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日韩慰安妇问题就这么和解了？别忘了……

12月2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会谈后达成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会谈结果以两位外交部长举行共同发布会的形式公布，但是双方都没有发布正式的书面协议，也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可见两国政府的谨慎小心，两位外交部长更是多次低头看稿，几乎是逐字逐句严格按照稿件发言。

日本表示日本“痛感责任”所在，因此日本政府决定从政府预算中一次性拨出10亿日元支援韩国方面设立的支援慰安妇的基金会。不同于先前的“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此次协议中成立的基金会将由韩国政府一手包办。岸田文雄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慰安妇问题在当时军部的参与下对众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造成严重伤害，日本政府痛感对此的责任”，并表示“安倍首相对慰安妇深受巨大的痛苦，蒙受身心上难以治愈的伤害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反省。”其遣词造句和“河野谈话”完全一致，并承认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参与。双方确认“慰安妇问题”在此以最终且不可逆的方式宣告解决了，并约定日后在国际社会中不再就慰安妇问题互相攻击。

尹炳世表示就当前树立在日本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少女雕像将会“与相关团体协商，往妥当解决的方向努力”。日本还强调日本政府有关1965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认为请求权的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的立场并无任何变化，表示只是对韩国的“下不为例”的特殊举措，希望断绝日后他国提出类似要求的可能性。

日本驻韩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雕像

一直以来，日本对慰安妇的战略是在不承认日本法律责任的范围内明确日本政府的责任，并以类似赔偿的方式补偿受害者。而韩国一贯主张由日本政府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并对受害者做出政府赔偿。在今年11月初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中，双方已经释出了一定的善意。尤其是韩国方面，在《产经新闻》首尔分局局长对韩国总统的损害名誉起诉的判决，以及宪法法院对《日韩请求权协定》是否违宪的判决中，两法院都接受了韩国外交部的部分要求，判日方无罪并以不受理的态度回避了违宪的判决。

两外长会谈的结果事后由两国的政府首脑以互相致电的形式得到再度确认。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日韩之间难解的心结就此告一段落了，但是日韩间的问题真的得到彻底解决了吗？

慰安妇是如何成为“问题”的

1942年，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的巴厘巴板，一位23岁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军需中尉面对的是一支三千士气低落、行为不端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军队“不久之后便开始出现了袭击原住民妇女和沉溺于赌博的状况。为了这些家伙，我煞费苦心，还为了他们建造了慰安所。”这位年轻的海军中尉还弄来四位当地妇女供军队“放松”，结果此举大获成功，解决了军队士气低落的问题。这位海军中尉略带自豪地夸耀自己掌握人心的能力和与年纪不相符的出色领导力。

这出自于《二十三岁指挥三千人的总指挥》，文章收录于1978年由文化放送开发中心出版的《永远的海军》（終りなき海軍）一书中，文中那位统领3000军队的23岁青年便是日后领导1亿日本人、于1982-1987年出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

1978年，中曾根康弘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回忆此事，并夸耀自己的“显耀成果”。此事对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似乎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但在30年后的2007年，中曾根在面对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的记者提问时完全否认此事，“并不记得在旧海军时代建造过慰安所”，并表示“这只是海军的职员休息和娱乐的场所”。

由中曾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慰安妇在战后的日本长期以来并未被视为“问题”，甚至在东京审判之中也没有涉及慰安妇问题。慰安妇成为问题与“吉田证言”密切相关。

1982年起，一位自称在二战期间担任“原山口县劳务报国会下关支部动员部长”的吉田清治（2000年去世）开始就日本军强行绑架朝鲜人慰安妇问题作证，并承认自己亲自参与了二战期间日本在韩国的济州岛由日本士兵进行的“慰安妇狩猎”并绑架了200名朝鲜女性的行动。1983年他的证言集结出版为《我的战争犯罪 朝鲜人强行绑架》一书。

