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缓和阶级下降的恐惧，二胎就来了
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出来了，作为一个8岁男孩的父亲、我默默地打开微信朋友圈，看看同龄朋友们的意见。不出所料，绝大多数同学都以调侃乃至嘲讽的语气来评论这条新闻：
“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养二胎？”
“在衡量熊孩子数量的时候，1就是天文数字”
“罚款我也不生”
“房价这么高，不等这个孩子读大学，哪有空间再给二胎留个房间”
“……”
而女性同学尤其对放开二胎的消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我所见，除了信天主教的女同学会用行动证明多子多福外，只有一位世俗美女兴奋地鼓动大家多生孩子，享受新政策带来的机遇——她丈夫在地产行业身居高位，经常用出国旅游和奢侈品的照片在朋友圈里激发羡慕嫉妒恨，可见“养不起”、“管不过来”是70末和80后父母的普遍认识。再看看各大网站新闻评论区，看法也和朋友圈里差不多。党中央放开二胎的消息貌似是一枚重磅炸弹，一举覆盖了各个媒体的头条，但炸弹砸在疲惫的独生子女父母身上，宛如砸进了烂泥，掀不起半点气浪。
1 真的生不起？
不过，细想起来，我们这些70后、80后在朋友圈大发感慨，实际上是很荒诞的事情——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根本就不该出生！因为上一代父母恰恰是在更贫穷、更拥挤、更忙碌的条件下，生出了70后、80后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并曾经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而表示过强烈的不满。既然几十块月薪、筒子楼、单休周末能够养大一群子女，为什么今天的年轻父母会因为一个孩子而精疲力竭？
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三四十年前的月薪购买力肯定不止今天的几十元，而且相对来说，当时养育孩子也有许多便利之处。比如说当时的县城、乡镇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孩子可以把相当大的范围当做活动空间，弥补了家庭住宅面积的不足；又比如当时汽车比较少，孩子一般会自己步行上下学，不用接送；周末会结伴去附近的空地玩耍，不用刻意创造娱乐空间。这都是今天21世纪的新一代父母不具备的条件。当我下午3点多就要中断码字去接儿子放学的时候，当我开车几十公里送他去找玩伴的时候，我这个30年前的孩子也的确会经常怀念80年代的趣味童年。
但感性的回忆不能代替理性的对比。20年前中国城市平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换算到今天最多也就是相当于月薪一千人民币。而且许多关键商品，如抽水马桶、洗衣机、电力、电视机、电话……的实际性能都有明显提高，绝非当年的原始货色可比，为今天的平民提供了更多的闲暇，大大降低了家务劳动的强度。如果我们认为当年养得起孩子，按理说今天就不应该用经济理由否决二胎计划。
笔者小时候，经常这样和同龄人玩耍
2 风险太大，不敢“上项目”
仔细分析一下，养孩子的过程，全称是“养大成人”。现在这个社会，经济上吃饱穿暖很容易，大多数基本疫苗免费，把孩子养大不是难事。那么，真正的问题是应该把孩子养“成人”的标准变了。
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周围的电视剧、商业广告、中央文件和主旋律宣传片，几乎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结果就是大多数平民认定只有“中产”以上的生活才算“活的像人”。任何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远离这一目标的选择都会被认为不合理甚至不道德。和过去相比，尽管我们的收入有明显增加，但这个“中产”目标和当年的生活预期相比增长更快，所以，我们觉得生活压力比父母一辈还沉重。为了避免二胎导致自己或后代无法实现预期的生活水平，我们宁可放弃二胎的机会。
另外，从我自己的记忆来看。随着大多数人进入现代社会，远离了高死亡率的农业社会，对儿童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大大下降。我小的时候，虽然社会已经和传统农业社会很不一样了，但大家都默认养孩子本身是一个概率问题，没有绝对的平安。当时农村学校每次放假前必然要强调安全问题，不许下河游泳，但每次暑假结束，总有位置因为溺水或食物中毒（夏天食品容易腐败）而空出来。冬天则常有孩子在野外走失，找到时冻坏手脚只能截肢的事情发生。总之那时候家长没能力全程监管孩子的课余时间，也承认养孩子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这是一个冷酷而现实的选择，也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
而且这种态度和孩子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此，一两个的孩子的家庭也如此。我和我的同学大多是独生子女，但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父母依然默认我们可以到山野之间一玩一整天，离家十几里，丝毫不担心这其中的安全隐患。归结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代从农业时代走出来的工业居民，默认养孩子是一个风险投资。为了节约家务劳动时间，“正常”的夭折风险是可接受的。
