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王义桅：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程亚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合著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一书即将出版，全书分三个层次阐述：一是“世界怎么了”（怎么看世界），谈世界大变革；二是“中国的新使命”（怎么看中国），谈中国要站在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新高度，复兴天下主义；三是“中国如何做”，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具体战略运筹。本文为该书序言，作者赐稿观察者网首发，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三十年前，我还是一名刚刚进入初级中学就读的乡村少年。当我每日背着书包穿行于田野和村落的时候，我的最大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城里人。
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刚刚拉开大幕，著名歌唱家彭丽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公社的高音喇叭在绿油油的田野飘扬，农民们为包产到户带来的丰收而发自内心喜悦着，乡镇企业也热气腾腾，乡村各处都回荡着欢声。
与父母们挂在眉梢的欢悦相伴随的，在他们在感慨能吃饱肚子、甚至常有肉吃的同时，又对“城里人”的生活，所不时流露出来的艳羡。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白天骑自行车上班，晚上有电视看，退休了可以拿到退休金……“城里人”，真是体面又光荣啊！
在乡村中学做老师的父亲，是我们家里——也是我们村庄最有知识的一个人，他其实只是高中毕业，在本乡中学教数学，但却写得一手好字。他给我们经常带回家、津津乐道的，是诸如国外人人住洋房、家家有汽车、大多数人都上过大学的信息，哎，让人忍不住觉得，头顶上的月亮虽然散发着神秘韵味，可还是不如外国的月亮圆啊！
《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程亚文、王义桅著，群言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
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我对自己童年、少年的记忆，是乡村里人多、热闹、有趣，充满活力和希望，但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刺骨的冷风不时透过遮窗的报纸吹到脖颈，这种场景也牢牢地印在头脑里。
农村，无疑是贫穷和落后的标志。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位农民，私定赴约决定将公社土地包干到户。在小岗村的农民走出石破天惊的一步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只有379元人民币，全国还有亿万人为吃不饱饭而发愁，将近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那时候，80%以上的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都以向泥土求索刨食。农村婚姻的嫁妆，“高大上”的是“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加上“一响”即收音机，称之为“三转一响”。如果是上海牌石英表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拉风”。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简单而快乐着，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无足轻重。在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1987年，法国名记者和经济学家居伊·索尔芒在其《新国富论》一书中，曾不无轻视地说道：值得仰慕的是那个作为文明古国的过去的中国，而现实的中国不过是一张索然无味的暗淡帷幕。
三十年后，我已经是一个落户北京的“城里人”，刚刚与一位同样来自江西乡村的好朋友，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取名为《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
从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到曾经感觉无比神圣的天安门所在的首都，我所经历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场所和生存状态变化？
三十年间，世界天翻地覆。当年小岗村那几个穷则思变的“乡下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举动，无意中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贫穷、落后、封闭”，不再是中国形象的代名词，相反，开放、活力与富裕，渐渐是中国的新标签。13亿人的温饱问题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迅速得到解决，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急剧下降到2012年的2.8%。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也由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2位。据信到2020年，中国还将取代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其GDP将是日本的三倍还不止。
1957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到美国留学时，日美之间清楚可见的巨大贫富反差，曾使他不敢想象在其有生之年日本能达到美国水平的一半。20年后的1970年代末期，日本却已在人均GDP上与美国相差无几。
这种惊讶现在似乎应该转移到中国身上。这个全球最大的后发国家，虽然人均GDP仍与先发国家相去甚大，但其百姓的购买力水平，却又明显高于同等收入的先发国家。
1978年的那个有一定数量的重工业、但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国家，转眼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已基本呈现出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特征和形态。以下一些方面的表现可供佐证：
1、经济规模和人均GDP。1978年中国GDP是0.36万亿元人民币，人均381元；2013年则达56.88万亿元，规模扩大了158倍，人均41908元(接近7000美元) ，达到世界中上水平。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中国省份，一省的GDP便“富可敌国”，比如广东省2013年GDP首次达到万亿美元以上，其全球排名达到第16位。
2、对外贸易量。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量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排名中居第32位。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16万亿美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
3、对世界资源和资本的利用程度。1992～2001年十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计4889.65亿美元，是1979～1991年的近9倍。2002年中国成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后发国家。自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2013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已达58.1%。
4、中产阶层数量。在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是20至49岁之间、个人年收入在人民币6万元至20万元之间的群体。2013年，这一群体约为3亿人，占到中国总人口的25%以上。估计今后20年还将增长到7亿或8亿人。
