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20载，帮中国学会领导世界-正经君

昨天，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巴黎开幕。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坐在一起讨论气候变化，已经走到了第21个年头。距离教科书里那份旨在预防人类灭亡的“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也已经过了18年。而人类防止气候变化的步伐，仿佛还停留在起点。

好在，不少人认为今年的巴黎大会终于有望签订第一个有意义的公约，让我们多少有所期待。而对中国人来说，关注这次气候大会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将第一次出席这一大会。

2015年中国走过了不平静的一年，这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艰难转型的一年。习近平带着过去五年漂亮的减排成绩，和未来巨大的发展压力前往巴黎，中国注定将以全新的角色走进联合国会场。而当习近平抬眼望去，看到的也已经是与20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格局。

勾心斗角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气候谈判的对抗都在三个名词之间展开——欧盟、“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和“77国集团”。

所谓“伞形集团”，其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等，因为在地图上形似一把笼罩世界的巨伞而得名，基本囊括了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结盟的基础，最初来自于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共同立场，即使后来除美国外的大部分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各国在后续谈判中的立场仍然基本相似。

“77国集团”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已久的一股力量，早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实际上已经有134个成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团结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剥削、掠夺的同盟。尽管中国并未加入77国集团，但在包括气候谈判在内的国际事务中，“77国+中国”的利益共同体已是常态。

20余年的气候谈判头绪纷杂，但简单地说，三大集团争论的也无非是个“标准”问题。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气候谈判中各国的“共区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按照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应该对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因此，应该率先大幅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而发展中国家仍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公约语）。按照这一原则，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12年前，发展在中国家无需承担减排义务。

2012年以后怎么办？近年来，欧盟一直试图在2015年前建立一个“涵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并具法律效力”的新减排标准，要求所有国家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时限性的减排承诺，并统一核算规则，确保各国履行承诺。这势必将损害到“共区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遭到“77国+中国”的抵制。

伞形集团则更加聪明一些，试图从内部瓦解发展中国家。他们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国家均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新分组,以改变京都气候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责任“不公平的划分”。比如，美国提出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两类，日本建议将发展中国家分为需要做出减排承诺的国家、排放量不大但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等三类，分别对其规定不同的应对气候变化责任。

这样的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成效。在近年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阵营中逐步形成了“基础四国”（BASIC）、“独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联盟”(AILAC)和“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 等小团体，不少欠发达国家的矛头反而指向中国、巴西这样的昔日盟友。

以身作则

客观地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20年前的吴下阿蒙。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截至201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到全球的25.5%，超过美国碳排放量50%左右，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这是按生产地计算，有研究称，如果从消费碳排放来看，北美则是碳排放最大的地区，占到23%，中国18%排名第二。）

因此，虽然仍强调“共区原则”，中国也已经在主动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2009年11月，中国宣布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这也相当于同期全球减排量的约四分之一。

截至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已比2005年已分别下降29.9%和33.8%，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

为了助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有意义的共识，今年，中国又提出了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目标，这是为实现公约目标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这个目标在全世界是什么水平？下图是截止到2010年伞形国家集团提出的减排目标。即使2014年底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方面做出的承诺也不过是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8%。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身作则，在巴黎气候大会维护“共区原则”势必更加理直气壮。

真金白银

中国给巴黎准备的另一份厚礼，是价值200亿元人民币的南南合作基金。

在今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同时，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的许诺，中美掏出的资金大致相当。

除了减排目标以外，资金援助是气候谈判中最敏感的问题。是2011年南非德班召开的第17次气候大会上提出，发达国家需在2020年前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设立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发展中国家担心这一承诺无法得到保证，成为阻碍谈判的最大难题之一。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依据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曾经退出京都议定书，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今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中，美国人再次向世界表演了“视国际法为无物”的闹剧，威胁在国会否决一项已经过总统签字的协议。

而中国却在此时展现了自己的支付能力。要知道，当2012年温家宝首次提出南南合作基金的概念时，还不过是3年2亿元人民币的“毛毛雨”，而3年过后，中国的承诺已然翻了百倍。

中国的积极行动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将为全世界最贫穷、最脆弱的人们带来切实利益。77国集团轮值主席南非总统祖马认为，中国有关南南合作的上述举措“实际且具体，并以行动为本”，他高度赞赏。

可以说，从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到主动减排，从寻求别国援助到资助兄弟国家，20余年的气候谈判一路走来，中国的角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在学会如何领导一项重要的国际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