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茨·哈曼等：谷歌乌托邦恰好说明，科技不能取代政治
【近日，又有传闻称谷歌将重返中国，但再一次被辟谣了。
2015年对于谷歌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8月11日，谷歌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宣布将重组集团公司，新公司Alphabet将取代谷歌在纳斯达克上市。
Alphabet之后发布的员工行为规范中，谷歌著名的“不作恶”信条并没有出现，（虽然在Alphabet旗下的谷歌员工仍要同时遵守原有的规范）再次引发热议。
另外，9月谷歌还更换了logo，是16年来最大调整。
除了自身的变化，外部压力也不小。今年4月，欧盟指控谷歌在互联网搜索领域滥用市场主导地位。9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被曝正对谷歌安卓系统垄断展开初步调查。11月，谷歌又因避税问题遭欧盟相关机构质询。
不过，中国网友最关心的还是谷歌重复中国的传言。从谷歌注册China系列域名，到媒体屡次撰文炒作，再到Alphabet执行主席施密特直言“谷歌确实想再回中国”，直至这次像模像样的“谷歌回归中国新闻发布会”通知，声势似乎一浪高过一浪。但缺席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又令人难以对其重返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
谷歌是否会重返，尚无人能断言。在许多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优质搜索的象征，但也与棱镜门、疯狂避税、垄断、政治化炒作等相联系。本文则介绍了谷歌的又一副面孔，抑或是无数张面孔下的“里子”。
谷歌的骨子里似乎透着要代码不要法律，要自由不要国家的倾向，这或许是硅谷IT男们的典型思维。这种思维似乎也得到了整个西方媒体的认可，每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西方媒体总要不厌其烦地质问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言语里充满了优越感。
然而，作者引述斯坦福大学——无数谷歌人毕业于此——传播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对学子的讲话指出，“不要指望科技可以代替政治的艰巨任务”。
不过作者没有阐释，如果谷歌本身不能取代政治、脱离政治，它将如何与“政治”相处，将服务于何人。确实，在后斯诺登时代，当某些秘密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有的话已经没有点破的必要了。
**原文载于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原题《谷歌的联合国》，作者Götz Hamann、Khue Pham和Heinrich Wefing，**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宋武摘译，以资读者参考。】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每年三月都会成为世界的中心，至少在数字世界中。届时，数以千计的软件开发商、计算机编程员和黑客从四面八方飞赴这里，参加 “西南偏南”（ South by Southwest）音乐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一身宇航员装扮的妇女和头戴牛仔帽的男人悠闲地漫步在大街上。Facebook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姐姐（Randi）还曾在那儿采访热门美剧《纸牌屋》的制作人。这一切就像是一个丰富多彩、面向未来的数码界全民集会。
Alphabet执行主席、前谷歌集团执行董事长、前谷歌CEO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看起来有点和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但59岁的施密特和他32岁的同事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合著了一本书，书名为《新数字时代：重塑人类、国家和商业未来》，这是一个对未来的宣言。
科恩与施密特
施密特如同是科恩的再生父亲：6年前他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结识了这位一头深色卷发的政治学专家，此后将其从美国外交部中挖走。科恩现在领导着谷歌的智库“Google Ideas”。
两位作者为了写这本书游历了不少于35个国家，但是书中并未涉及阿富汗、肯尼亚人目前的生活状况。施密特和科恩似乎对当前并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对未来的研究。这本书几乎都是用将来时撰写的，描述了一个政治乌托邦，与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乌托邦不同之处在于，它被想象为非政治的。在这里，国家、政府和议会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它们被一种在两位作者看来更为强大和可靠的事物所代替，简单来说，就是比传统形式的政治更好的东西——技术。