5、城市化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2013年，已达到近53%。预计到2020年，将有4亿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将进一步提高到75%，而完成同样的转变西方国家则花费了三个世纪。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都已经处在世界第一的位置，比如：
——制造业规模已占全球总量的2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已达20万亿人民币以上，占全世界的1/3。
——互联网发展速度全球最快，网民数量和网络经济规模均居世界第一。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
——拥有“全球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最多。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公布，2012年“全球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十名的国家，中国以第一名（1485个），大幅度领先处于第二名的德国（703个）。海尔公司居2013年度全球家电品牌排行榜首位，这是它第五次荣获全球主要家电品牌第一名的称号。
——高铁里程世界第一。时至今日，中国高铁里程已突破1万公里，占全球将近一半。世界拥有高铁里程前五名国家分别是：中国（10463km）、日本（2680km）、西班牙（2608km）、法国（1907km）、德国（1292km）。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产业，如通信设备和装备制造业上，中国近十余年已逐渐领世界风气之气，不仅在全球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而且在技术研发能力和所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上，也不遑其他先进国家多让。
深圳华为公司2013年营收达到349亿美元，超过爱立信的336亿美元，成为全球通信产业龙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它是“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美国《时代》周刊称它是“所有电信产业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不仅华为，另一家通信硬件设备供应商中兴，也已跃升到世界前五的位置。
在装备制造领域，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一批企业已进入世界前十，中国产的工程机械已遍布世界各地，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发生后，给核电机组注水降温的62米泵车，就来自三一重工的捐助。
中国在高铁领域已全面领先。2014年1月，中国南车制造的CIT500型的试验速度达到了605公里/小时，而目前世界上最快高铁时速为574.8公里，由法国高速列车TGV在2007年4月3日创造。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奥巴马强烈意识到，高铁将是重塑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制高点，但这一制高点目前已由中国占据。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如今被称作为“世界工厂”，很多国家觉得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从极端贫困到小康在望，创造了“中国速度”。
把时间拉长一点，才能认识到这种变化之快之大。七十多年前，当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以访学者、后以美国政府代表身份来华时，他在长期观察中发现，这个刚刚推翻帝制不久的新国家，内在底子竟然是如此薄弱：1940年代初，中国铁路里程才12，036英里，比美国伊利诺斯州还少；公路里数上，中国刚刚与西班牙相等；棉花纺锭数上，也只与意大利差不多；中国的中学生总数只有110多万人，相当于美国伊利诺斯州和纽约州两州之和。[ 费正清：《论中国》，7-8页。]
时间再拉长一些，中国在短短时间内摆脱以往的贫穷落后面貌，今天所呈现的景象，不过是曾经有过的历史的回归。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的序言中说：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西方国家，即便到了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30%，大于西欧、东欧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这样的一个中国，当然已经不再是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的那个不知世外为何物的老大帝国，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国家迟迟不能实现统一的混乱国家。当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在21世纪来临前后悄悄出现在世界舞台时，世界没有理由不去关注这条东方巨龙的再次复兴。最近一些年来，全球各地重要媒体，频频以 “中国世纪”为题，突出报道了中国的成就与变化。
2004年，美国人乔舒亚·雷默2004年在英国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个词语，引发全球热议。
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听得多的，是“华盛顿共识”，这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的一件“衣裳”。很多国家在穿上这件“衣裳”之后，却发现它并不合身，反给自己身上留下累累伤痕。
通向“罗马”的大道一定只在美国和西方？乔舒亚·雷默后来又在一本书里告诉中国人和全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乔舒亚·库珀·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中文版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中国的“不可思议”，更在于中国人的不可思议。台湾淡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吕正惠先生，退休后受聘大陆的大学任教，他在与许许多多的大陆知识人接触交流后，发现了一个令他纳闷的现象：为何在中华文明正迎来她的第三次黄金时代的时刻，反倒是身处其间的人，对这个国家却毫无信心、疑虑迭出？
经常碰到的现象是：当你跟人说，中国经济总量在不久将来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他会跟你说，中国的人均GDP，才不知是美国、日本的几分之几？当你跟人说，中国从现在起就要关注欧洲、日本乃整个西方世界衰败，防止它也会在中国身上发生时，他会跟你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赶上欧洲人、日本人，不知要到哪一天呢？当你跟人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要加大对外援助、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时，他会跟你说，中国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错了、还有闲力帮助他人？
这样的疑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说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请恕，我也常说中国存在着诸多“致命性问题”），那会博得阵阵掌声。而当你把“中国的问题”说完，话锋一转说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希望时，听众们往往一脸惊谔和迷茫：你是在说中国吗？
这些场景，令人惊讶。然而，把中国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放到历史的纵深里，却又感觉，一切难以理解的，其实又都再自然不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人，也曾对自己的国家疑窦重重、抱怨不绝。一边是南北战争后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今天超法明天超德后天赶英，另外一边，“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种族压迫、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 又让美国人痛心疾首，不知何日才能迎来光芒。
