大陆。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筹组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这两个组织活跃在浙闽抗日前线，逐渐成为具有正规军编制的台胞抗日队伍。
记者在台北见到已经87岁高龄的曾东升老人，他找出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在台湾少年团的抗日青春记忆。
“你看看这张，我们在练习唱歌。”曾东升一脸兴奋。加入台湾少年团时，他年仅13岁。
曾东升告诉记者，少年团除配合前线进行对敌日语广播、慰问抗战将士、服务伤员之外，还在后方宣传动员广大同胞积极参与抗日。“那时，我们演出的话剧《台湾小主人》最受欢迎，讲的是一个受到日本人欺负的台湾小朋友怎样走上抗日道路的。”
“抗战中，我们台湾的孩子们也没有缺席！”老人说。
戚嘉林告诉记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全岛民众欢欣喜悦，热烈庆祝，人们在街头巷尾燃放鞭炮，还在门前贴上庆祝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的对联，并自发组织起来学习中文。“抗战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参与的反侵略战争，台湾同胞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展现的爱国精神应当被永远铭记，而不容任何人歪曲、湮灭。”他说。
“台湾人民的抗日精神就是爱国、爱乡、爱民，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始终不忘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台湾后代子弟不能忘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要记取几代台湾人对祖国、民族的热爱。”萧开平站在祖先抗日殒身的原址上如是说。(记者陈键兴、孟昭丽、曹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