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梅森：美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之谜

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受到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两者的挤压，不安全感正逐渐笼罩着他们。考虑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口味，这种新出现的不安全感对于他来说有余地可以好好发挥一番了。

照片里是两个女人穿着宴会晚礼服在自拍，旁边是一位希腊镇暴警察。在2015年夏，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幕。欧元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们举行集会，试图挽救希腊并留在欧元区。在我向美国读者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从美国来的反馈可能是：这听起来不太对啊，这些中产阶级看起来穿着太考究了吧。

在美国，“中产阶级”这个词的意思与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没有人到处宣扬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即使科尔宾（观察者网注：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的新任党魁，激进左翼人士）的工党在英国也是如此。而在美国，所有政治家都声称自己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但是，中产阶级的规模一直在萎缩。皮尤研究中心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被定义为“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已不足一半，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阶层正被一个扩大的贫困阶层和一个富裕阶层夹在中间。

这份描述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报告读起来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预测颇为相似，都给出了一个未来世界的标准场景。1971年，美国有8000万被定义为中等收入的家庭，另有5200万属于富有或贫困阶层；现在美国有1.2亿个中产阶级家庭，而富有或贫困家庭却有1.21亿个。“这种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是临界点的象征”，皮尤报告指出。

在财富分配方面，也发生了很大转变。2014年，高达49%的总收入流入高收入家庭，而1970年还只有29%；同样是2014年，有43%的总收入流入了中产阶级家庭，与1970年的62%相比显著下降。

中产阶级是构成美国民主制度的砖石。一个收入随着时间逐渐增长的有孩子的家庭，这是实现政治稳定、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虽然这个论断成立的典型时期是1945 - 1973之间的凯恩斯主义盛行年代，但说它是梦想也好，迷思也罢，这种论断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根据皮尤报告的说法，现在大多数美国人不是富人就是穷人，这已经产生了政治影响。把唐纳德·特朗普的无知和种族主义与单纯的人口统计学拐点相联系是轻率的，但是被其利用的不安全感却是真实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份新的人口统计报告对美国来说是个好消息。黑人和老年人的收入都增加了，最明显的收入下降人群主要集中在没接受过或没有完成大学教育的人。美国梦不再以住在郊区的年轻白人家庭为典型，就像我们在电影《家有仙妻》和歌手朵丽丝·戴身上看到的那样。而体力劳动者、农民和销售员这些基本职业原型不会再那么容易进入成功者的叙事行列了。

美国街头领取救济的人在排队（资料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了富人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在我们这样一个靠大规模量化宽松刺激经济的国家，其实就是代表了老年人的利益。而对于年轻人，无论是无产者还是幸运地在公司里有稳定工作的人，在获得中产阶级身份的路上，债务不断累积，某种程度上，这会成为他们一生的经济负担。

简而言之，这个人口统计学拐点为美国主流政治叙事，而非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更多问题。共识在分崩离析，从社交媒体不断传来黑人或少数族裔遭到警察枪击的消息，冷酷无情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被放到聚光灯下。而现在，反穆斯林的仇恨如病毒般在蔓延。

特朗普的目的并不是放大人们的不安全感，而是进行一种吸引眼球却毫无意义的政治表演。对此，美国商界在默默地感到绝望，不只因为他使种族主义表面化，还因为其演说中潜在的非理性成分。

如果在技术岗位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由于这样的岗位需要一个人时刻具备逻辑思维和谨慎、认真的态度，或早或晚，理性缺失会腐蚀民主制度。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忧虑的地方：科学、逻辑和人性被抛在脑后，而制造分裂的保守右翼人士互相吵来吵去。

我们很有必要找到社会脆弱的根源，因为中产阶级逐年萎缩会引发理性坍塌（就如同共和党初选时上演的惊人一幕）的原因并非那么显而易见。而当你挖掘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口统计数据时，你会发现其结论的合理之处：种族上比以往更多元化了，结婚的人更少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高了。

无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如果其误以为中产阶级就是白人、基督徒、未受过教育，那与事实是相背离的。目前新的、多元化的、更现代的美国中产阶级需要的代表形象是从未出现过的。皮尤报告指出，富裕阶层的平均收入是中产阶级的七倍。而在1983年，还仅仅是两倍。

随着总统初选的展开，请忘记那些自我恶搞和疯狂之举吧。眼下对1.2亿美国中产家庭来说最严肃的问题是：谁真正理解我们？谁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可行的出路，帮我们摆脱实际收入增长停滞的窘境，帮我们摆脱影响几代人的不安全感？

（观察者网马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