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华：若完成气候变化目标 雾霾污染源降42%
12月23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巴黎归来谈气变”中外媒体见面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朱晓明，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组负责人王彬彬对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情况做了说明，并介绍中国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在会上，解振华谈到，根据专家评估，如果能够完成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雾霾污染源就降低42%。根据体制优势，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比走过老路的发达国家，会更好更快一些。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解振华在会上说，现在我国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实际上对解决雾霾有协同效应。“我们主要目标的还是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另外我们在调整能源结构，现在的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今年年底是占12%，我们原来的目标是11.4%;到2020年要达到15%，到2030年达到20%左右，能源结构在做大的调整。”
他还表示，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话，实际上对解决雾霾的污染降低了42%，“这是我们专家做的一个评估。”
“我相信，目前发展阶段出现的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只要我们按照现在政策、措施、路径，特别是在大力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变生活方式，这些措施如果都真正做到了，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因为发达国家也走了这么一个弯路，现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根据我们体制的优势，可能解决会更快更好一些，但是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现在受到了惩罚，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自信的。”解振华说。
12月23日，“巴黎归来谈气变”媒体见面会主席台。
国务院新闻办“巴黎归来谈气变”中外媒体见面会，内容如下（有删节）：
本次新闻发布会由国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胡凯宏主持。首先由解振华简单介绍巴黎气候大会情况，随后进入媒体提问交流环节。
解振华：
媒体的同志们，大家好。从今年的11月30日到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历经了13天的时间，圆满结束。这次会有198个缔约方和观察员国参加会议，与会的还有NGO、国际组织和媒体，一共是3万多人参加这次会议。11月30日大会开幕的当天，大会邀请了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会，我们国家习近平主席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国政府代表团有14个部门，再加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的代表，一共是90多人，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应该说这次会议超时了31个小时，最后还是圆满结束。经过各国努力达成了全面、均衡、有约束力的，也是适用于所有各方的巴黎协定。应该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突出作用。
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他说习近平主席与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发挥了重要政治推动力。巴黎会议前，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奥朗德总统分别发表了中美、中法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最后奥朗德总统和习主席通电话的时候，也对中国代表团对这次会议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应该说这次会已经结束了，但是下一步要落实这个会议的成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日报记者：**这次巴黎大会各方评价都很积极，请解主任您再评价一下。另外，大家都特别关心雄心联盟的事情，中国不是雄心联盟的议员，有没有影响到中国参与谈判的进程。最后时刻有一个词的改动，“Shall”和“Should”的改动，大家也特别关心这个细节，您能不能说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振华：
雄心联盟的事可能国内外媒体都很关心，实际上雄心联盟是在会议后期，现在听说会议之前可能已经做了一些谋划，会议当中原来有15个国家，最后号称是100多个国家组织了一个“雄心壮志联盟”，在会议最后一天他们集合起来一起进入会场，主要是要求会议的结果或者是最后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有雄心、有力度。媒体讲，中国、印度没有参加会不会对中国有什么压力，我们在会议进程当中知道有这么一个联盟，我们并没有参加，也并没有介意这件事，因为我们了解了雄心联盟主要立场，第一个要求就是协议必须要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实际上参加雄心联盟里的一些国家就不主张有法律约束力。另外，有一个长期目标必须要是1.5度，而且到205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排放量要减40%—70%，到本世纪要实现“零排放”，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
其实参加这个联盟的一些国家就不主张1.5度，而且有些国家即使主张1.5度也没有考虑到将来自己发展的空间。自己都不接受这样一个目标，为什么要参加。还有在透明度、力度方面，提出了很极端的要求，我们觉得这个要求并不科学，参加的有些国家自身都不接受，自己都不能接受为什么参加这个联盟。提出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作秀。因此我们并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所有联盟国家还要回到公约的原则，回到谈判桌上，最后和大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个联盟是高调联盟，就是作秀，我们没有去参加，最后结果证明中方的立场和一些发展国家的立场是正确的，还是回到理智来解决全球的问题。
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苏伟：
