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不应对楼继伟清华发言过度引申

财政部长楼继伟4月24日参加清华经管学院的一个论坛时讲了一番话，在互联网上激起轩然大波，直到现在未能平息。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谈一些看法。

楼继伟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中国下大力气进行结构改革和调整，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同时中国面临着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他总结道，“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楼继伟似乎表达了一些可被一些人理解成“悲观的”看法，但他的核心意思更像是想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让听他发言的人支持三中、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

中国该如何改革，楼继伟提了5个方面，其中一个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业化过程中人员成本的过快增长。比如他提出不要总有“战争思维”，可以增加粮食进口，解放更多农民生产力。他还对《劳动合同法》的“超前”而带来的负面效果提出异议。这些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楼继伟的这些谈话较“官方正式观点”似乎“比较放得开”，“个人色彩”较浓。问题首先涉及，他有着很难淡化的身份，他“个人想法”和“官方想法”之间的区别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模糊的。这种情况下，他作为清华校友和该校兼职教授，是否还可以在该校的特定范围内说一些这样的话，做些有学术意义的讨论呢？

中国官员总体上都很低调、谨慎，公众对一些官员的“照本宣科”通常不喜欢。但实际上，舆论对官员“张开嘴巴”也相当不适应，这些日子很多楼继伟讲话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像是把这件事“政论化”了。

平等对话和讨论对于形成改革共识有重要意义。如果官员也能参与围绕中国经济的学术讨论，显然会提高这种讨论的质量。但现实总有很多“复杂性”，官员谈话很容易引起比普通学者谈话多得多的联想和引申。不仅仅中国这样，在西方官员们说话也会受到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只是各国的程度不同罢了。

中国的这种实际限制看来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大得多。我们过去往往只注意官方的“僵化”，以现在的情形，很难说舆论场和官方哪一边的“敏感”更多。总体上说，中国现在就重大问题“深入讨论”的环境很不成熟，争论的方向很容易从命题本身转移到说话者的“身份”“背景”以及“目的”“用心”上。

就这种局面发哀叹是没用的，需要有一些艰难的磨合对情况做出改变。楼在清华的发言流传到网上不过一周时间，其对推动改革的利弊效果尚有待观察。就今天这个时间点来说，也许不急于做结论，给事情留一些自我证明恰当与否的空间，是更合适的选择。

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社会保持信心十分重要。但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应当如何支持、维护它，也是值得探讨的。只说经济好的方面，对问题尽可能淡化、回避，这样做在互联网时代能不能有好结果，目前的支持性论据并不多。

改革开放时代需要有大量措施出台，但解放思想、让社会保持正当争论的活跃度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的出发点是建设性的，对国家有宪法意义上的忠诚，他表达观点时本不应有太多忌讳，社会也应给他阐述“个人看法”的空间。当然职位越高，受的限制难免自然增多，但对大多数官员来说，这样的空间至少不应是零。

理想归理想，现实难免很不规整，经常暗流涌动。但社会的主张还是应当朝向更加理想的方向，而不应下力气在非理想的方向构筑据点，与一些改革开放的基础性铺垫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