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生沉思录38| 书多聚神，会多乱心
【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38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自即日起，为了答谢大家的长期厚爱，张文木老师委托观察者网赠送由《中国投资》杂志社承印、有作者盖章签名的《人生沉思录》[第一册和第二册]。随书还将附赠《中国投资》2015年5月和6月号，当期刊载了张文木老师的封面文章《亚投行的时代意义——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和《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共50套。点击链接，了解赠书活动详情。）
1551.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
1552. 心理伤疤，是人因心灵脆弱受到冲创的纪录，更是人战胜脆弱和克服困难的刻痕。心理没有伤疤的人是没有的，如有，那这人如果不是神也一定是天使，反正不属于这个社会。但总揭心理伤疤，更会使人无片刻安宁。一般而言，越是敏感的人，心理伤疤就会越多；同理，这样的人成功的概率也会越大，其前提是不能将敏感变为脆弱。治愈心理创伤的方法是用不断的实践成功让它“结痂”“钙化”和平复。国家亦然。
1553. 怀柔，得抱在怀里用手揉。
1554. 书多聚神，会多乱心。
1555. 简论丘吉尔
1945年2月10日、11日，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第七、第八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问题，以及最终审议会议的各项文件公报等。八次会议内容主要集中在欧洲战后安排。最后，会议发表了《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公报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可能是对大英帝国及整个欧洲殖民主义具有致命但丘吉尔又不好意思拒绝的部分。宣言第一段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合王国首相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为了本国人民和被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彼此进行了协商。他们共同宣布，他们已经商定，在被解放的欧洲处于暂时不稳定的时期里，三国政府在帮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欧洲前轴心国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其迫切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将协调它们的政策。[1]
这言下之意，就是目前欧洲已无力治理这个世界，我们美国、苏联连同英国将代理这种权力，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放方向，将由三大国（实际上是美苏）来“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开篇提到的“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欧洲前轴心国各国人民”的概念已暗含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范围。也就是说，本“宣言”的原则将同样适用于英帝国内的原殖民地国家。
在欧洲建立秩序和改建国家经济生活应当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达到，即能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建立民主机构。按照大西洋宪章关于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赖以生活的政府形式的原则，必须确保被侵略国家以暴力夺去主权和自治权的各国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权。
为了改善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实现这些权利的环境，如果三国政府认为情势需要，它们将共同帮助任何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或欧洲前轴心集团仆从国的人民：（1）创造内部和平的条件；（2）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以援助贫困的人民；（3）建立广泛代表居民中一切民主力量的临时政权，并责成它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4）必要时协助这些选举的进行。[2]
这实际上是在重申一战后威尔逊民族自决的呼吁，当时威尔逊这一呼吁直接杀伤的是欧洲的世界殖民统治，这次罗斯福和斯大林拉着丘吉尔呼吁“各国人民恢复主权和自治权”直接杀伤的主要是大英帝国。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在告诉原殖民地——当然包括英帝国的——国家，你们的主权和自治权我们将帮助你们予以保证。这些原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一旦建立，那大英帝国的末日也就接踵而至。如果有些国家没有能力独立实现主权，那三国承诺以暂时托管的方式来逐渐达到目标。“宣言”还表示：
在研究与欧洲其他联合国家以及临时政府或其他政府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三国政府将与它们进行协商。
当三国政府认为欧洲任何被解放的国家或欧洲任何前轴心国集团仆从国家的情况使得这些行动成为必要时，三国政府即成立适当的机构，以便履行本宣言所确定的共同责任。[3]
破产的大英帝国的世界遗产就这么被“三大国”分割了！不幸的是，英国自己这份家业在被人拍卖时还要被迫扮演着“数钱”的角色。罗斯福和斯大林已成了世界的真正主人！
“宣言”第六、第七部分涉及波兰和南斯拉夫，基本反映了苏联的意志。第八、九部分为会后议程安排和结束语。
总之，继德黑兰会议后的雅尔塔会议既宣判了轴心国的死刑，也给大英帝国下达了死缓通知。艾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罗斯福之厌恶殖民主义并不限于对英帝国。这是他信奉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着眼于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他实指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自由，就会在政治经济上依靠美国，而他是不用担心别的国家能担当得了这个角色。[4]
会议结束时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心情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5]的感觉，他俩此时的关系几乎就是准“哥们”的关系。就在公报发表的前一天（2月10日），罗斯福还就“在国际组织中票数问题”求斯大林——而不是丘吉尔——帮他“救火”。他告诉斯大林：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我已经考虑到了——因为我必须这样考虑，我可能因大国在国际组织大会上拥有的投票数的差别而在美国遇到可能的政治麻烦。我们已经商定，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家代表会议上支持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为国际组织全体大会成员，而我无疑将履行这项协议。我感到有点不安的是，人们可能会说，美国在大会上只有1票。所以，为了使美国国会和人民完全赞成我国加入国际组织，或许我必须要求增加在大会的一个投票数以使美国拥有平等的地位。
我希望在碰到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如果我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必须这样做的话，您不会提出异议，并且将支持这种建议。如果您在复信中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我将十分感谢。
您诚挚的富兰克林·德·罗斯福[6]