实际上这件事最后秘书处也做了解释，在最后文件准备过程当中发生了技术性错误，如果从谈判的几个过程稿来看，之前一直都是用“Should”这个词，而不是用“Shall”。这个技术性错误也是很关键的，确实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家可以想像，在巴黎会议最后阶段特别紧张的气氛下，稍微有一点，哪怕一个非常小的技术性的问题，也可能会把整个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平衡打破。实际上“Shall”和“Should”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好在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得到妥善处理，做出了技术性更正。因为，最后形成文本也是一个各方利益诉求综合平衡的结果，一旦要动哪怕一个字母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会触碰到有些国家的底线。最后阶段有的代表团发现这个问题及时指出来，如果不更正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最终巴黎协定参与的广泛性，个别国家无法接受巴黎协定的文本。
实际上最后的文本也是各方经过巴黎会议艰苦谈判得出的成果，确实不容易。大家也是能够从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往前走的角度，确实需要在巴黎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从大局考虑，确实也是一个技术性错误。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很欢迎出现这样的错误，发达国家还是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义务来继续履行他们的承诺，shall是比较“强”的一个词，当然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但确实是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很难接受这个东西，如果发达国家不接受，最后巴黎协定达不成，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最后妥善解决，发展中国家都算理解这件事，虽然更希望法律意味更强的，“Shall”和“Should”有差别，但是差别不是那么大。确实是照顾到个别国家的困难，认为它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所以做了及时性的更正，在最后危机关头也挽救了巴黎协定，结果让大家还是都非常满意的。关于这两个词的解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解主任，巴黎气候大会刚刚结束，您如何看待此次会议成果，特别是巴黎协定的达成。这个会议的成果会对今后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谢谢。
解振华：
这次会议达成了巴黎协定，这个协定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实际上对各个国家，对所有的缔约方都明确的提出了一些要求，协定明确了它和公约的关系，协定是为了落实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化行动的这么一个法律文件，把协定和公约的关系讲清楚了，打破了一些国家希望抛弃公约“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的企图。
在这个协定当中还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基于历史责任，提出了还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和公平的原则，而且要考虑各国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自己的能力发展阶段来决定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又确定了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的“自下而上”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减排模式。这种模式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动员所有的国家采取行动。
去年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布了各自气候变化目标之后，带动全球186个国家，现在更多，都提出了自己的自主贡献，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带动大家都来采取行动的这么一个应对气候变化新模式。
既然明确了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就应该在协议当中的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力度问题都体现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这个会议为什么争议这么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则要不要坚持。坚持了这个原则，在具体的各个要素当中，是不是要体现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责任、现阶段发展能力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行动，体现不同的责任义务。在这个协定当中要求大家都采取行动，但是根据各国的情况，在行动当中都有了区别，不是“一刀切”的政策。所以大家在采取行动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行动，另外发达国家还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技术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可能行动更有力度，做得更好。
**整个《协定》既动员了所有的各方，又考虑了各国不同的国情，不同国家的诉求都能够在这个协议当中反映出来，最后大家都来采取行动。而且还提出了五年进行一次全面总结，根据总结的情况，各国再来考虑行动和支持的情况，各国再来自主决定自己的行动。**我们认为这个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当中一个里程碑。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资金问题，在会议成果当中都得到了体现。《协定》当中要求发达国家必须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可以自愿地加强南南合作，也动员了私营部门的资金进入到气候变化市场当中去。在《决定》当中明确发达国家有义务，2020年之前拿出每年1000亿美金支持发展中国家，2020年之后还要在1000亿的基础之上继续扩大支持规模。
但是，在这当中也有一些不足。我们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示，这个协定虽然不完美，有些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但是毕竟是里程碑式的协议，把应对气候变化历史往前迈了大大一步。**所谓不完善或者不完美，在资金问题上，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还是有些缺陷，还比较“软”。**如果真正要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各国行动和实现我们确定的长期目标，在技术创新、技术转让、技术合作方面应该有更大的力度，可能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要对技术合作、技术创新、技术转让方面进一步细化，进一步加强。
资金方面发展中国家还是不满意，认为规定还是比较“软”，发展中国家希望这1000亿或者是将来更多的资金要有一个时间表、路线图，哪年到多少，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苏伟：
