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明：中国金融创新的目标要放眼国际背景

【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之一，近期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在金融方面要“降低融资成本，创新金融支持方式”。然而，金融改革的具体方向仍有许多值得摸索、商榷之处，特别是在美元加息“剪羊毛”的背景下，更要厘清方向性的问题。

此前观察者网刊载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的文章，也涉及金融改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作者指出，金融改革第一要义在于金融舆论话语权，中国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的目的不能仅仅盯在国内，一定要放到全球经济中去考虑；同时，中国的金融业和欧美金融业应有本质区别，美国金融业是垄断暴利行业，中国金融业应服务于实体经济。】**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教授在《金融改革和经济转型》文章中对金融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关系给出了历史回顾，并引出了金融改革三个方面：降低准入，开放市场，完善监管。很显然，黄教授的经济转型讲的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回顾的是改革开放这个转型的过程，金融改革因此就是这个转型的继续，降低准入和开放市场就是金融的市场经济化。如此立论，和今天中国真正面临的转型任务大相径庭。

今天中国的转型不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2008年金融海啸不是中国引发的问题，而是华尔街引发的问题。而且美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让市场机制自我调整，而是政府救市，以后更是QE全球放水。

黄益平教授讲到金融抑制问题，认为中国金融抑制问题非常严重。黄益平眼中的金融问题，显然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这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缺乏全球观点。中国目前的问题正是2008华尔街金融海啸连带的池鱼之殃。所以，要谈中国今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必须对全球金融状态有一个基本的评估。黄益平只对中国国内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做了回顾，缺乏对全球金融状态的把握。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一部分，脱离全球经济来考虑中国的转型和金融改革，可能会使中国金融改革误入歧途。

中国目前的问题正是2008华尔街金融海啸连带的池鱼之殃

那么，全球金融现状是怎样一幅图景呢？大家知道，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至今是华尔街，全球大部分金融资产是美元资产，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很大比例就必需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美元依然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必须把这个国际背景考虑进去，因为无论中国经济有多完美，华尔街一个喷嚏也能让中国经济病几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在他的《土击落俄机，将引爆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首场世界性战争？》（2015年11月26日《战略与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描绘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全球金融图景：“2013年，全球GDP总值75万亿美元，国际贸易额18.8万亿美元，但当年的国际货币交易额却高达2300万亿美元，而在当年的国际货币交易额中，87%是美元交易。”

全球75万亿的GDP面对的是全球2300万亿的货币交易。以如此的巨大国际金融体量，只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制造一个定向的羊群效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任何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金融资产在资本市场上流动，如果金融市场开放得好，就可以有大量资本涌入实体经济提高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开放得不好，则国家财富可能被一夜卷空。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必须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改革会用错药，本来可以慢慢恢复的小病会因为服错药导致生命危险。前苏联解体服下休克疗法的药，导致俄国从冷战时期的工业大国变为今天的原料出口国。

黄益平说：“中国人的储蓄很多，但是没有投资的渠道……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系当中、市场当中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所有的钱都放到一个地方去。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所以以后要改革。”这是就中国谈中国，和全球经济割裂开谈中国金融改革，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国外投资很容易赚钱，国内投资就很难赚钱。这样有可能误导许多资金外流，而且是血本无归的外流。实际上，投资难不仅仅是渠道问题，全球都面临投资难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是储蓄大国，投资难问题突出。但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项目是全球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以为这只是中国的问题，以为中国才有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外国就没有，以为是中国金融体制和外国不同引发的问题，那就是诊断错误，诊断错误就会用错药，就会把金融改革引向歧途。

美国在过去十多年双赤字运行，使得全球美元激增。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量化宽松，使得我们看到王建给出的图景——2300万亿的全球货币交易对75万亿的全球GDP。美国国债已经高达18万亿，为了压低美国债务成本，美联储已经把利率压得低于通胀率。投资决策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是无风险利率，全球经济中的无风险利率资产就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除去通胀的实际利率已经是负值。原因是美联储已经把利率压到极低，而美国经济双赤字运行还在持续。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善的话，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已经没有无风险的有利可图项目。

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全球经济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石油美元、欧洲美元，还有中国外汇储备，这些美元资产要在美国国债实际利率为负值的局势下保值增值，就会投资到一些即使投资回报率为负但资产价格依然会升值的项目中。投资已经不仅仅以回报率高低来计算，而要更多地考虑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计算。投资房产的租金回报可能是负值，即租金收入不足以补偿维护房屋的成本，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双赤字运行，房价升值是全球板上钉钉的前景，即便现金流是负值，资产价格在全球通胀潮流中还在增值。这才是今天全球金融格局下的投资策略。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全球金融格局而盲目地增加投资渠道，结果很可能造成更多的投机套利行为，不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反而是金融业伤害实体经济。今年的股灾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仅仅以投资回报为依据的传统投资决策行为已经不适应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一系列量化宽松之后的国际金融局势。可接受的投资项目可能投资回报为负，但由于资产的通胀增值依然是好投资。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就是通胀为常态的经济，就是全球经济中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经济。而这种通胀经济行为，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相继量化宽松后演绎得越来越严重，这才是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投资难的现象的本质。如果不认识到这个本质，增加投资渠道和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就会被国际资本收购你认为没有回报的资产。要认识到没有回报的资产未必就是不良资产。

