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庆安副县长该撤，但基层政权不应输

董国生（资料图）

黑龙江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12日被宣布停职，处罚原因是他存在户籍年龄、学历造假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本月初在庆安火车站，一中年男子因涉嫌对抗执法被民警开枪击毙，董国生在事发第二天代表官方看望受伤民警，肯定了他“在负伤情况下坚持与歹徒搏斗的行为”。董因此成为部分网民的攻击目标，遭到“人肉”，他的个人问题逐渐曝光。

网上对董被停职一片欢呼声。12日的相关消息说，被击毙者的家属已经拒绝之前的调解方案，多名外地赶来的律师站到他们的身后，帮助重新整理向官方提出的要求。

同在12日，庆安县一名检察官实名举报该县检察长“违规使用公车”，以及该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被举报涉嫌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玩忽职守”的事情在网络上走热，庆安县有面临“全面揭盖子”的迹象。这再次证明了，当全国的网络力量集中对付一个小地方涉官的争议事件时，基层政府很容易被“攻破”，或出现连锁反应。

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在迅速觉醒，这一表现在互联网上尤其突出。经过这些年的锤炼，中国高层管理机构的表现应当说越来越敏锐，逐渐适应了网络舆论的“挑剔”，应对能力渐趋匹配。但在基层，能力的缺陷相当普遍，而且基层面对事情时，往往不像高层有回旋空间，因此常以“大事化小”为第一目标。但很多小地方的“实际”一旦被网上舆论盯上，很难过得了关。

庆安县从一开始就肯定警察开枪的正当性，但据媒体披露又给被击毙者20万元“补偿金”，类似明显矛盾的做法过去在基层常有平息事态的“实际功效”。但网上舆论扣它一顶“不依法治国”的帽子，是有道理的。

法治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基层人才的培养就是不可绕过的浩大工程之一。而且法治的能力包括官民两个层面，各地基层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官民的相关能力往往是“统一的”和“互为条件的”，这种情况下也许很难要求一方单独向前走得很远。

出了事情后，那名副县长去看望受伤警察，显然是职务行为，他说的话基本属于这种场景下的一般性说法。但是他和该县都没意识到这件事的高度敏感性和巨大舆论风险，他们没有面对全国性网上力量拷问的任何思想准备。

因此他们一开始“想说什么说什么”，之后又吓得几乎“一句话都不敢说”。这个小县的警察机关和政府不仅自己一败涂地，还牵连了全国基层警方和政府的形象。

实际上，调查警察开枪是否正当是件很复杂的事，需要比普通人所认为的多得多的时间。看看美国出现这种争议时，调查往往一“拖”几个月甚至几年，就明白了。舆论一直质问为什么不公开车站的视频，而据了解，由于冲突双方不断移动位置，场景由多个不同位置的摄像头记录，如何整理并公布这些视频，存在巨大编辑空间，很容易引起额外争论。

也许我们还是应当相信官方正在进行中调查的严肃性，有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有舆论的强大压力，全面调查导致不准确结果的可能性，一定会大大小于各方具体利益相关者描述事件与事实存在差距的可能性。

那名副县长个人品行不过硬而落马，这是他的个人悲剧。但如果把他的代价当成对基层官员职务行为的报复，形成对他们的“恐吓”，这不符合全社会的利益。就像无论整个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都不应让全国基层警察今后该开枪时也不敢开枪一样，舆论应当从这件事中剥离出此归此、彼归彼的层次。

所有有错者都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基层政权不应成为输家。这就是我们对庆安警察开枪事件得到最终公正处理并引起各方反思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