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多·乌尔夫科特：西方大报记者，如何被收买操纵

2014年“今日俄罗斯”对乌尔夫科特的采访

我当记者到目前为止，差不多25年了（法兰克福汇报）。我被教导去对社会撒谎、背叛公众以及隐瞒真相。但是，我在过去几个月内看到，德国和美国的媒体撒谎，试图要把欧洲和俄罗斯卷入战争中，这是一条不归路。我现在站出来坦诚，过去（当记者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通过媒体操纵民意、舆论宣传丑化俄罗斯。我同事们以往至今所做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收受贿赂，背叛了老百姓，不仅是德国的老百姓，还有欧洲各国。

我写这本书（《被收买的记者》），是因为我害怕欧洲要爆发新的战争。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因为战争永远不会自然发生，总是有人在背后捣鼓推动。这里面不仅有政客操弄，记者也脱不了干系。我在书里揭露了过去以来是如何只为了煽动战争而欺骗公众，因为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宣传。

我们生活在一个“香蕉共和国”里，而不是在一个有新闻自由和人权的民主国家。如果你观察德国媒体，尤其是我的同事们，（就会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发布针对俄罗斯的文章。他们都属于跨大西洋组织，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像我这样的人，被认为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荣誉公民。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我过去写了很多亲美文章，所以我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撑腰。那是因为我表现得像个亲美派。但我受够了这些，不愿再做下去了。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不是为了赚钱。相反，这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只想让这个国家、德国、欧洲和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些谎言的背后是什么。

没错，有很多例子，若我们回溯历史。若你回顾一下1988年的新闻，你会发现在1988年3月的档案中，在伊拉克有很多库尔德人被毒气毒死。这条新闻当时在世界上是众所周知的。但在1988年7月，他们把我送到一个叫库贝得的镇子，在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当时两伊正在交战，我被派到那里拍摄伊朗人如何被毒气毒死，被德国制造的沙林毒气毒死的画面。毒气扔向他们，而我站在那里拍照，拍这些人如何被德国毒气杀死。

但当我回到德国，报纸上只是发了一张小照片和一篇短文，登在《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没有关于血腥残暴、惨无人道的报道。这发生在二战的几十年之后，德国产的毒气还在杀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我被派到战场上记录真实的历史，但却不能把背后的真相揭露出来。直至近日，德国产的毒气导致库贝得的许多人被害死，这些事人们仍不知情。

你问我当时为情报机构做了哪些事？真相是，大多数在国外自称记者的人也许是欧洲或美国的记者，但其中大部分的人跟我过去一样，被美方称为“非官方的卧底”。这就意味着，你是为情报部门工作。如果他们想让你做事，你才有机会效命。但是，如果你被发现不光是个记者，还是个间谍，而被抓走后，他们将永远、绝对不会承认你是他们的人。这就是“非官方卧底”的意思。

我曾经好几次为他们做事，现在也深感羞愧。我为非常知名的报纸工作，像是《法兰克福汇报》，因为我被财阀收买了，被美国人收买了，目的是为了隐瞒真相。

刚才，在开车来采访的路上，我在车里想：若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写一篇亲俄的文章会怎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都被教导出来，要写亲欧、亲美的东西。**拜托，才不是写什么亲俄的东西。所以我对此感到很抱歉。这不是我理解的民主和新闻自由。为此深感歉意。

近日流传的采访视频截图

某种程度上，德国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你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像多数人都不希望在我们国家布置核武器，但美国的核武器仍设在这里。因此，我们还是美国人的某种殖民地。

作为一个殖民地，年轻的记者是很容易拉拢的。中间的机构很重要，这是一些跨大西洋的国际组织。所有德国的大报、知名杂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或客人。在这些跨大西洋国际组织中，你会被拉拢成亲美派。

但不会有人直接朝你走过来，对你说：“我们是中情局的，你愿意为我们效力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组织会做的是邀请你去美国参观、包办你在美国的所有开销。这样你就被收买了。**你在腐败里越陷越深，因为他们给你搭建起很好的人脉。你不会知道的是，那些人脉是中情局或其他美国机构的官方员工或者“非官方卧底”。你会和他们成为朋友，你会把他们当作朋友，并与他们合作。他们会问你：“在这件事、那件事上能不能帮个忙？”所以你会一步步被这些家伙洗脑。

刚才你的问题是：只是德国记者遇到这种情况吗？不，我认为英国记者更是如此，因为英美之间关系更密切。以色列也更是这样。当然还有法国记者，不过只是一部分，没有像德国或英国记者那么高的比例。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的记者也是。当然，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比如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像约旦、阿曼。

