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他们组织抗战团体，有浙江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福州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许多人加入国民党，奔赴抗日前线。

在重庆的台籍志士人数渐多，组织涣散。1941年2月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决定，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成立宣言：“吾人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固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台籍志士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积极从事抗日斗争，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使国统区台籍人士组建的多个小组织统一起来，凝成合力，将台湾的解放与祖国抗战的胜利紧密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台籍志士抗日斗争的正规化与组织化。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国民政府中的许多高层人士参加。林友鹏呼吁，“台湾同胞为一远离母怀之孤儿，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归怀抱，祖国之同胞，犹忍坐视不舒一臂助乎？”黄少谷、丁超五、宋渊源、林作民等人一致认为，大陆民众过去对台湾情形隔膜，今后应该加紧宣传，使民众皆知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后，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东北四省的省政府机构。谢南光等人援引此例，认为台湾为中国的一行省，国民政府已公开对日宣战并宣示收复台湾，因此，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或类似机构，起用台籍志士，为收复台湾做准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学界有人提出战后由联合国托管台湾，来试探中国人民的反应。

台湾不是无主之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任人摆布。日本的残暴统治无法泯灭广大台胞心向祖国的赤子情怀。台籍志士对“台湾归国际共管”极感愤激，致函美国各界，反对国际共管，阐明台湾人民的态度，纠正国际上的谬论。

1943年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台湾一日不能获得民族自由解放，则台湾革命将无止期，台湾革命倘无终止之日，则东亚已无和平可言，遑论世界和平，本会深望世界有识之士，为使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台籍志士代表台湾600余万人民，强烈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的论调，要求国民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1945年春，收复台湾在即，台籍志士纷纷上书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要求承担接收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台籍志士谢东闵等提《拟请中央统一和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今台湾光复在迩，发展本党实力尤为急切要图，谨就管见条举办法如左：(一)欲扩大党之组织，宜先放宽尺度，洞开门户，以便延揽台人才，充实党之干部，庶人地熟悉有利于工作之进行。”

8月底，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组，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长，李万居为政治组长，庄希泉为经济组长，宋斐如为文化组长。并致函国民党中央，请予核备。

针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都有吸纳台籍志士参与复台工作的共识，蒋介石希望陈仪接收台湾，应注意吸纳台籍志士，如谢南光、宋斐如。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主持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工作。

台湾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大的断层。面对一个未曾组织经营过、无草根基础的社会，陈仪吸纳一批台籍志士，参加了接收与重建工作。台籍志士李友邦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任。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官公署参事兼代台北县县长，谢挣强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曾溪水任台南市区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

台籍志士在台湾同胞与大陆来台的军公教人员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尽量化解隔阂，增进了解，共建祖国的宝岛。台湾接收与重建工作任务艰巨，凝聚了一批台籍志士的心血。(作者：褚静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