现在不一样了。在教育、生活环境和各种都市神话共同作用下，当代父母的育儿思想遵循0风险原则，第二代城市人口完全承受不了子女夭折、丢失、伤残的威胁，哪怕极小概率的威胁也不可承受。但我们都知道，风险不可能绝对降低到零，只要你乐意投入，把风险从1%降低到0.1%再降低到0.01%、0.001%……总有精力和财富透支的时候。这也是现代人养育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计划生育的悖论
这两个原因反过来说，恰恰可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暴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医疗技术迅速扩散，义务教育为孩子提供了额外的事实监护人（教师），导致少年儿童的夭折率明显下降。但育龄男女并未同步减少生育数量，还在保持用高生育率来“抵偿”高夭折率的生育习惯。所以人口暴增，常有一家七八个孩子都长到成年的情况出现。其他长期停留在半工业化社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暴增。
不过，等到农业人口在工业社会里站住脚，认识到儿童夭折率已经大大下降的事实，就会转而降低生育数量了。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人口中执行的更严厉（一般要求独生子女，农村则允许生2个），但公开资料和我的回忆都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阻力在农村。城市人口越是收入高，越是受教育多，生育倾向就越弱。夫妻双方都是教师、技术人员的，几乎不会抱怨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趋势延续到今天，就是全社会对二胎政策的冷漠，即人口暴跌的开始。
换句话说，工业化本身就有抑制生育的作用。中国半工业化社会只持续了两代人时间就结束，迅速进入工业化社会常见的低生育状态，只有少数未能完全进入工业社会的落后地区依然保持着高生育率。所以，在人口绝对下降趋势来临之际，我们会反过来觉得计划生育政策“荒谬”。这个事实可以用我的朋友、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毛克疾的一段话做精练总结：
透过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处于一种微妙的悖论中：成功的计划生育有利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成功却又反过来声张“计划生育”的多余；失败的计划生育阻碍了一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败的工业化又恰恰证明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成功的计划生育到头来会被认为“多余”，而失败的计划生育被认为“必须”，**这也许正是计划生育如此具有争议性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低生育倾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尽管中国未必需要十几亿或更多的人口，但无论如何不能承受几十年内人口连续减半的暴跌。我们可以接受人口平缓地从十几亿回落到适合中国疆域的9亿甚至7亿，但必须有足够的过渡时间，也需要达到人口目标后保持人口长期稳定，这样才能避免衰退和动荡。如果说当年的计划生育曾经帮助中国工业化，新时代的中国则需要另一种计划生育来保持工业化社会的稳定发展。
4 送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
回到最初的话题。所谓不敢生二胎，最重要的就是两点：
1）对自己或子女丧失中产阶级生活机会的恐惧。
2）在“0风险”原则下对子女养育的无限投入。
如果能克服这两个障碍，相信大多数育龄男女不会浪费自己的生育指标。毕竟人类有生育本能，在营养充足的外界环境下尤其愿意繁衍后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压制了生育欲望，我们也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来解放人类的本能。
具体分析一下现代城市人口的心态，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两部分：不能解决的部分、可以解决的部分。
所谓不能解决的部分，就是满足大多数家庭的中产阶级生活预期。但这里的中产阶级绝不意味着“中等收入”。在中国当前语境中，“中产”意味着生活水平超出80%以上的家庭，如果不是90%的话。在一个劳动者平均月薪2500，一半居民可支配月收入不到1500元的国家，中产梦至少意味着一套城区大面积公寓，一辆中等轿车和一两万元的月薪。这显然不是可以靠制度改革能解决的矛盾。更何况中产标准不是一个静止的尺度，而是会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是永远挂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十米的胡萝卜。
要从根本消灭过度中产梦激发的矛盾，只能靠共产主义来消灭阶级鸿沟。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那么遥远的事情，眼下我们还可以做点更现实的改良，比如说增加学校的教育义务，延长在校时间，由公立学校出面提供集体活动和课外培训，在减轻家长负担的同时，避免家庭提前进入“阶级之战”。
现在的大多数小学，在“减负”的原则下，下午往往两节课，不到4点就结束。于是，从2点多开始，学校门口就出现来接孩子的家长，3点半开始挤占马路，4点前后10分钟必须要交警维持秩序，才能勉强避免踩踏事故。这在大多数地区已经司空见惯，等到五点多初中放学，还会在许多中学门口重演一遍。貌似平常的景象，实际上反映了三个社会问题。
1）中小学生有大量的课余时间需要家长安排。
2）大多数家庭都要分出一个劳动力或者准劳动力接送孩子上下学。
3）家长既不放心孩子自行回家，也不放心他们和同学自行寻找娱乐空间。