如何看待巴黎大会的成果，气候变化涉及到全人类利益全球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通过多边协商、多边谈判找到解决办法。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长期的一项工作，也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巴黎协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也预示着新的开始，也确认了多边主义、多边协商，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六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大家对多边进程、人类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似乎失去了信心，通过巴黎协定谈判磋商的过程，达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也是重拾了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心，进程还会继续走下去。
还有一个巴黎协定给国际社会对世界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着气候变化这样严峻的危险，世界经济必须走一条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出这样的信号，对于工商业界，对于市场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会大大推动世界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邹骥：
我谈点个人体会，这次巴黎大会我觉得是一次全球治理非常好的示范，根据文献和以前的研究还没有一个全球治理问题达到这样高度的合作成果。这次为什么全球各国都很重视这次大会，有的是在气候进程里面的含义，也有在题外的含义。题外的含义，对展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里程碑意义。刚才苏司也谈到多边主义，想起在大会闭幕的时候奥朗德总统高呼“联合国万岁”，他喊的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多边主义到底能不能走下去，到底能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的问题，这次确实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刚才苏司长讲到可持续发展大趋势，我想进一步延伸他讲的信息，人类社会要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走过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路径的创新，按照以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地球是不堪重负的，无论是作为国别还是整个全球都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这次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就是呼唤全人类进行发展路径的创新，而且这个《协定》本身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在自己发展阶段上，在自己国情范围内，如何去创新自己的发展路径，应该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安排和部署，这次大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路透社记者：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很多人慢慢会有一种抑郁的感觉，小孩子天天被关在家里。我想问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巴黎协定对我们中国在今后的五年到十五年间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推动。第二个问题，关于核能，在福岛事件之后有过一段停滞，今年批复了8个核电机组项目，看上去我们又再把核能发展推上一个轨道。请问各位，有没有可能在今后五年我们把核电发展到内地，有这样的考虑吗？谢谢。
解振华：
刚才你提到了雾霾，巴黎期间很多中外媒体也问我这样的问题，说中国解决雾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什么关系。
**一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采取的气候应对变化的措施。**比如，我们过去公布2020年之前的目标，今年又提交了2020年之后的目标和2030年的目标，确定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提前实现等等，还有碳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等等目标。这些目标都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不是别人让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要做的。
**二是现在我们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实际上对解决雾霾有协同效应。**我们主要目标还是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节能提高能效实际上也是一种新能源，如果我们能效提高1倍，经济能够翻一番，但是我的能源不需要增加这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节能提高能效也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能源。另外，我们调整能源结构，现在的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今年年底是占12%，我们原来的目标是11.4%，现在已经达到12%了，到2020年要达到15%，到2030年达到20%左右，能源结构在做大的调整。按照国外的评论，在中国确定自主贡献的目标当中，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最困难的，我们完全赞成这么一种评论。另外，还要增加森林碳汇、植树造林，搞森林养护，对改善环境、增加碳汇会有好处。
**如果我们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话，实际上对解决雾霾的污染降低了42%，这是我们专家做的一个评估。我们国家已经发布的“大气污染治理10条”，这10条采取的措施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有贡献，这两个具有协同性。**我相信，现在在目前发展阶段出现的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只要我们按照现在政策、措施、路径，特别是在大力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变生活方式，这些措施如果都真正做到了，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因为发达国家也走了这么一个弯路，现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根据我们体制的优势，可能解决会更快更好一些，但是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现在受到了惩罚，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自信的。