不同于德军在战争期间曾被盟军意外缴获几百箱档案，提供了研究德军战争犯罪的大量直接证据，日军在战后乘着投降到盟军进驻之间的空白期，陆军大量焚毁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当时陆军省所在地的市之谷据说连续数日燃烧着漫天大火，很多日军参与的罪恶勾当的直接证据就此被隐蔽了。因此直至今日仍很难找出日军直接参与强行绑架慰安妇的直接证据。因此“吉田证言”被认为是难得的一手资料，经过朝日新闻以及各大媒体相互转载，“吉田证言”开始成为日本在战争期间强制绑架慰安妇的铁证，并产生国际性影响。例如“吉田证言”被1992年韩国政府的“日帝下军队慰安妇实态调查报告、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库马拉斯维报告（Coomaraswamy Report）和1998年的麦克杜格尔报告（McDougall Report）数度引用。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成为外交问题后不得不出面做出道歉，承认政府责任并做出非政府赔偿的举动也与“吉田证言”在当时的影响力密切相关。

但是另一方面“吉田证言”从发表起便受到质疑。质疑的声音首先来自韩国济州岛当地的记者，济州岛的乡土史学家金奉玉在1983年最早质疑“吉田证言”，他通过对当地的调查、访问，认为此事只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济州岛当地的“济州新闻”的记者在1989年通过对“吉田证言”发生地济州岛城山浦的访问也发现，当地年长的居民纷纷否认此事，认为当地不过只有250余家的居民，因此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大的事件。1992年日本学者秦郁彦将韩国学者的研究介绍至日本国内，并通过自己再度在济州岛当地展开调查，将对“吉田证言”提出的质疑介绍到了日本国内。

面对不断的质疑，吉田清治本人最终在1995年承认自己的意图是希望以此举引起日本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关注（他本人也数度前往韩国就此问题谢罪），并承认著作是自己的杜撰，坦言“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1996年接受《周刊新潮》的采访时，吉田本人再度承认其证言中存在虚构的成分。“如果我在书中只写事实的话是无益的。还会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所以有掩饰的部分。在写作时隐蔽事实，并加入自己的主张不是你们报纸也常做的事情吗？有与事实不一致的部分也是无可奈何的。”

“吉田证言”被证明是伪证后舆论哗然，也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口实。2007年3月，日本政府便借此通过内阁决议，认为并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河野谈话”中日本政府、军队参与强行绑架的证据存在，否认了日本政府的责任。2014年8月5日，最早介绍“吉田证言”的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吉田证言”是虚构的，撤销了16篇相关的报道。因此以“吉田证言”为重要材料之一的“河野谈话”在今天也遭遇信用危机以及大众舆论的质疑，被认为需要尽快做出一定的修正。

虽然此次日本政府再度承认政府的责任所在，但为了防止日本政府决议的再度翻转，发掘“吉田证言”以外的证据可谓是当务之急，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正是有了“吉田证言”才让慰安妇成为一个“问题”。

数度被民意翻转的“最终且不可逆”

另外一个使得慰安妇成为问题的因素，便是日本邻国产生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最终且不可逆”这样的词汇在日韩近二十年来达成的协议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政府一直希望一举解决日韩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悬案，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也许“最终且不可逆”很可能会因为民意的反弹而成为“暂时且可逆”的。

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首次出现了“完全且最终的解决”的词语。该协定以日本一次性提供韩国5亿美元资金方式试图将日韩政府间、民间的赔偿请求一笔购销，5亿美元相当于当时韩国两年的国家预算。但是当时的朴正熙军政府压抑了民间的不同声音，日本似乎也有着“最终解决方案”遭民意翻转的隐忧，因此一直站在韩国军政府的一边，援助朴正熙政府及后续的军政府。此举也饱受韩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诟病，而其中不少活跃分子在卢武铉担任总统时期得到重用，因此不难想象随着韩国民主化的进行，“最终且不可逆”必然会遭民意翻转成为“暂时且可逆”的。