这封信长话短说，就是我承诺了支持“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为国际组织全体大会成员”，现在也希望你在表决时支持我“增加在大会的一个投票数”的要求。第二天（2月11日），斯大林即给罗斯福回信，信不长，有情有义：
尊敬的罗斯福先生：
您2月10日的信函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既然因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列入大会成员国名单而使苏联的票数增至3票，美国拥有的票数也应当增加。
我认为，美国的票数可以增加到3票，就如苏联及其两个主要加盟共和国一样。如果需要，我准备正式支持这一建议。
致
深深的敬意！
约·斯大林[7]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8]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9]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10]。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如果说德黑兰会议使英国人意识到欧洲的沉落，那么雅尔塔会议则使英国人意识到了大英帝国的完结。英国人民对此如此痛心以致不等太平洋战争结束便抛弃了丘吉尔。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11]，“三巨头”里已是“遍插朱萸少一人”[12]。
因欧洲战事结束，英国战时内阁解散。5月8日，就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宣告，英国已经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原本认为凭借战争胜利功劳定能顺利连任首相的丘吉尔，却在1945年7月5日大选中惨败。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却赢得393席，得以组阁，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首相。
这时的丘吉尔一定将自己与已经四连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比较。7月26日，卸任告别会后，丘吉尔与艾登单独谈了半个小时。艾登写道：“他伤心得很，可怜的老头儿。”他告诉艾登，他今天上午告别会上“不但没有感到自在一些，反而觉得更加难过，好像刚受了伤又动到伤口，倍增痛苦。他不禁感到他所受的待遇未免太残忍了”[13]。艾登知道，这些天美英苏三大国正在德国召开决定世界前途的波茨坦会议，而丘吉尔却被他的人民赶了下来，这是丘吉尔内心真正的伤痛。丘吉尔告诉艾登，他曾向新政府建议，如果必要的话至少让能贯彻他的政策的艾登“去波茨坦帮一个时期的忙”，但他们告诉丘吉尔“没有必要”。[14]不仅如此，更“残忍”的事还在二十多天后，8月15日，艾德礼政府在向英国人民宣布接受日本投降的广播里，“丘吉尔先生竟没有被邀请对全国说几句话！”[15]
这时的丘吉尔一定想到了张伯伦，一定理解了当年英国人拥护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原因。雅尔塔会议后，英国人觉得丘吉尔让他们失去了大英帝国，他们对丘吉尔彻底失望了。雅尔塔会议后的丘吉尔算是对罗斯福彻底失望了，以致对这位他曾信任的“老乡”结下终生怨恨。
1945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去世，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有很多压力让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因而未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16]但同样也“有很多压力”，也“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的斯大林则与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据哈里曼回忆：
4月15日大使馆简朴的追思礼拜引来了四百人之众，庄严肃穆地哀悼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员部所有副部长到场，只有李维诺夫因病除外。米高扬率领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主要助手前来，还有安东诺夫将军代表红军总参谋部，以及苏联海军的加夫里洛夫上将，各联合国家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和在莫斯科的每一个美国人——使馆工作人员，军人和新闻记者。莫斯科从未见到对一个外国政治家如此情感盈溢。[17]
1954年6月，已80岁高龄的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当听到尼克松告诉他说自己刚读完他的二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丘吉尔说：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丘吉尔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尼克松回忆说，“他（丘吉尔）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18]丘吉尔告诉尼克松：“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19]
最能表现丘吉尔对罗斯福怨恨的事件是1954年4月他与正在伦敦访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的那场辩论。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用“铁幕演说”忽悠倒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20]
雷德福可能听不懂丘吉尔这段话的含义，尼克松也可能不理解丘吉尔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气，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背景，了解到罗斯福与斯大林针对英国结下的盟中暗盟，就对丘吉尔的心情不难理解了。这话简单意译就是：罗斯福昨天利用我与希特勒的战争及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在帮助我打败希特勒之后又将我踹倒。同样，当我看到美国被苏联拖着，甚至被拖垮的时候，我当然高兴，更犯不上这时再去为你救火。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的观点“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21]，华莱士看透了丘吉尔铁幕演说的目的，他说：
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22]
总之，丘吉尔是不幸的，这是由于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斯大林和罗斯福。除了留下了更厚的著作和更长寿的生命外，在政治成就方面，丘吉尔与这两位对手相比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即使如此，相比而言，丘吉尔对斯大林更有好感，这可能是由于斯大林在打败他这位反共斗士过程中始终没有用阴招。据奥•阿•勒热舍夫斯基在《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一书中披露，“丘吉尔不止一次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斯大林从未欺骗过他’，他在1946年发表了富尔顿讲话之后非常想和斯大林见面”。丘吉尔言下之意是在影射罗斯福曾欺骗了他。[23]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之际，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说，其对斯大林的评价既中肯又耐人寻味。他说：
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伟大的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4]