关于能源结构的调整，现在主要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最近这十年，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发挥了显著的变化。比如水电这十年增加了2.57倍，风电增加了90倍，光伏发电装机增加了将近400倍，整个总装机容量占全球24%。装机增量这部分，我们大体占了三分之一。由于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整个可再生能源成本大体上降低了50%。这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贡献，因此我们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关于核电的问题，最近国家又开工了一些核电项目。如果我们真正把煤和火电比重压下来，单纯发展可再生能源可能还不足以达到我们确定的2030年占比20%的目标，必须要发展一些核电。核电的发展首先要确保安全，包括设备的安全、管理的安全、厂址的安全，国家现在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内地现在在选址，到底什么时候建、在何地建，可能还在进一步论证。但是，现在在沿海条件成熟的地方已经开始建，而且这些核电技术也在更新，从二代、二代半到三代，现在都在更新。核电的发展，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还是要搞。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
王文彪：
我就上面几位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巴黎气候谈判回应一下。另外，我们怎样落实谈判，特别是能源结构调整，我谈几点看法。
因为我这次参加巴黎大会，12月1日在国家发改委的安排和支持下，由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公约组织，共同发布了《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成果和模式报告》，在这个会上感受很多。巴黎协定的形成，中国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关键作用。
我看到中国代表团，特别是解主任谈判条件艰苦，住的很远，吃、住都不方便，坚持了几十天，应该说很圆满完成了重大使命，我们确实很感动。
12月1日，我们联合发布的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报告，认定中国的亿利资源集团27年在固碳减排和提高运行能力方面创造生态财富4600个亿，创造就业100多万人，解决生态扶贫大概10万人。这也是中国给巴黎大会的生态厚礼，与会的成员国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对我们这个成果可以说是比较认可，非常肯定，给予了高度赞扬。
一是中国政府不仅在说更重要的在做。我记得一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很感慨，他说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不仅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有实实在在的基层行动。库布其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点我听了确实很感动。
二是整个国际组织和成员国代表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仅在能源结构调整、低碳绿色方面做了积极贡献，而且在生态建设、森林建设、增绿固碳方面作出重要成就。库布其沙漠不毛之地经过几十年变成一片绿洲，变成一个绿色经济体，为北京沙尘暴的减少，为雾霾的减少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国向世界呈送了一个非常有实际意义的名片。
三是形成这么一份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确实来之不易，现在怎么落实，谁来落实，除了政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企业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巴黎协定应该是倒逼着我们进入了低碳、绿色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应该告别野蛮成长，告别粗放经营，告别透支生态资本，应该走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这肯定是一个共识，也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比如亿利资源20几年主要发展沙漠绿色经济、绿色能源、绿色金融，未来五年到十年，我们的计划是践行巴黎协定，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沙漠绿化工程。我们想通过五年，再搞1万平方公里的沙漠绿化工程。另外就是充分利用沙漠光热资源发展生态光伏，发展生态光热，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绿色能源，这也是我们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很重要的一个出口。亿利资源作为中国绿色企业代表应起到表率作用和先锋作用。
江苏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朱晓明
朱晓明：
我补充一个中国城市在行动的案例。2012年11月镇江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低碳的试点城市，中国不仅仅是在巴黎大会期间中国开始行动，实际上我们的行动早在“十二五”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国家第二批试点城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国家低碳试点城市？
一是国家有要求。“十一五”以来国家在节能减排和碳排放方面，很多指标都被国家五年规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我们的规划指标分成两类，一类是约束性的，一类是预期性的。约束性是由政府来推动，要主导完成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指标都是作为约束性的指标，所以国家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二是我们自身有需求。镇江这个城市地处江苏苏南地区，长三角核心城市之一。镇江过去产业结构偏重，目前我们产业结构还是“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在二当中重化工业比重比较偏高，我们自身有需要，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老百姓有诉求。老百姓对绿色，对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非常向往，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这是老百姓的需求。我们抓住了国家发改委推动低碳城市建设这么一个机遇，我们在全市推动了低碳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是全面实施了主体功能区的制度。可能是全国作为一个地级市全面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的，我们是比较率先的，不仅仅把规划拿出来了，而且把规划通过六项政策，有土地、规划、产业、环境、考核，镇江以乡镇和街道为空间单元，每个单元主体功能是什么，他们都很清楚，这个单元把制度建立起来，并落实下去。