你会发现，那些自称是知名记者的人，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背后，就会发现是中情局的傀儡。

有时候，情报局（的人）会来到你的办公室，要你写一篇文章。我给你个例子，不是发生在陌生人或其他记者身上的事，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德国联邦情报局，这是中情局的姐妹单位，由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他们的人有一天来到了我《法兰克福汇报》的办公室。他们要我写一篇关于利比亚和卡扎菲上校的文章，可我没有一丝关于这两者的秘密材料。但**他们给我所有的秘密材料，只是想让我在文章上签名。**我照做了，文章发表在了《法兰克福汇报》上。可原作其实来自德国联邦情报局。所以，你真的认为这就是新闻业？由情报机构来写报道？

那篇文章我已经复印了一部分，摘录在我的书里。这篇文章是关于利比亚、卡扎菲如何偷偷设法建造一个毒气厂，我想名字是叫“Interrupter”。我得到了所有的信息。这个故事两天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版。但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情报机构要我写这篇文章。但这不是新闻工作的方式，情报机构决定要刊登什么、不刊登什么。

如果我拒绝了会怎么样？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有一个救援队，配有处理交通事故的直升机。他们把自己称为“黄色天使”。曾经有一个人不愿配合，他曾是“黄色天使”的直升机驾驶员。当德国联邦情报局拉拢他，想让他以“黄色天使”的身份为掩护，成为“非官方卧底”为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时，他拒绝了。后来，他失去了工作。德国法院的法官判定，情报局是对的，因为这个人不值得信任。他被炒了鱿鱼，因为拒绝与德国联邦情报局合作。所以我知道如果我拒绝合作的话会发生什么。

我的房子被搜查了六次，因为受到了检察官的指控。德国检察官指控我泄露国家机密。我有了六次房屋被搜查的经历。他们希望我不要再这么做。但我觉得，为了真相有一天能展现，这些是值得的。真相不会消失，而我不在意我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我心脏病已经发作过三次，我没有孩子，所以如果他们想把我带入法庭或监狱，只要是为了真相，这些都是值得的。

《被收买的记者》节选编译：阿曼通过奢华旅行大规模收买德国主流媒体记者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老赵 编译

严肃的《法兰克福汇报》也会有记者收受贿赂吗？您难道不相信？维尔纳·斯图尔贝克——《法兰克福汇报》驻杜塞尔多夫记者，于2012年接受蒂森·克虏伯的贿赂，这一消息出现在科隆地方法院的庭审上。然而他在向《法兰克福汇报》提交的正式个人简历中，却对此事只字未提。

2012年8月3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经济版的一篇文章《蒂森·克虏伯的另一面》，就是斯图尔贝克为蒂森·克虏伯效力的证明。《法兰克福汇报》就这样为蒂森·克虏伯卖了一回身。在此前的7月，维尔纳·斯图尔贝克乘坐蒂森·克虏伯的公司专机飞往慕尼黑，从那里转乘汉莎航空的头等舱飞往北京。在中国的五天里，他住在北京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饭店、上海浦东的利茨卡尔顿、南京的索菲特银河——不花一分钱。

所有费用均由蒂森·克虏伯承担。他们期待的只是一份赞许有加的记者评论。《法兰克福汇报》单在旅行支出这一项就为其支付了15000欧元。斯图尔贝克在之后撰写的那篇文章中，对此只字未提，全然无视德国媒体理事会对此类旅行邀请的有关规定。

很显然，《法兰克福汇报》越界了，而且还经常如此。关键的是，付费的读者并不知内情。在本书后边的一章《喜欢被人宠着：这样就能让媒体听话》中，我还会提到更多不那么体面的事实。回顾斯图尔贝克的奢华旅行，《法兰克福汇报》也自知有错，承认说：接受蒂森克·虏伯的头等舱旅行是不正常的，是不合理的。

“不正常”？我只能对这个说法忍俊不禁。让我们首先近距离地看看典型奢华游的赞助商之一吧，《法兰克福汇报》过去可是对他一直大加宣扬的。

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来自阿曼的神秘国王卡布斯，到底为《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们赞助了多少次奢华游，这个我不太清楚。“亿万富翁、有教养的独裁者”，不仅美国的CBS新闻台如此称呼这个在阿曼大权在握的人，伦敦《卫报》也这样说。《世界日报》称他为世界上最亲切的独裁者。他是美国提供官方支持的少数独裁者之一。但独裁者就是独裁者。一家有名望的报纸可以允许受邀于一位独裁者吗？《法兰克福汇报》的高管阶层一直为他的员工们接受来自这位独裁者的奢华邀请，且十分乐意。我会在下文详细描述。