这几点结合起来，既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被浪费于低效工作（接送），也为补习班、特长班、家庭教师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更向家长提前施加了阶级分化的压力。结果就是“减负”无用，养肥了一大批私人培训机构，也把家庭教育成本抬到了不敢生二胎的高度。此外，新一代**中国儿童因此极端缺乏参与集体活动的机会，不能和同龄人共同成长。**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负面影响。
5 新的教育套餐
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公立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已经远不能满足普通家庭的需要，家庭只能私人购买额外培训和活动机会，以个体劳动（接送）的方式来填补这个空间。而个体购买，价格波动大、交易成本高，还必然会在家长中引发攀比，激发阶级跌落的恐慌，最终大大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成本。要压低成本，给孩子正常的发展空间，政府必须主动担起这个责任，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套餐”。
具体而言，公立学校应该延长学生在校时间，提供多样化的体育、音乐、美术、劳动课教育，最起码要延长到朝九晚五工作的城市父母下班之后。同时由学校提供午餐晚餐，以校车配合带队老师，分批接送儿童上下学。假期尽量多组织一些可自选的集体活动、集体旅游，在超出学校能力的时候不妨采取招标方式购买服务，但也尽可能地安排在学校场地，以班级、学校社团为单位进行活动。这和集中购买校服的效果比较类似——拉平学生差异，避免阶级竞争过度影响未成年人群体，同时也减轻家庭攀比消费负担。
中小学之外，公立学校还应该扩展教育年龄段，把幼儿园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同样尽可能增加在校时间，提供更多的教育周边，从而压低家庭的育儿成本。这样做，一方面明显减轻了家庭的育儿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延后”阶级赛跑开始的时间，避免家庭在私人教育上投入太多的攀比经费，从而达到提高生育率的目的。如果大多数家庭都不必分出一个劳动力来保障儿童的日常活动，自然就有精力和愿望再生一两个孩子。当然，基于个人经验，我认为最大的好处还不是保障人口稳定发展，应该是儿童重新得到了集体活动的机会。
在谈论社会政策的时候，无论描述出多么好的效果，不谈经费问题都是耍流氓。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增加学校的服务，势必要雇佣更多的教工倒班工作，要配备更多科目的教师，要修建更多的活动场所和专用教学设备，光是买校车就不是一笔小钱。现在这种水平的教育，每年小学和初中合计要消耗一万多亿教育经费。要是把教育服务达到上面描述的水平，怎么也得再增加几千亿预算。在这个经济减速的年头，钱从哪里来？
校门口接孩子放学的家长
6 给社会算总账
这里首先要给整个社会算一笔总账。提高生育率，避免未来动荡的好处暂且不论。仅仅是解放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就足够为中国提供一两千万劳动力。按照2014年统计数字，全国在校小学生9000多万，初中生5000多万，合计1.5亿。其中六七千万集中于城市或是城市化的郊区。以我平时在小学门口的观感进行保守估计，这意味着要占用5000万劳动力负责接送、陪护、烧饭，其中一半是劳动年龄人口。如果学校能把这部分工作接过来，为就业市场增加2500万劳动力不是难事，还有更多的退休人口可以接受返聘。
根据最新的数据，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包括农民）。考虑到节约下来的几千万劳动力大多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2500万劳动力赚到平均收入不难。全社会可以因此多创造七八千亿的财富，足以支付新增的教育投入。更何况很多家庭因此节约了高昂的攀比式私人教育开支，算作两三千亿并不夸张，合计能有上万亿。综合算下来，仅仅算眼前的明账，这也是赚的。
为什么会赚钱呢？因为由各个家庭自行训练儿童适应社会，本身是一种效率很低的个体工作。公立教育尽管也需要密集的人力投入，但肯定比各家各户自行投入的效率要高。所以与其让数千万成年人个体劳动，不如由国家雇佣专业人员来替代，节约下人力投入其他行业。当然，为了实现国家和家庭的双赢，势必要增加所得税来平衡财政，把新增劳动力的工资转移一部分给多雇佣的教师。这就要看政府的施政水平和政治信誉了。
此外，既然核心问题是要提高教育劳动的效率，政府的思路也要转变。不能再吹捧什么“一个人小学”、“坚守山村的教师”。
探访浙江最袖珍小学 只有两位教师和三名学生--教育--人民网
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结合扶贫搞搬迁也好，设校车接送也好，靠国家补贴搞寄宿制也好，总之必须撤掉这些分散的教学点，让同龄儿童在一起成长。那些因为怕下岗而“坚守”的山村教师也不必担心就业。因为学校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会需要更多的教育人员，一定会在集中的教学区给他们安排岗位。
7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当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政策，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就算政府收到了足够的税，改变了教育模式，让学校承担更多的教育职能也不仅仅靠添置校车、教师就能解决。因为这意味着家庭向学校转交了更多的责任和监护权，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和法律支持，改良只会适得其反。