第二是明确了目标。通过镇江碳排放的情况做了分析以后，明确到2020年比国家提前十年实现碳峰值，我们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也找到了路径。
第三是建立了平台，叫“低碳城市管理云平台”。通过这个云平台，第一作用是把我们家底搞清楚了，我们镇江碳排放情况到底怎么样，企业整个能源构成情况怎么样，我们区域排放情况怎么样，企业的排放情况怎么样。第二个作用，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搞了“四碳创新”，一是对重点企业；二是产业碳转型；三是通过这个开展了一项“项目碳评估”；四是区域碳考核。
一套行动。镇江低碳城市不仅仅是平台。我们还有一整套行动，叫“九大行动计划”。包括优化空间结构、推动低碳产业、清洁能源、低碳交通、能力建设、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绿色节能、全民行动、清洁生产等9个方面构成。
一个保障。在镇江低碳城市建设不仅仅是政府在具体推动，从党委到政府我们叫合力推动，市委管方向，我们方案都是市委常委会同意通过。管问责，因为党委是管人的，你碳排放情况和绩效挂钩，进行问责。政府的责任就是把每年行动、每年的计划通过一个一个项目推动相关部门，相关辖市区一个一个落实到位。通过这样几年抓形成一套成效，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低碳建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从去年以来到今年，虽然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但是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去年GDP增长10.3%，今年到现在我们是9.5%，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保持了18.3%的增长速度，整个并没有对经济产生大的下滑，我们还是保持比较好的增长。
二是生态环境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二级以上天数已经占了70%，PM2.5下降2.6%，“十二五”节能减排指标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包括我们三类水的水质已经达到73%，全市绿化率达到36.5%等等，一系列的指标都佐证了我们的行动还是有成效的。
三是民生得到了很大改善。过去镇江老百姓对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还是有很多诉求的，这两年的诉求明显下降，而且老百姓满意度在显著上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解主任，您提到关于国家自主贡献。请您具体介绍一下，为了实现国家自主贡献这个目标，要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解振华：
我们国家确定的自主贡献有几个内容，和其他国家也有不同之处。发达国家自主贡献只是减排，不符合现在协定要求，还要增加适应的内容，而且特别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他们要写到贡献里面。中国的自主贡献既包括减缓也包括适应，要实现这一目标采取哪些政策措施，还有哪些行动，应该说是既有目标，又有配套政策措施，还有行动工程，是有保障的。2030年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可能早达到峰值，这是我们对外宣布减缓的目标。
我们也公布了中国适应战略，也是确定了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预警预报系统，提高减灾防灾的能力，各个领域怎么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轻对老百姓的损失损害，这是我们确定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生活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
在这次协定当中也特别好的提出了各个国家要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加快实行低碳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应对极端气候的抵御力，实际上就是提高适应能力。
在节能方面、提高能效方面，第一，调整结构。调整结构是节能提高能效的根本性的措施，从结构上先来解决问题。第二，在工业、建筑，交通和人民生活消费这个领域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方面我们国家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应该说，我们综合能耗水平比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已经作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差距还很大。最近20年，中国的节能降耗累计节能量占了全球52%，全球一半以上的节能是通过中国的努力取得的。即使这样看我们潜力还是很大，跟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这一点上继续在各个领域节能，特别是工业节能，我们还有很大潜力。
另外，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筑领域的节能和交通领域节能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老百姓消费生活方式也应该有根本变化，也就是说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搞环保，大家都要参与，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些事。
刚才有的记者朋友提出来，必须要调整能源结构，现在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虽然暂时不能够改变，但是我想从长远来看，必须要进行调整，煤电、火电存量必须继续提高效率，更清洁、更环保、更节能。增量这一部分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核能还要继续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把能源结构调整过来，实际上这是一场革命。另外，要增加森林碳汇，植树造林。植树造林不光是增加碳汇，也很环保，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增加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也是非常利国利民长远的措施。这些措施现在我们国家政策当中，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方面要逐步体现对节能、减排、环保、低碳的鼓励和限制，尽可能采取一些激励性的政策鼓励节能减排，在我们国家自主贡献里面都体现了。
整个国家自主贡献的方案也是一个变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发展机遇的方案。有专家算了一下，如果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完成这个目标，大体上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这种投入成本来看可能需要41万亿人民币，6.7万亿美金。但是我想，如果真正实行起来不会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技术要进步，五年一个技术更新，成本就会降下来，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早一点实现。