现在，一位普通读者可能会获得完全错误的印象。他会想：哈，不过就是有人为一名记者付费旅行嘛。可是，对阿曼这个国家而言，上面的例子比起下面我要谈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事实是：这个人作为《法兰克福汇报》的贵宾被邀请至阿曼，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该国的经济大佬或上流阶层负担。在机场，国王的侍从人员迎候这位客人——不过是一名普通记者而已，极尽热情慷慨之能事，通过各种仪式，还有仪仗队什么的，之后他就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普通记者了，而是像模像样的贵宾，且重要得不得了。

还要说明的是，这种特殊待遇不仅仅在异国情调的阿曼如此，记者们经常还会在别的地方遭遇到这样的盛况，特别是来自“主流媒体”的记者。

回到阿曼：机场上还静候着带司机和翻译的豪华轿车，特地为本次旅行准备。这位客人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搞定一切。亿万富翁、独裁者卡布斯国王支付所有费用。

有一次，我受《法兰克福汇报》派遣，由阿曼赞助，住在当地一家有着旖旎海岸线的五星级豪华酒店阿尔布斯坦宫。就在那里的酒吧，我遇见了演员迪特·克莱伯斯(他于2000年辞世)。我们便攀谈了起来。

他非常惊讶，一个德国记者居然可以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店。他的两个儿子莫里茨和提尔正在该酒店上潜水课，由国际知名的专业潜水教练协会认证。他抱怨道，那位希腊裔教练杰森·埃罗杜托简直贵得离谱。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潜水课程安排已经放在客房了。国王会为此付钱的，他甚至为我支付了该协会认证的救生潜水员培训课，由私人定制的杰森·埃罗杜托本人授课。他付好了一切，从梦幻旅行到房间里的角角落落。从出发前要洗的脏衣服、纪念品店的明信片、从酒店打往编辑部的高额电话费到豪华餐厅消费。在这个国家，这就是接待王室客人的惯例。那些陪同人员就是这么说的。

我那时既单纯又愚笨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当然我也就腐败了，就是这样被引诱着进了圈套。当然，即便我现在全部坦白出来也不能纠正原来做过的错事，但是可以成为对他人的警告。

阿尔布斯坦宫，图片来源：hotel.com

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结果：谁接受了那辆带着司机和翻译的豪华轿车，谁就会假装成富豪，接受豪车和邀请，当然也就永远在人家的掌控之中。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阿曼的独裁者拥有庞大的安全事务网络）和信息部长，兼任安全局局长，一直对记者的每个行踪都了如指掌。他们控制谈话对象及他们对本国的想法。他们知道，这些人和谁通过电话。

当然通过这样的旅行，没有人会不满意或说什么反对的话。一路上都由安全局局长的人陪同，这个国家每一个普通公民都会一眼认出他们来。翻开任何一份当地报纸，上面都只有对国王的溢美之词。媒体自然也归国王所有。新闻就这样被制造出来。

对德国使馆来说也是如此，外交官们可不愿冒那个险，就因为《法兰克福汇报》上某个带刺儿的句子而被那个国家驱逐出境。只要你睁一眼闭一眼，就还可以在那里乐不思蜀。当然他们也清楚，在生意上阿曼人是被优先照顾的。在阿曼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二等公民，而外国人并不仅指从印度半岛来的打工者。当然，在这个独裁者的国家里也存在人权侵害，只不过被我和许多其他记者们美化了而已。

五星级豪车、五星级套房、蓝天碧海、完美的度假心情：这就是被美化了的现实，其它的一切都被隐去了，我曾经意识到这一点。其他来自德语区的人也是这么做的，接受国王的旅行邀请并为他做公关。但是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

有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他幼年丧父，必须努力赚钱。分送报纸、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做工——只为能上大学，将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后来就中了大彩，还不用投进一分钱。慢着，不用花一分钱？你必须隐去你不愿看到的东西。虚假新闻就是这个彩票的大奖。我在第一次去阿曼旅行后，就对我的同事们说起了我的经历。不仅在《法兰克福汇报》，其他的同事们也想赢得这样的彩票。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朋友克劳斯·贝灵，时任德国媒体协会新闻部外事协调人。他曾为该协会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前往阿曼，并享用了极尽奢华的五星级待遇。我们一起从阿曼首都马斯科特飞往德国的旅程中，这个体面的记者在商务舱喝了不少酒，毫无顾忌地在其他乘客面前几次三番地呕吐。事后，他还认为让空姐为他收拾那堆秽物是理所应当。因为所有的账单都由国王支付。