在施密特和科恩的这本书中，比以往都更加明确地表明了是什么让谷歌如此“独一无二”。谷歌对当前的政治机制提出质疑，同时与绝大多数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销售额、股票价格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谷歌想要的更多：传播一种意识形态。
谷歌认为，国家是一种过时的形式。没有什么可以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贫穷和医疗保健。只有科技发明才能拯救人类，施密特和他的合伙人科恩如是说道。
国家无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谷歌便建立了自己的太阳能发电园区。如今，这家公司三分之一的电能来自可再生能源。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总共也才占总发电量的10%。甚至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大加褒奖。
国家无法组织好公路交通，使公路上不再有伤亡出现吗？谷歌便设计出一款无人驾驶汽车，从而避免人为失误。谷歌正在建立一支由一百辆这种无方向盘、油门踏板、刹车和离合器的轿车组成的车队。只需按一下智能手机上的地图，汽车便会驶往选定的地点，而乘客只需安心地睡觉或者看报纸。
国家无法改革昂贵的、过度监管的医疗保健体制？互联网公司便为糖尿病患者研发出可以简单迅速测量出血糖指数的隐形眼镜和电子病历。它们还想出可“透视”个人DNA的方法，从而每个人都能知道怎样更长久地保持健康。
国家无法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互联网企业便设法使每个人都能够上网。谷歌试验将天线固定在气球上，从而能够飘浮在20千米高空中，在一次试验中，这样的气球已经使巴西一个偏远小村庄坎普马约尔的小学可以连接互联网。
地球的统治权一直被干部、官僚以及委派的代表所掌控？在大会上、党代会上以及首脑峰会上总是由他们起草法律、撰写法规和协议，谋求达成决定我们生活的协议？这是谷歌所倡导的世界出现之前的、由政界掌控的旧世界。
而以科技为中心的新世界是由一批寡言少语的工程师、编程员、脑力劳动者以及爱读科幻小说的计算机狂人所决定的。我们或许可以称这样一个世界为谷歌联合国。
问题是：哪一个世界更好呢？
或者：未来属于哪一个世界？
今天，谷歌已然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一个没有国界、未在任何地图上标出的世界强国。也正因如此，这个国家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希望与恐惧。的确，谷歌没有航空母舰、警察、法院和监狱。这些都只是传统形式的国家才有的。谷歌也不编写法律。但是谷歌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因为谷歌制定了支配我们生活的其它规则：代码。
这些代码，也就是计算机程序决定着例如我们从世界中获取什么信息，记录着我们与谁交流，我们买了什么东西，并建议我们怎样睡眠更好以及怎样饮食更健康。在许多国家，一直以来都是由计算机程序决定，谁获得哪项医疗保险，谁在何种情况下获得贷款。
世界上最德高望重的宪法学者之一、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说：“代码就是法律”。
艾瑞克和施密特勾勒出一幅代码的力量仍将不断增长的未来蓝图。
十年之后将有70多亿人可以访问互联网，几乎是世界总人口。在发达国家，人们将居住在“智能房屋”中，洗衣机会在用电低峰期电价最便宜的时候自动启动。另外，不再是由警察，而是由计算机和机器人抓捕恐怖分子和罪犯——谷歌此前就曾告发了发送儿童色情图片的嫌疑人。贫穷的国家将变得富裕，因为农民和渔民能够借助网络开发新市场。独裁政权将陷入层层压力，因为网络使他们越来越难操控公众舆论。
这就是两位谷歌高管极尽溢美之词所描述的现实，就像两位传教士，诉说着伊甸园的美好。
谷歌联合国还并没有出现，但已有许多人想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中。谷歌乌托邦大受欢迎，因为它不仅是编程员和电脑工程师的想法，更是契合了大众的意愿。
对传统政治——包括其达成共识的例行程序、禁不起考验的竞选承诺以及敷衍了事的妥协——的质疑声在西方世界里几乎到处都不断高涨。
相反，谷歌借助科技解决人类问题的承诺又有如何不同之处和诱惑力呢？它并不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变化？而当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宣布：向这边看，我们是如此智慧而出色。我们兑现了承诺，成功实现了目标。永恒的阳光普照加利福利亚州大地。那么这时，结论便不言自明。
谷歌总部园区带有巨大玻璃幕墙的各个办公楼中间撑着很多红、蓝、绿、黄色的太阳伞——这正是谷歌徽标的颜色。这些办公楼的屋顶铺设了太阳能电池，一个雕像的主题是两个站在地球仪上保持身体平衡的人。此外，园区里还矗立着一个恐龙骨架雕像，如同在自然博物馆里一样，谷歌希望以此作为对科技灭绝的警示。
谷歌总部