实际上，在现在的制度下，学校会尽可能回避一切“额外”的集体活动。否则一旦发生任何事故，家长都会对学校进行无穷无尽的索赔。而学校负责日常管理未成年人，却没有法律上的监护权，不能像家长那样强行约束未成年人的活动，结果就是要么进行消极的“封闭管理”，像监狱那样避免意外；要么就是早早放学，尽早把学生连同管理责任交还给家长。这也是现在小学放学早的重要原因。至于远足、集体旅游这种集体活动，在多数公立学校已经消失了几十年。我20年前读高一时参加过一次外出几十公里的登山活动，据说是母校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体外出。我两年前曾有一篇文章记录过类似的现实：
检查组要封锁的“违禁物资”不仅仅是手机，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学生身份的东西外。“杂书”、即不属于课本和教辅资料的书籍，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于棋牌、收音机、MP3以及其他电子、非电子的娱乐物品，更不可能过关。只有吃穿和教科书可以带进学校……不许打球，不许打闹，不许快跑，甚至不许大声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周一两节体育课，学生没有测试自己肌肉的自由。
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长已经有了清晰的维权意识，他们认定，既然学生住在学校——其实不住在学校也一样——那么监管孩子的全部责任就都由学校承担。无论孩子自己受了什么损伤，或是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那显然都得学校负全责。就算事故被证明和学校完全无关，也得要上几万块“人道主义补助”。
家长的维权意识是进步还是过头，本文不做评价。但客观上，学校既然横竖要承担责任，显然要主动出手减少事故率，把学生们关起来、管起来，消灭一切自由活动时间，从而避免所有可能致伤的运动。住校生就这样进了“监狱”。
其实全国的问题都一样。教育普及以后，教师和学校不再拥有教育稀缺时代的道德权威，家长也不再认同教师拥有类似家长的管教权利，但在追责的时候却要求校方负全责。结果就是学校想尽办法规避责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就算给了学校更多的预算，派遣更多的教师。学校也不会真正利用好额外的在校时间，只会让学生继续“安全”地留在教室里作练习题。
在上面同一篇文章里，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首先必须在实际上赋予学校监护权，承认校方不仅有授课的责任，还有权在其余的时间管理学生的生活。权力转移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命令进行。这样，事实上的监护人——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与久违的社会活动。为此，或许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学引入生活导师，专门负责学生的生活和课余活动。替代已经死透的团委-少年队体制。近年学生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师范生供应充足。导师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当然，这依然不能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恐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学生保险制度，财政和家长各自负担一部分保险费用。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由保险公司给予学生家庭一定的补偿；同时，除非责任人做出了违规举动，否则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保险之外要求额外补偿。政府会因此增加一笔保费开支，但教育机构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
现在问题扩展到全国，我的建议也差不多。必须在法律上赋予学校的监护权，通过保险来分担学校的风险，然后才是增加学校预算，延长在校时间，替家庭承担教育压力。
8 社会化抚养的雏形
毫无疑问，上述建议意味着用行政力量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既有的道德伦理，侵犯了家长对子女做出安全的权利。但我们应该记得，自从义务教育法制定的那一天起，政府就不承认家长对子女有所谓“绝对的权利”，禁止家长把学龄儿童留在家里不上学，否认父母有送子女去宗教学校、去打工的“自由”。现在父母们觉得养育孩子负担太重，希望学校承担更多的教育义务，自然也要转移对应的权利。
更何况，这个被“侵犯”的父母权利本来也是个新事物。在“传统”社会里，儿童往往是在“家族”而不是“家庭”里被养育。核心家庭里的父母单独养育孩子，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标杆。既然教育的需求变了，与其等着家庭的运行规则慢慢地被破坏，不如主动地做出调整，顺应新时代。
再进一步说，按照现代社会的需求，现代很多父母并不具备教育子女的资格，早就该被剥夺抚养权和监护权。众多留守儿童实际上本来就处于无人监护状态。最近的14岁学生杀教师事件，2012年的贵州儿童闷死垃圾箱案件，都是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把监护权转移给学校，剥夺父母干预的权利，实际上是最优选择。对于那些被剥夺监护权的父母，也应该通过加税、罚款等模式进行惩戒。