前外交部长克劳斯·金科一定还记得与德国媒体协会的这位外联员糟糕的经历。一次，金科和该协会的贝灵与我乘一架德国空军飞机飞往中东做短暂访问。尽管金科对他一直很礼貌，有分寸地请他注意飞机上不允许吸烟，可是烟瘾极大的贝灵还是一支接一支地吸。金科肯定到今天仍会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因为在那架小飞机的机舱里是如何令人窒息。有些记者确实在受邀请的旅行中毫无底线可言。

想要从旅行邀请中得到些实惠的记者，在我看来，对阿曼都做了正面的而非中立的报导。除了我，还有克劳斯·迪特·弗兰克贝尔格。可是还有其他更多的来自《法兰克福汇报》之外的记者，也很想享受前往阿曼的旅行。具体地说，我不知道、也确定不了，我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前同事弗兰克贝尔格是不是接受了礼品。但他也同样在当地得到了舒适的五星级豪华招待，就跟我在阿曼作为国王的客人经历的那样。那时我们经常谈论这些事。当时，弗兰克贝尔格对此和我的看法一样，不认为这不合适，或者是“腐败的”。

我们当时在这些豪华旅行邀请函面前就像糖果店里的孩子，不知道先选哪个糖罐好。当然我们还是选了。那只是工作而已。没有人提出质疑。足球场上的中锋也不会说：“我要挣得比后卫少些，我觉得这不公平。”

那时我们在《法兰克福汇报》共事，生活在一个在我看来已经失去方向、价值已被毁坏的社会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可是我们还用报纸的大标题向一些人提倡这样的价值。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弗兰克贝尔格无疑也被揭露出来了，可他依然是《法兰克福汇报》外事部的主任。我们差不多同时于1986年开始在《法兰克福汇报》工作。

来自慕尼黑的一名学生写于2012年的本科毕业论文认为，弗兰克贝尔格的报导有极强的倾向性。以前我也这么做。事实上，我和他自1990年代起就接受阿曼付费的奢华游了。并且无需让我们的读者知道是谁为《法兰克福汇报》付了这笔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免费行程。那个人就是来自阿曼的卡布斯。

现在，该如何评价我和当时《法兰克福汇报》的外事部主任呢？是按上面提到的科隆的判决那样，认为我们过去关于阿曼的报导是受了“贿赂”？对此我必须声明：我是被收买的。我引火烧身。国王有他自己的交响乐团。他拥有你梦想得到的一切。在他庞大的铺着毛茸茸地毯的地下室里，摆放着来自全世界的豪华马车。一次，还有个人就和他一起坐在他的长沙发上。事实上，那些人都不过是他买来的奴仆。可是大家都不觉得自己只是个跑龙套的，而是一张巨大的权力之网的一部分。也因为这位亿万富翁国王给他们时间挥霍。

尽管卡布斯国王竭力营造出友好的气氛，但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美国外交部人权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对国王的指控包括妨碍法律、没有选举权。国王本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中都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明确地说，他就是个独裁者。在那份美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还指出，国家公务员也不允许公开国王的财务状况，警察亦不用拿到搜查令就可以私闯民宅。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已被滥用，以便让那些政府反对派和总是发表令人不爽文章的人闭嘴。

现在请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寻找那些相关报导吧，就是我们通过阿曼赞助的豪华游所撰写的。那些状况直至今天也没什么大的改观。诸如《法兰克福汇报》一类的报纸上只有那个微笑着的伟大国王，每个人都如此热爱他。回顾这一切，我只能说：一切都是政治上的游说、宣传和假情报。真的很难堪。

我们曾不管不顾地支持过这位残暴的独裁者。若是那时我们能真诚一些，就会把阿曼的很多侵害人权的事实公诸于众。可是因为国王通过豪华游把我们这帮外国记者都收买了，他便可以为所欲为。举一个例子：2014年7月两个阿曼的年轻人因为写博客而被捕：他们竟敢在网络上写阿曼发生的侵害人权的事儿。这两个年轻人直接被拘捕了，还不允许请律师。其中一个人被带到精神病院，因为他直接批评国王。这样的事情经年如此：谁开口，谁入狱。读者们如果现在知道，是谁在1990年代赞助了记者们的五星豪华游而换来正面报导，就会对我们撰写的关于阿曼的文章有新的解读。

与前面提到的科隆判决类似，《法兰克福汇报》不仅在壳牌这一事件上，而且在关于阿曼的报导上，是不是也可以说，卖了一次身呢？

还要说明的是，我的同事克劳斯·迪特·弗兰克贝尔格确实富有同情心，他喜抽烟、好美酒，我们只是想活得真实一些。我在1990年代也被阿曼“贿赂”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读者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去年是谁安排去往阿曼的旅行呢？还是和从前一样通过吕内特·寇默思和为阿曼设置的德国新闻办公室吗？岂不是重蹈覆辙？

