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雾霾、浦志强、毛诞，我们就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每当世界激荡变化，旧的世界秩序无法存续，新的秩序尚未诞生之际，总是会出现名实混乱的危机，即管子所谓“名实相怨”——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而文化精英此时自然会就名实问题展开激辩。

先秦儒家最早掀起了名实之论。从孔子的“正名”论，到荀子的“制名”论，再到董仲舒的唯名论，中经墨家、名家等的辩论，实际就是一个由礼崩乐坏、名不符实，到依据新的现实来确立新的名和礼，再用这套观念来建构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周期。

在中世纪的欧洲，饱受政治失序危险的折磨并卷入教权王权斗争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也用晦涩的神学语言争论名实问题，阿奎那等唯实论者主张抽象的普遍性，罗吉尔·培根等“唯名论”异端派则主张特殊性的真实，为近代实验科学点燃了第一盏划破黑暗的微光。虽然彼名实之辩与中国有不同的含义，但同样是围绕着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而展开。

不管在哪里，什么时代，只有敏锐地感知到现实的变化、坦然承认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者，才能客观认识世界的趋势，并“制名以指实”，提出顺应现实且能引导现实的观念体系。相反，如果抱守过时的名，拒不承认实的日新月异，不仅对个体是悲剧，甚至还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正所谓“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

名实不当而引起混乱局面的情形，古已有之，今犹为甚，因为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现实的变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近代的波兰，无视欧洲民族君主国的竞争优势，固守其贵族民主制，结果招致土裂国亡。大清帝国昧于世界潮流，残守旧统，丧权辱国。二战后的英法，无视力量格局的变化，幻想因循殖民主义的旧例，结果遭遇苏伊士运河之辱。西方的民主推广人士，抱着意识形态化的自由民主观念改造“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结果却处处看到了所谓“民主”的失败。西方学术当局巨额资助“民主失败”研究，无非是给观念的僵尸作最后的美容。“阿拉伯之春”诸国人民追求权利的斗争无可厚非，但却未能跳出西方价值的逻辑陷阱，既无法保障社会存续所必须的政治秩序，又无法创建适合本土伊斯兰文明的新制度，导致今日的人道灾难，使自己的祖国再一次成为大国政治的跑马场，堪称是“以名害实”的标准案例。

阿拉伯之春，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埃及首都开罗塔利尔广场的示威者；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示威者；2011年2月3日聚集在也门首都萨那的示威者；巴林示威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示威者；利比亚贝达的示威者

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痛感于英国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早就批评了知识分子基于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念，对他们并不在行的政治事务指手划脚的弊端。霍布斯批评当时鼓动革命的民主绅士，说他们受了些高等教育、读了点希腊罗马文献，就以为自己成了治国的行家，实际上不过是“业余书生政治家”或“博学的愚人”（learned folly）。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不懂得政治乃是“征服”与“同意”的合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力量加合法性。所谓力量，涉及到社会的构成、国内各种人群的力量对比、以及外部环境的权力结构，也即一个时代的“实”。所谓合法性，就是一套对现有政治秩序加以护持的价值观，也就是“名”。有实无名，是野蛮的征服，成本巨大且难以持久。名实相配，就会造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有名无实，即坚持一种不符合现实的价值观，则是最为悲摧的情形。无论是固守旧统的遗老遗少，还是追求空想的殉道先知，可悲之外总还令人动容，最可怜的是明明己道已孤，却出于利益或无知而作道旁鸦鸣，欲将社会引入分裂与混乱者，实为民贼国蠹。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面临严重的名实混乱。几乎任何一个公共议题，都会引起社会观念的分裂。仅以2015年为例，围绕雾霾、浦志强案和毛泽东诞辰等，都发生了广泛而情绪化的辩论。难道真是今天的中国人格外浮躁，以致于不能在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并非如此。有争论是正常的事情，然而细读这些辩论，会发现总有不少公知和意见领袖像霍布斯所批评的“博学的愚人”那样在撕裂社会观念、将争论引向极端。他们的错误就是几乎闭眼不看现实，一切从自己的价值观教条和业余政治知识出发。他们似乎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代入宪政、自由或私有化的公式，“标题党”就可以代替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之际，我们尤其应该记得，毛泽东对中国20世纪革命和解放问题的思考，既不是依靠“洋八股”——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之间的十多部宪法都未能完成建国使命，也不是依靠“党八股”——靠玩弄马列概念来“吓人吃饭”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无数失败和灾难，而是认真研究中国问题的现实，提出反映现实需求的理论，才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今天的不少知识分子，却仍在犯各种八股的毛病，且擅长将无法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挫折感归疚于体制的压抑和自由的限制，似乎一旦解开束缚，他们那些简洁如数学公式般的教条就可以点化万物。须知理解和管理人类社会都是高度复杂的任务，光靠端起“独立思考”的架子或摆出“受难先知”的姿态，并不会自动消除业余书生政治家的无知和局限。

在这个名实混乱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从人类观念史来看，知识分子最重大的使命就是给各自时代提供一种名实关系。一种新的现实产生后，不能长期依靠力量或利益来维持，就需要加以理论的建构和解释，也就是给新的实提供一种名，一种适应的观念体系，使一个时代灵肉相合。而现实的发展必定会不断突破原有的概念体系，也就是发生了名不配实，德不充符的情况。此时，知识界会面临巨大困境，也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需要正名了。在这种争论或正名的过程中，把准时代脉搏、响应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有望重塑名实关系，提供新的普遍性观念，或时代精神，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西方价值观为主流的名已经无法体现和解释新时代的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机遇。但是，前提是要警惕理性的自负和知识的僭越。霍布斯所批评的不讲权力和现实、只讲权利和合理性的现象，历史上多次出现，今天也仍然无法免疫。知识分子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的教条，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窠臼，热情拥抱复杂现实，回答眼前的问题，为民族复兴和未来世界秩序提供新的价值体系。若认识不到历史的变迁，徒怀过时之名，硬纳新时代之实，则难免徒留悲声遗响于天地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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