向上提升与向下沉沦，如同一张阴阳脸，一起在一个面具上同时存在，人们在思想上陷入混乱，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
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中国，中国人的思维，显然还没有跟上来，无论是看待自己的国家，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都还鲜明留存着过去时代的印记。
这个时代的主要口号，是“改革开放”，它的主要诉求，又是“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
时至今日，当中国发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亚欧大陆国家纷纷加入这一合唱；当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也纷涌而至时，究竟是“中国与世界接轨”，还是“世界与中国接轨”？
人们普遍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单方面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时代，已渐去渐远，而已进入了世界与中国相互开放的新时代。
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时代的改变，又意味着中国需要全面推进思想改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多次有过思想突破，随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实施改变。最近的两次思想突破，分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1978年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1949年是中国在大陆结束国共内战的年份，也是中国结束百余年来受外国侵略、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的年份，那一年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突破的一个临界点，由之前的“救国救亡”、“两条道路的斗争”，转向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新的话语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工业化的需要而已。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恰如美国汉家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乃是如何摆脱贫困，而其途径则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又是资本和技术投入。
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的国家，哪来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只可能两种方式：一是接受外部资本和技术转移，二是内部资本积累。1949年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进入冷战状态、敌我两分的世界，中国不可能像三十年后那样，可以充裕地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吸收资本和技术，最多只能接受苏联的资本和技术转移，这解了中国工业化的燃眉之急，但却又是极不充分的。怎么办呢？
正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所指出来的那样：只能实施内部剥夺进行工业积累，而剥夺的最大对象，则是农民。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结束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上就确立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它在农村的表现，则是将土地制度从私有变为公有、推动土地集中。放到今天来看，土地集中和公有制无疑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为何还要推行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其实不然，放到当时情况，乃是利用工农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不得已措施。
放到世界范围看，新中国当年以工农剪刀差推动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一点也不新鲜。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定以发展工业为国家目标，同样是以牺牲日本农民为代价。美国在1860年代发生了内战，其实质是用武力手段强行使南方农业经济进入北方工商业经济的轨道，为美国工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任何话语体系及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约束条件和适用时限的，约束条件变了，当另一个时间段来临时，就可能不再适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口号下、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促进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发展，中国就此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进入70年代后，其效用已经逐渐耗尽，又进入了要求进行思想和制度突破的临界点。
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新中国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诉求的新话语体系。其实质乃是，当时中国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城市产业资本，要开始产业扩张了，于是需要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
在“改革开放”名义下，中国先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接着认为应该推进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体制变革，再次出要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系列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扩张的制度安排于是迅速展开。中国也因此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业积累和人力、土地、其他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吸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渐渐成长为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
“改革开放”有可能按照它既有的轨道一直进行下去吗？在有效运行三十年后，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很多层面同样出现之前有过的类似疲劳，其效用也几乎用尽。
根本的约束条件再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并对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便车”产生警惕，不仅不再如以往那样欢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而制造如TTP、TTIP那样的新“轨”，意图将中国排斥在外，抑制中国经济发展；而在内部，人力、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已发挥殆尽，不推进全面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国家发展将有可能陷入停滞。