丘吉尔说这句话时可能同时也联想到自己。1942年，斯大林曾先给他与之联袂再造欧洲“神圣同盟”[25]的机会，但被他拒绝了——为此还惹得斯大林很生气，即使如此，后来斯大林许多场合还是很义气地拉着美国与丘吉尔一起参加了战后利益“分红”。因此，他对斯大林与美国结盟不仅没有怨意，而且对斯大林本人充满敬意，因为，他也曾想与罗斯福结盟暗算斯大林。令他没有料到，当然也令他最为痛心的是，他被罗斯福这个“老乡”出卖了。这使得他在接手英国时，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帝国，当他卸任时，英帝国的财产已被人拍卖。与斯大林、罗斯福正好相反，丘吉尔留下了超长卷的著作，失去的却是整个大英帝国。正因此，英国人民回报丘吉尔在二战中“贡献”的是不等太平洋战争结束便将他赶下了台。艾登在与斯大林、罗斯福比较中评价丘吉尔说：
他也是豁达大度，易动感情的人，但这在会议桌上却是不利的条件。丘吉尔喜欢说话，不喜欢听话。他总是急不可耐地要找机会讲话，轮到他讲话的时候就更不肯放过了。但是，外交赌局上的赢家，何尝都是最热心辩论的人呢。斯大林有时就故意逗他发作。[26]
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啊，如果让我这个积30年形形色色国际会议经验的人，挑选一个出席会议的班子，我第一个就挑斯大林。不用说，此人是铁面无情的，不用说，此人也是胸有成竹的。他从无一字废话，也从不大发雷霆，甚至很少怒形于色。他深沉而镇静，从不大声说话。他避免莫洛托夫反复使用的那种使人生厌的否定语气。他善于运用较为巧妙的方法取得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显得那么凶狠。[27]
艾登对罗斯福的评价可能是丘吉尔不便直说的看法的转述。他说：
罗斯福这人的首要特色在于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在认清眼前目标并善用手腕达到这个目标方面，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有了这些禀赋，因此眼光就不够远大。美国人中流行一种对昔日的英帝国的反感，总统对此是抱有同情的。因此，尽管他对世界事务所知甚博，却老是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美国并没有“伙同”英国整俄国。其结果是在英美关系上造成了某些混乱，便宜了俄国。[28]
丘吉尔又是幸运的，他活到了斯大林和罗斯福死后的那个没有巨人（或说“山中无老虎”）的时代。正因为没有巨人，1946年3月丘吉尔那极富煽动力的“铁幕演说”才能在美国那些找不到北的政客们身上奏效，才能在美国忽悠出一个麦卡锡和凯南，最后才能将美国大兵们忽悠到并耗死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与此同时，丘吉尔还以罗斯福之道还之于美国之身，就在美国在前方与红色中国较劲的关键年头，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9]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才明白了这个事理，尼克松再用罗斯福的德黑兰方式与毛泽东联手，在一周内抛弃了整个西方。美国由此才躲过一劫。
1556. 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30]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31]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32]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33]
1557. 人类的食物选择面的扩大和寻找食物的方式从狩猎转为劳动，导致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并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工业技术使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资源的范围扩大，工业活动使人类创造生存资源的活动从耕地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导致人类活动的空间的扩大，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与遥远的古代相比，工业在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1558. 用辩证法可争取人生极限，用唯物论可守好人生底线。
1559.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34]
1560. 1917年刚刚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者要像列宁那样具备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1561. 个人崇拜哪个地方都有，为劳动人民所必要的权威是必须有的。[35]（毛泽东）
1562. 好学问当通天接地。
1563. 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在远离中原的川西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诸葛亮明知“王业不偏安”[36]的道理，但立都于益州(成都)不仅使蜀汉政权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还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了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是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37]之说的另种表述。[38]
1565.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39]；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40]，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41]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42]鲁迅将话说得透，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43]
但这都是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方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4]，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
1566. 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45]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46]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47]的覆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使刘备率兵东进陷入同样也让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纠结的“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48]的危境。
毛泽东借曹操的话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49]这个“计”，如结合毛泽东以重庆为重点的三线布局，笔者认为并不是“隆中对”中的“计”，而是说刘备认识到重庆的战略地位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失去荆州和夷陵失败后——太迟。