所以，金融改革第一要义在于金融舆论话语权。金融套利在于信息不对称，一定要让投资者知道全球金融信息，才能做出投资决策。如果全球金融信息被扭曲，被华尔街几个机构把持，则华尔街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套利，这是造成金融业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信息对称可以杜绝短期套利行为。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要在全球金融市场信息上下狠工夫。

很长时间以来，全球经济大格局是中国制造和美国消费，两者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轴。自2008年以来，中国制造遭到欧美挤压，如此有了全球经济转型的倾向，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要义。中国金融改革，要关注如何打破南北贸易的价格剪刀差，要关注如何防止北方债务国滥用铸币权印钞套中国实体经济资产。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是在这种全球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改革，不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下的改革。

由于历史惯性，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全球经济格局依然若隐若现，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中的财富创造区域，投资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经济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只要认清全球经济通胀大趋势，不要仅仅以投资回报计算投资项目，而要有资产价格通胀趋势的认识。

如果金融信息对称准确，投资者可以货比三家，全球经济中投资中国实体经济的项目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多，这是实体经济产生财富、虚拟经济分配财富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没有对称和准确的金融信息，光是增加投资渠道和金融市场开放，依然难以把中国储蓄投资到中国实体经济中，而看到的只能是发达国家印钞收购中国的实体经济资产。我们必须认识到，如今发达国家都是净债务国，中国是净债权国，何以中国实体经济资产被债务国收购？而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却流向国外稀释欧美债务？

金融改革还必须配合国家税收制度和企业财会制度一起改革，才能防止水桶短板事故的发生，才能在完善金融市场的时候，有效地把全球资本导入中国实体经济，才能防止海外游资袭击中国实体经济、抄底中国实体经济资产、卷走中国股市散民财富。

王建在《中国经济形势之迷思》一文中，对把金融创新做为摆脱经济下行的战略、让虚拟经济挤压实体经济的现象表示了担忧。王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不是中国不搞金融创新的理由。正如上边分析中指出的，国际虚拟经济的实力不成比例地大大高于实体经济，中国金融创新的目标之一是要防止国际金融垄断玩家重创中国实体经济。如果中国只管埋头发展实体经济，而忽略了金融创新以应对国际金融的复杂局势，则中国实体经济无以持续发展。

王建指出中国还有庞大的低收入农村人口，中国的经济下行是经济危机的边缘。无论中国经济是不是处在危机的边缘，在还有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时候经济出现下行，这对于有责任心的宏观经济决策者而言应该是感到寝食不安的现象。

什么是金融，什么是虚拟经济？金融在一个经济体内应该属于交易成本，财富的产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虚拟经济比重越大，就是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越高。这大概是王建担忧的虚拟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后果。虚拟经济比例升高是经济体系效率低下的表现。

人们会问，欧美不是虚拟经济占GDP比重很高吗？不是经济很好吗？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华尔街赚的是垄断利润，发达国家金融占GDP比重高，是他们强制金融秩序通过垄断暴利从不发达国家索取大量财富，因此才能够支撑其虚拟经济高比例的经济。中国或许能够加入发达“列强”的行列，但那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

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就必须有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的目的不能仅仅盯在国内，一定要放到全球经济中去考虑。中国的金融创新应该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找到一带一路的商机，中国的金融改革应该使储蓄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之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但劳动力成本提高正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就阻碍投资，相反，投资应该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本意。因此，我们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除了要把资本引入中国实体经济和防止国际资本卷走中国财富之外，还要为中国过剩产能开辟全球市场，还要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

总之，中国的金融业和欧美金融业有本质区别，美国金融业是垄断暴利行业，中国金融业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行业。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是虚拟经济在GDP比重的增加，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业的投入是否出成效，在于是否能够引导储蓄投入科技创新，在于是否能够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市场。金融业要发展，但金融业发展的结果是实体经济的更加壮大，最终结果是虚拟经济在GDP比重并不会上升。

当然，万事开头难，中国金融有开始的投入，可能会在一两年内比重增加，但是，如果几年以后实体经济比重不赶上来，那么，中国就是在自己经济体内制造了一个类似华尔街那样的寄生虫，用其垄断地位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推高了实体经济的总体成本，降低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金融要上，要大力上，但结果应该是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由于中国金融业本质和美国金融业本质的不同，我们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必须跳出华尔街成见，一定要批判地学习西方金融制度，一定要创造出自己的金融制度。

作者简介：郭晓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风云学会研究员，曾任汇丰证券信息安全副官、贵州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劳里尔大学商学院和物理计算机系兼职教授，微博账号@西西河氏唵啊吽 。

致谢：感谢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博士（@中科大胡不归 ）和其他会员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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