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新常态”下，社会定力弥足珍贵

曹和平

中国经济处在结构转型的青春期。比如，当经济从8.5%-11.5%的超高速增长区间向6.5%-8.5%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过渡时，其核心是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结构脆弱需要强筋固本的调整。

这就好像一个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少儿向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过渡时，身体骨骼和各种系统的协调会出现诸多问题一样，虽然每年身体增高好几厘米，但常常有系统不适、行为失范的异常反应。有经验的父母在这一时期对其常常是呵护而不是斥责，聪明的决策往往是容忍而不是激化矛盾。

中国经济刚迈进人均收入6000-15000美元的中高收入段，处在经济结构变革的高速期。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先驱们在总结这一特征时，称其为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考验：过渡得好，进入发达收入阶段;过渡不好，迟滞二三十年，甚至永远停滞。

为了使上述观点上升到理论，发展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了基尼系数概念。当该系数达到0.50时，收入分配最不公平;当这个数字小于0.37时，较为公平。发展经济学家还发现，在人均收入从6000美元向15000美元过渡阶段，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社会忍容度不同的经济体，度过这一阶段的顺利程度也不同。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收入起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体相同，同期俄罗斯人遇到的转型灾难比乌克兰人更为严重，但是，俄罗斯人在三次大的灾难中基本团结，比乌克兰人更成功地渡过了难关。

社会容忍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动员得好，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就比较容易，动员不好，则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国也站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上，社会思想的发散异常高，人们经常在同一观点上分为极端的两派。比如，在对待反腐的问题上，有些人赞扬进步，有些人惊骇问题之严重。再比如，在对待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上，很多人基于过往经验，对国家发展信心满满，但部分人对前景持有负面设想。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考虑到今年经济减速有过去几年宏观管理的主动“调减”因素，考虑到中国是个产业链全覆盖的超大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中国文化多元性内涵的包容力量和超长历史延续形成的独特管理基因，类似经济前景悲观的概率很低。这时，社会容忍度形成的心理定力显然是一种可贵的公共资源。

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社会忍容度需要依靠政府来动员，更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责任和义务。(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