这就是位于美国加州硅谷的小城山景城的谷歌公司总部“Googleplex”，距旧金山约60公里。这里是一个高科技岛屿，对于其中的居民来说美好的新生活已经开始：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自行车可供使用。许多餐馆和咖啡厅的菜肴和饮料免费供应，其中包括沙拉和墨西哥卷、各种海鲜、烤蔬菜以及素食菜肴。
谷歌的员工可以在这里举重、弹钢琴、打排球、理发、涂指甲和洗衣服。这里本来只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但实际上远不止此，而是已然成了他们的世界。除了睡觉之外，他们无需离开总部。或许他们也根本不想离开这里。
谷歌总部所展现的是一种新的生活理念的实现。兴趣转变为工作，消遣娱乐也转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谷歌并不是唯一一个。苹果公司也曾提出建立新总部的计划，在一个巨大的园区里建造一个雄伟的、与外界隔离的环形大楼。一位评论家写道，这种建筑设计似乎是想要隔断苹果员工与公司外部世界的联系。
苹果公司曾提出与外界隔离的环形大楼计划
这种隔离是有意而为之的。这些互联网巨头并非想凭此赢得什么建筑奖，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创造一个独立的、新的现实世界。
旧金山的一天早晨，一群人身着连帽衫站在瓦伦西亚大街上瑟瑟发抖。突然十几个身穿黄色反光马甲的抗议者冲上街，团团围住一辆刚刚发动的白色大巴士。
这些抗议者喊着：“圣弗朗西斯科——不能卖！”“旧金山不是商品！”他们高举海报，上面写着：“注意，这是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非法利用！”几个候车人摘下耳机，试图进入车内，但抗议者堵住了车门。半小时之后，这辆巴士才发车。
巴士上写着：“GBus to MTV”。GBus代表谷歌巴士（“Google-Bus”）。MTV是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缩写。
谷歌巴士遭抗议
这些白色巴士既没有发车时刻表也没有站牌，甚至出于安全因素考虑，行车路线都是保密的。然而，旧金山的每个居民都认识这种巴士。它们是谷歌公司的专用班车，每天早晨将谷歌员工送往公司总部。这些车款式奢华，有闪闪发光的镀铬饰条和色彩鲜丽的车窗玻璃，空调和WiFi一应俱全。只要上了车，就可以打开手提电脑开始工作。
许多年轻的谷歌人都生活在旧金山，在这个国家的旧世界里，在他们的瑜伽室和最喜爱的餐厅附近。但环绕旧金山市区的高速公路早已车满为患，于是谷歌为员工提供免费的班车接送。这项服务可以每天使大约4500名谷歌员工不必驾驶私家车。根据谷歌公司的计算，每年由此可以少排放几千吨的二氧化碳。
但许多旧金山人并不这样认为。在谷歌巴士每天早上和晚上隔几分钟就停靠一次的地方，房租的涨势迅猛，因为谷歌员工收入颇丰。久居此地的居民则不得不搬离此地，这正是技术解决方案有时会带来政治后果的例子之一。
而且，谷歌巴士还堵住了公共汽车的停车站，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谁要是将私家车停靠在公共汽车站，就要罚款271美元。然而，到目前为止当地政府从未向谷歌及其他同样拥有专用公交线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诸如苹果和Facebook）开具罚单。
长期以来，这种停靠在公共汽车站的私人巴士具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谷歌公司声称，它们代表着谷歌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城市规划人员认为它们更象征着旧金山“贵族化”的趋势；而社工人员说，这是社会贫富分化的表现；普通民众则认为这是政治权力失效的体现。
实际上不过是几辆巴士，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但正是这个看起来小而实际上影响巨大的例子向我们表明，对于谷歌公司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诺言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即将其理解成对国家提出的要求，甚至或许是一种威胁：别再控制我们！别挡我们的道！否则我们将让你看看，我们有多强大！
谷歌很早就开始试图摆脱国家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它拥有约5万名员工，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集群之一。谷歌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数据中心，并购买了海底光缆将其相互连接起来，使这么多计算机就好像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型计算机一样。每个使用谷歌搜索、谷歌地图、Gmail和YouTube视频网站的人都与这个巨型计算机相联系。所有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都与它相连接，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智能手机。
这样一个覆盖全球的计算机十分昂贵且耗电量巨大。如果美国再次发生大停电怎么办？如果能源价格触底上涨怎么办？如果德国的新能源发展战略失败了怎么办？