除了采取这些政策措施之外，还要推动市场办法降低我们全社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目前在7个省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场，应该说这些碳交易市场试点工作进展的非常顺利，而且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准备2017年开始全面启动中国碳市场。这样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市场的办法来降低我们实现目标的全社会的成本。现在碳市场试点工作进展比较好，我们争取通过立法让它有法律保障，开始在全社会推开。
镇江和亿利资源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最后这些实践的目的要证明，在我们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只要能够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走绿色低碳发展这条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经济还要增长。原来是排放和经济增长同步上升曲线，现在我们试点的目的是要证明是可以做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曲线可以脱钩，镇江的经验和其他试点经验可以证明，最后是低碳化或者是去碳化，这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在我们国家这种生态状况下能不能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亿利资源的实践证明在中国也是能做到的。
这样我们国家自主贡献既有方案，也有目标，有政策、措施，也有试点，经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谢谢！
王文彪：
提到国家自主贡献，我觉得在沙漠化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在全世界应该说作出卓著的成绩。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际社会，包括这次参加巴黎大会有关成员国家，这些共识是非常一致的，这是我们中国的标杆，也是我们中国的名片。
这次大会上我了解到很重要的数据。第一，联合国有关机构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如果说我们全球能治理5亿公顷的土地，能够让它恢复生态，就能吸收1/3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量，我认为，增绿和固碳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二，美国的科学家发布这么一个数据，因为沙漠中的光线是最好的，每平方公里的沙漠，中国西部沙漠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发400万度电，亿利治理的库布齐沙漠是1.86万平方公里，可以满足中国1/8的用电量。这就是我们解决能源结构最好的途径。
中国有26亿亩沙漠，耕地才18亿亩，我们中国在沙漠治理上走的最早，亿利资源集团1988年进入沙漠，给中国和世界创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治沙生态民生经济平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且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我们全民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空间，沙漠是很重要的载体，我们的绿色能源空间沙漠绿色是重要载体，而且我们中国又是治理沙漠大国。这次我在巴黎大会上，30号晚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长在家里面宴请我，还有苏伟司长和两个沙漠国家的环境部长，那两个国家的部长基本没有离开我，说你能不能去访问，能不能把中国的库布其模式给我们输出出来，我们那个地方确实太贫困了，因为哪里有沙漠哪里必然有贫困，哪里有沙漠，哪儿的环境最脆弱。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措施是在中国来说非常有先机、有保障、有条件。
目前在节能减排调整能源结构方面的措施已经很多，我觉得城市的增绿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这两天雾霾很重，我嗓子都哑了，但是到了钓鱼台里面，那是另外一番天地，所以散步要到那里去。现在的房子太多了，种的树太少了。我们的同事应该先考虑种树，再考虑“种房”。谢谢。
苏伟：
刚才听了王董事长的发言也受启发，刚才朱市长也谈到了地方的行动和企业的行动。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气候变化这件事是涉及面非常广，实际上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除了在能源结构，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作出明确安排之外，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能源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的转型，植树造林、防治治沙等，甚至扶贫工作与气候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的。中央也提出来到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全面脱贫。这件事情从国家来讲，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来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理念，实际上也是推动世界可持续持续发展。我们国家把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十二五”专门有一章讲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十三五”、“十四五”甚至“十五五”围绕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逐步要把这些目标细化到各个五年规划当中。国家发改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也是协调国家相关部门一起做这样一个宏观综合性的问题，综合施策，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从体制上来讲，国务院专门有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李克强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具体的协调和相关综合性的工作在国家发改委，包括对外谈判，包括国内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等。这一次巴黎会议谈判也是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一起共同取得的结果。实际上最终谈的也非常艰苦，关键是有了结果。下一步如何落实，刚才解主任也讲了，我们在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方面有一些具体考虑和举措。通过参加这次巴黎大会，传播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影响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也确确实实在做。包括镇江一些地方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巴黎会，企业的代表也参加了巴黎会，通过巴黎大会作为一个窗口，作为一个平台来宣传我们发展的理念、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就和政策行动。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借鉴国际上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兼顾当前和长远的一件事，不是通过一次会或者一个规划就能实现，是一件长期的事，这件事情会长期做下去，我们相信从国家来讲持之以恒的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对世界可持续发展也作出贡献。巴黎大会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中国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解振华：