从如何鼓励二胎说到转移父母监护权，似乎说的有点远了。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可能在逼近——社会抚养时代。二胎政策遇冷，说明家庭抚养方式在大多数家庭已经不足以支持人口的正常更替；大批的留守儿童无人监护，说明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个体化的子女教育。我对此的看法是：如果说一个问题“不是钱的事儿”，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多半就是“钱不够”。既然“手工化”养育的成本已经上升到家庭和社会都承受不起，那么转向社会化抚养就是必然的结果，总比放弃抚养和正常生育要好。
9 悄悄改变的道德
当然，在经历过几次革命折腾之后，社会化抚养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大逆不道的想法，往往和“灭绝人性”、“道德沦丧”相提并论。但是，既然飞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本身就在悄悄地重塑“道德”，那么“道德沦丧”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作为一个80年代初出生的县城居民，我周围的同龄人如果没有留在县城，几乎有100%会在婚前同居试婚；我认识的90后，起码一半以上可以接受婚姻与生育脱钩，坦然未婚生子的也并不罕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进步，说明在家庭生活方面，年轻人已经学会了使用超出父辈的自由权利。不意外的话，这个趋势将在一代人之后导致核心家庭的解体，彻底摧毁上一代人的家庭道德观。到那时候，基于核心家庭父母的少年儿童教育势必要更多地转向社会，抚养社会化的需求和动力也会越来越强大。我前面的建议只是希望社会主动地去迎接这个浪潮而已。
教育成本的增加，也和工业化社会越来越复杂有关系。农业社会的孩子只需要跟着父母下田干活，就能学会基本的谋生技能；50年代要想出来工作就得读过小学；70年代中学文凭也未必够用；21世纪又普及了大学教育。这是因为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的起点是不会变的，都是一张白纸式的婴儿，我们必须用越来越长、越来越艰难的学习来达到进入成人社会的门槛。
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一旦学习历程低于平均水平，就有可能在阶级分化严重的成人世界中沉沦到底，所以教育投入上不封顶，成了家庭财富的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希望国家来承担一部分成本，还希望能让自己接近中产生活，放弃一部分抚养权利是必然结果。你可以对这个事实有看法，但不能一边抱怨生（养）不起孩子，一边抱怨政府管的太多，因为世上永远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其实把孩子放在集体中养育，这在几十年前就不罕见。作为一个大型国企双职工的子女，我在一两岁就被送到了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读中学的时候，我大多数课余时间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打个招呼就住在朋友的房间。我在同学-朋友这个圈子内塑造那部分“自我”，恐怕比在家庭塑造的部分还要多一些。再加上那个年代教育中渗透的集体主义气氛，可以说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社会化了。等到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放假时怀念的“故乡”，60%的含义是我曾经的朋友圈，即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同龄人。这应该也算一种“集体抚养”吧。
当然，这种放任型的集体抚养是有弊端的。比如说青少年自己拉帮结伙组织活动固然快乐，但也经常制造冲突，还往往会制造少年黑帮。现在的父母也绝对承受不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伤亡率。所以我建议直接由公立学校出手，为少年提供足够的组织和娱乐活动选项，免得他们在夹缝中自发走向畸形的方向。
终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总而言之，在工业化的飞速冲击下，中国是一个飞速改变的国度，从我的祖辈到我的同龄人，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受教育方式。我爷爷在伪满的学校里被迫学日语，我父亲在文革期间的中学听下放的国民党军官讲课，我被21世纪的工科大学培养成了一个网站编辑，每一代人之间都隔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子孙也不会和我过一样的生活。所以，在设计社会的时候，除了理智和逻辑，还应该替后代加一点想象力。如果实在是想象力不足，起码也不要抱残守缺，固执地以为当下的一切制度都不能改变。
眼下，二胎遇冷，大量的儿童被父母留在家乡，这说明阶级分化和旧的教育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长期发展，甚至开始阻碍人类社会的正常更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时应该有一场社会革命来解决问题，至少也需要用唯物主义思考来指导社会主动改良。否则的话，现有的教育-人口再生产体制早晚会自行崩溃，带来更大的动荡。是主动改造社会还是被动地迎接转型冲击，就看这一代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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