早在几年前谷歌就开始计划能源自给，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太阳能发电设备、风力发电厂和地热能。谷歌试图自给自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大型太阳能发电园的49%股份属于谷歌公司。
谷歌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与国家保持距离。谷歌执行董事长施密特游历世界各地，与各国政府代表商谈，并指挥他的游说团体进行对抗政府机构的防御战。
根据谷歌的理念，国家不仅不可靠，而且贪得无厌。欧洲的税法就是这种贪婪的结果。谷歌认为，国家向谷歌索取的钱远远超过国家应得的。
不过，在这方面谷歌也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为此谷歌不仅动用了技术人员，还让公司的律师团队也参与进来。律师们充分利用德国法律反驳荷兰和爱尔兰的法律。谷歌在那些税率最低的地方纳税，把利润伪装成专利许可费，从而转移到欧洲境外。几十亿技术转让费在百慕大群岛入账，因为这里近乎是谷歌的逃税天堂。
国家制造债务，而谷歌创造盈利。单单从2014年的4月到6月谷歌就赚得34亿美元的利润。谷歌目前拥有至少610亿美元的资产。
在过去几年，谷歌和其他科技巨头成功地创造了传奇。网络是无形的，几乎无法量度，但又是全球化的，从而远远超出民族国家所能管制的范围之外。这样，谷歌不仅逃避了大量的税金，更不受国际数据保护规范的约束。
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出来进入一片偏远的丘陵之地，这是前往比利·霍克斯办公室的方向。绕过几片农场再走几公里，就到了波塔灵顿（Portarlington）村，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比利·霍克斯（Billy Hawkes）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他已经上了年纪，身材瘦小。这个办公室在这个村子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处，楼下就是一家超市。
霍克斯是爱尔兰最高级别的数据保护专家
当他十年前接任这个职务时，他的工作任务还是一目了然的，也与他的办公室相配。霍克斯负责监察爱尔兰的公司是否使用了过于攻击性的宣传方式，银行是否将其客户划入正确的风险等级，雇主是否暗中监视其员工的电脑。这些都是爱尔兰国家内部的事情，对世界并没有任何影响。
之后，谷歌、苹果、Facebook及美国其他科技公司纷纷进入爱尔兰，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欧洲区总部，因为它们在这个岛国交的税比在法国或德国要少得多。于是，数据保护专员霍克斯一下子不仅要负责约450万爱尔兰公民的，还要负责约5亿欧洲人的数据安全保护。尽管如此，霍克斯和他的30名员工一直在波塔灵顿办公。
有一次霍克斯获准参观谷歌设在都柏林的一处数据中心。他试图到处走走看看。但仅仅看那些大型计算机的外表又能看出什么呢？谷歌并没有允许他了解更多，也从未将其欧洲区总部在霍克斯那里正式注册过。谷歌的管理层声称这没必要，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处理的。“直到前不久，欧盟在这方面的法律都是不够明确的，”霍克斯承认，“我还未真正了解谷歌。”
这种情况将来可能发生改变：欧盟法院去年已经做出决议，谷歌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到制定出欧盟法律中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国家机构办事一向迟缓。
但同时国家也很强大，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同样是欧盟法院，第一次迫使谷歌删除那些时隔过久、以至于如今在警察局档案中不再出现的敏感资料，如诽谤的言论和行为。因为该法院通过了在因特网上建立“被遗忘权”的决议，即人们有权利要求移除自己负面或过时的个人身份信息搜索结果。这是一件重大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将让谷歌今后很长时间忙个不停。几个月后，谷歌就收到了91000多个删除请求。
已经有人对谷歌的避税行为提出了反制措施。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在商议，共同对付谷歌这样的跨国逃税企业。德国经济部部长兼副总理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曾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副刊中写道，德国将“与互联网垄断者提出的苛刻条件作斗争”。
美国作家戴·艾格（Dave Egger）的一部小说《圆圈》引起了轰动，书中尖锐地讽刺了硅谷的互联网公司，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大数据行业巨头企业如何攫取国家的权力，并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
这表明，这些新兴的大数据行业巨头不再可以畅通无阻地扩张他们的影响力了，他们也遇到了阻力。新老势力的影响范围重合得越多，局面就越紧张。这同时也表明，双方必须要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是要代码还是法律？