1567. 在识人问题上，刘备的失误已不是“得计稍迟”而是太迟：天下还有让皇帝在前方打仗，自己在后方“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50]、皇帝被打败且“于永安病笃”后，不急及前往接援，自己反坐拥雄兵于数百里之外等皇帝落荒回城喊门的宰相吗？如果有，那就是诸葛亮。书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这说明在皇帝打败且病情日深时，诸葛亮不是主动接驾而是被刘备临终前从成都召到永安的——这已是大不忠；到永安后，刘备话题直涉九鼎之事——这已让人感到他对诸葛亮的担忧，嘱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可辅，辅之；如不才，君可自取。”[51]在诸葛亮表态“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刘备才诏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52]——这已让人感到他对无时间处理诸葛亮问题而无奈。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出发前又作《出师表》：“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53]通读全文，无非是在告诉其身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的朝廷大臣，不要有其他想法，先帝对我曾有“你办事，我放心”[54]的嘱托。可以设想，如果刘备能多活两年，仅就诸葛亮在国事出现重大危机的章武三年（223年）间的政治表现而言，刘备对这位爱惜羽毛胜于爱国的诸葛宰相的放心的程度将会大打折扣。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55]，“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56]；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57]，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58]的评价大体一致。
1568. 公元222年8月，刘备兵败夷陵，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59]永安，长安也。永安，今奉节，治所在重庆市，地处瞿塘峡口，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为川东军事重镇。书说刘备“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这一细节告诉我们，刘备步入城后即改旧名，这有强烈的的政治宣示的意味。我们不能说刘备要迁都于此，但可以肯定刘备决意帝乡此地。次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定居永安是因为他自觉“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60]，这种以在乌江边长叹“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61]的项羽境界揣度政治家刘备失败后改名且定居永安的心思显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批评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62]
1569. 祸，拜斜为正。呙[wā]，斜戾之谓，《说文》：“口戾不正也。”娲[63]，诬词。
1570. 许多人不败在聪明而败在不老实。
1571. 和平时期的政治需要“狐狸”，战时政治则需“狮子”。（朋友箴言。）
1572. 毛泽东说：“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64]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即矛盾的辩证存在和发展，徼，则是规定矛盾的边界。矛盾是无限存在和发展，但具体矛盾则是有边界规定和不断转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仅知道主要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得知道矛盾存在的范围和相互转化的边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决和转化矛盾，转化而不是消灭矛盾才是解决矛盾的要义，也是战略哲学的要义。
1573. 高手接招后——通过心交——感触到的不仅是赛局的输赢，还有对手——不问其身份如何——事业的大限。
1574. 1965年1月9日，斯诺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总是说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65]毛泽东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大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1575. “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66]（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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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盟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公报”（1945年2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页。
[2]“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盟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公报”（1945年2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618页。
[3]“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盟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公报”（1945年2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
[4][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5页。
[5][北宋]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6]“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两国在国际组织中票数问题的通信”（1945年2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
[7]“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两国在国际组织中票数问题的通信”（1945年2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8]参阅“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页。
[9]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0][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
[11]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这是战争期间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等。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已于1945年4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正值英国大选，英国首相丘吉尔半途回国参加大选。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偕新外长贝文于1945年7月28日参加了会议。
[12][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3][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967页。
[14][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964页。
[15][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975页。
[16][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5页。
[17][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29页。
[18]转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9]转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20]转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21][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22]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3]参见[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