中国已再次进入要推进思想突破，以此带动制度变革的新临界点！然而，今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憧憬中国的前行方向时，普遍却陷在以下三种思想迷障里走不出来：
第一种主张，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其典型话语，是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推进“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要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体制上，都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它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一套话语体系，其实又是近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话语体系的一种表现，而在当下却已蜕化为开放教条主义。
第二种主张，是回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这套现今被贴上“毛左”标签的思想观念，强烈认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才是理想形态，而改革开放则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所剥夺的乃是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完全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
第三种主张，是觉得无论全盘西化，还是回到“毛时代”，都背离了中国的具体历史和文明传统，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回到更古老的中国过去，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古典中国文明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最好的途径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应该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这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三种典型观念表达，其他类型的主张，还有很多，但都是旁枝未流、不成大音，在此不作评述。为何说它们已成为中国人前行的思想迷障？
首先，这三种思想，不是在历史中失灵过，就是在现实中失灵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为什么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下转向改革开放，还不是因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那时效用已基本用尽、无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了嘛。第二种“回到毛时代”的主张，对“毛时代”的美化，可能连毛主席本人也不会赞同，一时代有一时代能做的事情，那时代能做的，换个时代可能就无法去做、也不必去做了。
中国更老的传统，也曾在回应现代西方世界时，有过惨痛的失败经历，凭什么说换个时间，现在就能带中国人走出五彩斑斓？在谈论中国的“复兴”或向历史的常规时代回归时，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认为今天中国又可以恢复朝贡体系了，这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唐宋明清，回头路是走不了的。
至于第一种，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后，整个西方的主流知识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的的制度安排都在反思，认为它们已无力应对当下西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难题。“普世价值”、“多元文化”、“福利社会”等等在原产地都已病厄缠身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凭什么说搬到中国来，就能把中国的问题都解决好？
其次是，任何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都有其人口规模和具体生活场景的限制。能够解决一万人生产生活问题的思想和制度，不一定能解决十万人的问题。规模越大的国家，复杂程度越高，对知识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卢梭写《社会契约论》，当时所想的不过是瑞士这样的小国家的治理。托克维尔也指出，大国会有理想担当，而小国多很安逸无争，心理状态和所需要的内部组织，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已不可以再回到前三十年、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也不能一味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找药方？是因为所有这些知识思想体系，都没有遇到过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从古到今，有过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全民社会保障吗？近代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的思想知识体系，顶多也就处理过3亿人口规模国家（即美国）的问题，然而就在这3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思想和制度都已面临衰退、不够用。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同样有这个问题。
中国今天遇到的挑战，从复杂程度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过去的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所致力解决的只是过去出现过的问题与挑战，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天命》作者：程亚文教授
《天命》作者：王义桅教授
“世上没有救世主”。当21世纪的大幕掀开、中国再次迎来复兴势头时，如果中国人的思想，还一味停留在过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国是不可能为自身、也为世界开拓出新的文明格局的。
中国当下的思想突破，所需要的乃是哲学家赵汀阳所说的“创作眼光”，无论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的新传统或西方的思想知识体系，都是创造中国新文明的有用资源。从这个角度说，反西方没有意义，反中国自己传统没有意义，反建国前三十年的经历也没有意义，它们都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作为文明创新的资源。
中国需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最高处，俯瞰人类曾经有过的一切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从中撷华取英，融会贯通，并开陈出新。也就是说，有待中国开拓的，乃是既有别于中国传统，也有别于西方，但又包含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经验的一种新文明。
仅仅着眼于为中国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面展开思想突破与制度创新，已经不够了，当代中国要有新胸怀，要把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天太平，为中国和世界的长久福祉，作为新一轮思想突破的目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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