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国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基因

近二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退潮时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和苏联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全球只剩下中国、越南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十三亿人的大国蓬勃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五年前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有望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欧洲走向低落的同时，在中国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并非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中国是从二十世纪初因为苏联的十月革命才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社会主义。但是，为什么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发源地？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根源要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要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中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去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深刻根源。

平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

从公元前600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由于内部频繁的战争而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平民运动，这场平民运动最终导致井田制和传统血缘等级制的崩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15年）鲁国宣布实行“初税亩”，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和买卖兼并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各国也推出类似变法，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

商鞅变法之后，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

土地私有化直接导致公、侯、伯、子、男的层层分封世袭制度瓦解，人员的流动和土地的流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建贵族和平民之间原来无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买卖所瓦解。这预示着分封世袭的贵族等级制度在中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视为现代国家的始作俑者。所以说，从刚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走出以血缘世袭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国家，这跟中古时期血缘等级森严的欧洲与日本社会有很大差别。

相对于贵族等级制度，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这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制度以世袭的方式把确定国家管理者的问题简单化。贵族中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延续只需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进行即可。但这种血缘等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等级固化，社会严重缺乏流动性和公平性。但中国在秦汉确立的科层化官僚体系对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是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官员的候选人，这就大大增强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和社会的公平性。秦之后的两汉时代官吏选任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形式，通过推荐和考核的方式选拔官员。公元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取士，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平民百姓跟政府官员之间的上升通道基本设定。

血缘等级制的废除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也催生了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之后，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日趋成长。除了皇室，中国民间社会的财产继承基本采取诸子均分家产的析产继承制。到了宋代，中国的财产继承进一步平等化，有些地区已经出嫁的妇女和非婚的私生子都可以合法继承一部分家产。这种平等观念极强的财产继承制度导致中国社会的豪门大户难以形成世袭垄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这种平等色彩浓厚的继承法显然比欧洲和日本流行的嫡长子继承制更具公平性。

以上几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构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基础，中国基本形成了君主/平民（包括朝廷百官）社会的二元构架。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政治，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贵族政治传统退了历史舞台；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常态；析产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能够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这四个因素使得平等精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中国古代的这种平等精神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但却给后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不过，以土地私有化催生的郡县制度虽然打破了以分封世袭为基础的贵族制度，推动了平等精神的成长与发展，新的矛盾则随即产生。秦汉之后，中国古代社会虽然难有世代相传的世袭贵族，但取代血缘等级对立的却是以土地的多寡和有无形成的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与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贵族等级社会。由于土地私有制催生的社会流动性具有两级分化的天然趋势，土地兼并成了中国每个王朝晚期难以避免的噩运。土地私有制引发的社会问题一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才算真正解决。

交子，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调节市场以利民生是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人员的流动性，中国在秦王朝统一之前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商业，当时的齐国和属于秦国的蜀地已有很多的富商巨贾。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全国逐渐形成统一的货币和商品市场。中国在南北朝时已经有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说法。到了宋代，中国甚至出现了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达，中国古代的很多城市人口都超过数十万，有的朝代京城人口已经超过百万。过去学界习惯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界定中国古代经济生活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但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瓦解了血缘等级制度而有利于社会的平等性和流动性，但民间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兴盛的商品市场同时也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而受到严重挑战。政府为了维系市场的稳定和社会民生，常常运用价值规律对商品市场进行干预。

在古代农耕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系粮价的稳定，推出了平籴、平粜和常平仓等政策。政府在谷价过高时为了防止“谷贵伤民”而大量出售粮食以抑平粮价；在谷价过低时为了防止“谷贱伤农”而大量收贮粮食以维系粮价的稳定。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范蠡、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等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在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常平仓一直是历代王朝维系粮价稳定的一个有力措施。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政策具有调节市场、保障民生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政策曾借鉴过中国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这成为美国保守主义指责罗斯福“新政”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由之一。