[24]转引自［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25]神圣同盟。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国家结成的意在通过维护欧洲内部稳定以延续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同盟。英俄主导的欧洲反法联军击溃了拿破仑后，1815年9月26日，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俄、普、奥三国在巴黎发表宣言，缔结所谓“神圣同盟”，公开宣称共同捍卫欧洲君主政体，稍后，几乎欧洲所有的君主国家都签字加入这个联盟。曾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扼杀希腊独立运动，讨伐波兰起义，镇压匈牙利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1848年欧洲各国普遍发生革命风暴，“神圣同盟”解体。
[26][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7页。
[27][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8页。
[28][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5页。
[29]“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大丰收的背后，除了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推动之外，还有英法国家反美的“影子”。与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英联邦国家比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一样，六七十年代非洲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多是与英国政治联系密切的国家。”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25页。
[30]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31]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32]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可参见何凡能、李柯、刘浩龙：《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载《地理研究》2010年12期。
[3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3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36]“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诸葛亮：《后出师表》，载阙勋吾等译注：《古文观止》（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页。
[37]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据薄一波回忆：“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年7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88996/89988/6038440.html。
[38]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载史念海:著:《河山集》（第1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0～301页。
[39][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页。
[40][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6页。
[41]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文中的“权”字，如理解为“权变”而不是目前译家理解的权力，可能更符合全句的内容。
[42]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4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44]“一春客路厌风埃，小雨山行亦乐哉。危栈巧依青嶂出，飞花并下绿岩来。面前云气翔孤凤，脚底江声转疾雷。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南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嘉川铺遇小雨景物尤奇》。
[45][宋]苏洵著：《权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47]商纣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面周人的防范，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一战，商亡。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即商纣王）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8]《后汉书》卷四十三《公孙述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页。
[50]“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6页。
[51]“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可辅，辅之；如不才，君可自取。’”[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7页。
[52][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页。
[53][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页。
[5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党中央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影印字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史学家不否认“你办事，我放心”纸条确实是毛泽东手书，但不一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参阅《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16023512.html。
[55][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页。
[56]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3页。
[57][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6页。
[58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文中的“权”字，如理解为“权变”而不是目前译家理解的权力，可能更符合全句的内容。
[59][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4页。
[60][元]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页。
[61][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页。
[63]女娲，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帝王，她曾炼五色石补天。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65]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