这次巴黎大会，国际NGO乐施会的王彬彬同志也参加了，请她也讲讲。
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组负责人王彬彬
王彬彬：
解主任提到的中国自主贡献目标是全面的，不仅有减缓还有适应，但是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减缓，我们可以看巴黎协定，在巴黎协定最后文本里面前面开篇部分提到气候变化，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气候公正，关系到人类权益、妇女权益、代际公平，而且还关系到消除贫困，这些关键词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协定里，我们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持续不断的推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像解主任说的，发达国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的发展权，作为国际组织也见证了过去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尤其从哥本哈根谈判以来，我们认为中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自主性贡献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种意愿其实是表现在不仅国际层面，而且在国内层面，两个层面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乐施会是做国际扶贫与发展的，这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在中国内地很多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巴黎谈判，而且据官方统计一共有48000个注册参会代表，里面有超过60%是非政府组织。我们为什么会参与到这样一个联合国气候谈判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联合国气候协定最后推出来每一次协议的文本要有公正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既往历史协定里没有一次像巴黎协定这样出现一些公正字眼，关注弱势群体的字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建设性的贡献。
我总结了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之外，乐施会本身在巴黎大会期间也发布了一份报告，是“碳排放不平等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还有一些西方人民，他们不太了解我们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希望在这个谈判上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现在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碳排放总量在全球排第一，包括人均碳排放排位也超过欧盟排在前面，这种排名是不是公正的。根据第三方客观研究结果，我们分析指标是人均碳消费的指数，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世界工厂，我们生产的很多产品，并不是我们本国人民消费的，我们是运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消费。当计算这种碳排放的时候，乐施会的观点是应该把这一部分生产消费的排放扣除，应该谁消费了就放到谁的头上，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计算，像美国、欧盟那些国家排在前面。尤其让我们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当我们把这个指标梳理出来，中国和印度排在最后。有一张地图，当时和解主任交流了，有一个人均碳消费指数脆弱性的排名，中国和印度排在倒数第一位，是最脆弱的国家。我们的报告提供不一样的视角，让大家参考，到底怎么样做到第三方公正客观的立场，不是说我们特别要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而是你真的是回顾碳排放历史，一定要站在公约的基础上去发言。这是我想补充的。
我这两天也参加了中国本土社会组织的一些巴黎分享会，他们也是非常积极去做一些贡献。我也得到一个数据，在中国从事与气候变化的社会组织一共有7400多家，应该有10多家参与了这次巴黎大会，从巴黎大会回来以后也联合，联合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乐施会在内的，这些国际组织在中国有实际的气候变化工作的这些机构，包括参与了巴黎谈判的这些本土的社会组织，我们联合发布声明，发给媒体朋友、国际社会，表达在中国工作的这些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我们对于这次巴黎协会的价值的肯定，对于中国建设性贡献的积极肯定，还有就是对于社会组织，我们希望在下一步气候治理中作出进一步贡献的表态。
解主任在巴黎协定最后发言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清楚。解主任说气候变化我们要放弃“零和博弈”，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零和博弈就是一方是1，另外一方一定是0，有一个赢有一个负，气候变化不应该是这样的，气候谈判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提供另外一种视角，虽然我们放弃“零和博弈”，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气候变化问题是“双层博弈”。中国代表团在国际场合面对各方谈判代表，在国内也同样面对我们要争取最大范围，最大程度的支持，才能凝成共识。在国内这些行动有了更大推进的时候，我们才能到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发挥更多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内在自己发展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的压力，是双层的推动。正因为是这样，更需要我们在中国包括政府、媒体朋友、社会组织、公众、王总代表的企业，我们各方都应该作为气候变化利益相关者行动起来。**社会组织比较擅长的是做公众参与、公众教育、公众宣传，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双层博弈”的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大家一起把气候变化的治理向前再继续推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