除了粮食，对于其它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中国古代政府也设立了平准机构以维持物价的稳定。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就以低价抛售该商品以抑平物价；当价格过度滑落时，则由平准收购商品，使物价保持稳定。平准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民生。在今天，保障物价的稳定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

此外，中国历朝历代的救灾制度也是可圈可点。中国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作为一个农耕社会，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灾难对社会影响极大，政府无法做无为而治的“守夜人”，必须要积极有为才能减缓灾难对社会民生的影响。所以，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一整套对应灾难的机制与政策，历史上称之为“荒政”。根据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的“荒政”在西周就已出具雏形，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式丰富多样，诸如赈贷、平粜、蠲减、鬻爵、移民等。

秦汉之后，由于郡县制的确立和中央政府的强大，救灾成为国家的统筹行动，一地遭灾，邻近各地政府必须援助。乾隆年间，山东省遭遇水灾，邻近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甚至关外的辽宁都大力援助。如果灾情重大，除了周边省份必须援助外，朝廷也会在全国范围内截留其他地方的漕粮。今天，人们通常把政府在救助灾区时采取的“对口援助”和“对口建设”理解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实，中国社会的这种全国统筹的救灾机制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土地私有制的悠久传统，由于官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肘，很多朝代试图通过调节市场以利民生的政策并不都有成效，一些改革和“新政”甚至难免变质，从“施利于民”演变为“争利于民”。不过，尽管历朝历代的政策或改革的成效有很大不同，甚至有诸多失败，但政府应当以民为本，保障民生则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传统共识。

要而言之，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也没有产生出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前就走出了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平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社会的流动性远远高于当时的世界各国。而中国社会的平等精神又决定了历代中国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社会的国计民生，不断尝试解决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弊端。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强大的平等基因和政府调节市场以利民生的传统，所以当社会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立即跟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对接，迅速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救国之道和立国之本

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的救国之道和立国之本。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中国如何才能在列强的枪炮下获得独立自主的主权？如何才能把传统的古代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尝试了很多主义，尝试了西方的内阁制、总统制和多党制，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建国大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建国，但晚清以降的中国已经不具备上层社会建国的条件。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到1894年的甲午战败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历史证明了清王朝已经丧失了保卫疆土和保护国民的能力，更没有能力来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建国。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证明了民国政府也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糜烂而无法承担起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的历史重任。而中国当时底层的老百姓90%（左右）都是文盲，几乎没有现代国家概念。当时的救亡图存只有一条路，就是先进的中国人、知识分子深入基层用革命理论去动员民众、发动民众，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

中国近代的革命建国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欧洲的一种社会革命学说，这个革命学说在俄国成功地催生了十月革命。当时由西方传入的其它各种主义都不能够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动员民众的革命理论，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给中国提供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武器。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救国之道。

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一个选择：究竟是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固守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分歧。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坚持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最终在中国成为了主流。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共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为什么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首先是国际环境的需要。当时的中国亟需尽快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国防体系。1949年之后的中国，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威胁。在1950年，中国为了保家卫国，进行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海峡两岸仍然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美国军舰仍然封锁着中国的台湾海峡。这个时候的中国如果不集中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国防，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够保证人民的安全，国家很可能会受到外部敌人的侵略。于是中国在这个时期把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跟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了，跟国家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了。通过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国家可以集中农村的物质资源；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现在回顾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的国防工业、两弹一星，包括我们自己的飞机、自己的军舰，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极为困难的时期开始建造出来。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国防体系。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试图缓解这个社会矛盾，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度决定了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现象无法根除。如果当时中国不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那么中国就难免会重蹈历史上各个王朝的覆辙，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给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直到今天，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基础。

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给经济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动力。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也曾实施过以政治动员和道德理想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更多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发挥作用，很难在和平时期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反过来要求中国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加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性，更加强调和加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更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从这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的立国之本。

综上所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的制度，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能够主观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基因与现实需要决定的。平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几千年绵延不断，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同时，社会主义也是现代中国的救国之道和立国之本，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现实的需要。只要我们读懂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今天中国的现实需要，就能够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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