1990年代，（“阿曼走在最正确的路上，正在成为阿拉伯世界引人注目之地”）弗兰克贝尔格第一次去阿曼，写下了“难以置信的阿曼成功史”，“平衡与理智之声”，为“阿曼的参议院”撰写的“热烈庆祝第二届大会召开”等报道。我与他都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工作，眼见他如何靠那个亿万富翁、独裁者资助的豪华游而越过那道看不见的底线。我也一样。反复提到阿曼，而它不过是在德国媒体中众多类似的事件之一。

现在像弗兰克贝尔格这样登顶媒体圈的人有没有把问题搞清了呢？也许是吧。因为在《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被豪华游收买的丑闻之后，也愿意做得“透明”一些。2011年《法兰克福汇报》新闻部总部的老板卡斯特·柯诺普对《媒体》杂志声称：“我们要对将来受邀的旅行做得透明。”由企业资助的汉莎头等舱与五星级酒店服务被曝光之后，柯诺普对新的“透明”表示：这不是暂时的措施，而是一个新的标准，现在就要执行。读者们应该注意，这样的透明措施仅仅施行在经济领域中被资助的旅行或邀请。

米歇尔·施鹏安是政治评论员，也曾是《科隆快讯》与《图片报》周日版的前主编，对这些慷慨的邀请和对待记者的特殊手段十分熟悉。他写道：

我与赫尔穆特·施密特（联邦德国前总理——观察者网注）的南美之行最后一站是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时它还由一个自称是社会民主党派执政。国事访问的最后一晚，施密特受邀至联邦海军教练舰“德国号”上。在那里我结识了执政党派的总书记。他邀请我多留几日了解这个国家。我便留下了，并于第二天一早被一辆军车接到机场。接下来的三天，陪同我的是一位外交部的人，很和善。他对我说，这几天我可以支配总统直升机。那三天，我们在那个国家开着带有总统标识的直升机到处飞，都是我喜欢的地方。所到之处都有上百人赶来，因为他们以为“总统”来了。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接受奢华资助的主流媒体记者们并不只限于《法兰克福汇报》。如果大家以为，我讲到的在阿曼的经历只是主流媒体中的个别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连记者们的上司也知道。在《你买通一个记者就行了》那一章我还会详细说明。

两种可能：上司们个人得到邀请，再把它们分给编辑部。这样一来，编辑们也知道内情了。要么就是编辑部得到邀请，但必须得到上司允许。这样的旅行必须得到上级的签字才行，哪怕只是因为保险起见的原因。旅行申请人必须说明要花费多少。如果在差旅费一栏只有去飞机场来回的费用，上司就会十分清楚，申请人接受了什么条件。在《法兰克福汇报》，我曾经的上司们就应允过很多这样的差旅申请，也不单单是为我签了字。

它也可以是一个大型工业企业或其他一个什么国家的名字。在这本书里阿曼只不过是腐败和被收买的记者事件中的一个同义词。可在当时看来对谁都有好处，是双赢。邀请人出钱，得到的可不是一篇用明显的“广告”字样打印出来的广告文案。不是的，他得到的是一份报纸上的正儿八经的文章。虽然现在看来那不过是被贿赂的报导，但却不会特别标识出来。而且出资人得到的通常不仅仅是一篇，而是一系列文章。单单看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值得。这当然要比起在一家“高大上的德文媒体”那里买广告要便宜多了。对记者来说就像中了头彩，只不过用几页纸就搞定了异国情调的豪华之旅。

为什么我要把这些写得如此详细， 并多次提到弗兰克贝尔格这个名字呢？因为我的这位前同事，现在的外事部主任正有权批准年轻编辑们的差旅申请。众所周知，那时《法兰克福汇报》的财务状况糟糕透顶，2013年官方公开的财务报告显示减少了830万欧元。自2014年起工资也没有增加（2013年的工资开销为867万欧元）。我警告他和过去的那些同事们，不要在那差旅邀请函上签名，尽管它们在当时是如此吸引我们。现在全都知道了，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对每位读者则意味着，他们还以为报纸上每一条付了费的信息都是百分百的事实呢。

另外，我还要爆料在德语媒体圈经历的不为外人知晓的事情：记者们去度假，也不忘了带上自己的妻子、情人，有时还有孩子。当然，也都是邀请人付费。即使只把国王邀请过的一帮人算上，也足够拍一部轰动的电视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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