虽然日本的“战后”似乎早已结束，但对于韩国而言“战后”在民主化之后才算真正开始。韩国于1987年发表《民主宣言》，此后长期以来被压抑的韩国民间的不同声音终于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公民团体对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加。1991年支援原慰安妇的公民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简称“挺对协”）成立，此后影响力不断增加。（现在位于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的少女铜像也是该协会于2011年12月纪念第1000次集会时竖立的。）

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即将访问日本，韩国的女性团体第一次发表了要求日本政府追究真相并谢罪和补偿的共同声明。1991年12月6日在民间团体的援助下，韩国的原慰安妇金学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此后不得不倾听民意的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政府追求真相，慰安妇问题开始由民间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

1992年，日本时任首相宫泽喜一在和韩国总统卢泰愚的首脑会谈中表示了对慰安妇问题的道歉和反省。并下令内阁调查有关“慰安妇”一事。1993年8月日本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承认日本政府、军队责任的“河野谈话”，并于1995年7月，日本政府以民间捐助的形式成立了“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到2007年该基金会解散为止，一共向285名原慰安妇（其中包括菲律宾211人，韩国61人，中国台湾地区13人）提供了每人约200万日元的的赔偿金，并附上首相亲笔的“道歉信”。

事情至此似乎暂时告一段落，韩国时任总统金泳三也认为“不再需要日本政府的物质补偿了”，表示了对亚洲妇女基金会的肯定态度。但是“挺对协”表达了反对态度，认为这并非出自日本的国家赔偿，抵制了“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的赔款。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首脑会谈中接受了日本对韩国的道歉，并约定韩国政府今后不会再提出历史问题，表明双方终结历史问题争论面向未来的态度。

虽然韩国在政府层面释放出了充分的善意，但是政府的决议被民意无情地翻转。虽然卢武铉总统在就任初期表示“任内不会公开提及历史问题”，但是迫于民意不得不在2005年表示，慰安妇、原子弹受害者、萨哈林岛的残留韩国人都在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的规定范围之外，有权向日本提出个人赔偿的请求。

后任的李明博总统也落入了同样的“方程式”，在就任初期表达了对日友善的态度。但韩国宪法法院在2011年认为韩国政府对慰安妇的个人请求权的不作为的行为是违宪的判决，逼迫李明博不得不转向强硬态度，在日韩首脑会议上向日本的野田佳彦首相提出了要求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的要求。

朴槿惠总统由于其父的原因，带有承担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责任的“原罪”，因此她上台之初便不得不重视慰安妇问题希望避免因为无视慰安妇问题而被戴上“亲日”的帽子，一早便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

28日，韩慰安妇团体谴责韩日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外交勾结”，受害慰安妇老人李溶洙（左二）代表其他受害者表示不接受协议。

基础脆弱的“最终解决方案”

此次日韩之间签订的“最终解决方案”由于事前缺乏与相关公民团体的沟通，并未得到支援慰安妇的公民团体的充分认可，因此其执行效果将完全取决于日韩共同说服原慰安妇以及相关公民团体的能力。若说服效果不佳的话，“最终且不可逆”的方案想必又要再一次地受到民意的逆转。

此外除了慰安妇问题以外，日韩之间的独岛（竹岛）问题的争议，以及韩国单方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输入的贸易纠纷，若两国政府处理不当，相关争议的发酵很可能也会动摇慰安妇“最终解决方案”的基础。我们还不得不看到日韩协议受到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弹，虽然日本朝野都对此次日韩协议表示欢迎，但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认为安倍做了太多让步。因此就在双方协议发表的当天，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便不得不“被迫”参拜靖国神社，以显示首相安抚保守派的态度。

由此观之，日韩间对于慰安妇问题的最终解决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似乎非常脆弱，这更需要两国领导人更加谨慎地处理日后外交上的问题，来努力维持“永久解决”的状态。日韩间此次协议也给我们许多启发，尤其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如何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不受流质易变的民意的过度操弄、如何在外交谈判中考虑政府之外的公民团体的声音，都是今后各国都需要面对的普遍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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