是由计算机还是靠政治妥协解决问题？
是依据算法还是协商谈判？
国家到底是问题所在还是解决方案？
这种硅谷典型的脱离国家的思潮源自哪里，可能对此最好的答案就是斯坦福大学，这所坐落于硅谷正中央的精英大学一片片新灌溉的草坪和芬芳四溢的玫瑰之间。
2014年6月的一天，斯坦福大学的篮球场涌入很多年轻男女，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一起，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期待。扩音器中隆隆地播放着“披头士”的音乐。
“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Well, you know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你说你想要发动革命
好吧，你应该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
这是他们在斯坦福的最后一次大课。第二天早晨他们将身着黑红相间的学位袍领取毕业证书，并在毕业留影时将他们的学位帽扔向空中。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及他的夫人梅琳达将向他们送上离别赠言：“让我们震惊那些悲观主义者吧！”之后他们便要迈向外面的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
斯坦福大学就像是谷歌公司的同学会：大部分在这里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毕业后都马上进入这家网络巨头工作。他们之中最优秀的起步年薪可以达到15万美元，另外再加上股票期权及安置费。
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展示着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经使用过的第一台服务器。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是谷歌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如今是谷歌的监事会成员。
现在，毕业生们正在篮球场静静聆听着他们的传播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讲话。特纳研究数字创新带来的文化影响。他身着蓝色西服搭配开领衬衣，佩戴一个铜手镯和一副细框眼镜。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计算机怪才，但他了解科技狂热的历史。
他说，40年前斯坦福成为了一场革命的起源地，当时就有一些年轻人想要重新定义这个世界。
特纳展示了一些老照片：一些人穿着喇叭裤，留着杂乱的胡须，开着五彩斑斓的汽车。他说，这些嬉皮士分成了两股力量。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新左派，他们关心政治，组织游行，反对越南战争，抗议尼克松及水门事件。
另一伙人则选择脱离这个社会，进入美国的荒漠旷野和深山丛林之中。几万人在农村建立了公社、嬉皮士共同体，这里没有金钱和官方机构，通常由具有超凡才能的人做领袖。国家、制度、法律、官僚——所有这些对他们而言都是束缚人性的囚笼。
特纳大声喊道，虽然这些公社中只有几个保留下来，但这项运动的精神在今天重获新生：“就在硅谷！”他的学生们不久就要在这里，为那些以改造世界为理念的创业公司工作； 或是在这里建造地如同阳光普照的村庄一般的企业总部里工作，它们是新千年的公社，在这里人们可以专注于思考，与世无争；或是在由马克·扎克伯格这样能力超凡的人或者天才的独行者所领导的大数据行业巨头工作。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就曾在一个公社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强调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
特纳中断了一下。
“为什么我向你们讲述这些东西？”他问完之后立马回答道：
“因为我们再次生活在一个许多人都相信凭借科技可以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回忆起，那些公社曾经都发生过什么。”
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
“没有政治体制、规章制度和各种机构——它们以失败告终！1973年，最初的6000个公社中只有少数几个留存下来。”特纳认为，因为它们没能够很好地处理意见分歧，因为它们一点都不想了解政治。
特纳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这个“谷歌联合国”的心脏对学生们的号召就像是一种挑衅：“不要指望，科技可以代替政治的艰巨任务。”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宋武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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