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专访| 张军：改革仍要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

11月13日，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礼在深圳举行，观网读者们熟悉的几位学者林毅夫、张军和樊纲的“过渡经济学理论”获奖。这个奖项虽然没有孙冶方经济学奖历史悠久，但是从往届获奖人，以及获奖理论来看，其含金量在经济学界所有奖项中属最高。

前排从左至右：李周、林毅夫、厉以宁、樊纲、张军 （新浪财经）

比如2008年第一届杜润生等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2009年，厉以宁等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2011年，以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与中国改革进程的实践息息相关，也成为中国改革30年成就的最好注脚。

在颁奖礼的前一天下午，观察者网编辑在获奖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的家中，就此次获奖，以及近期公众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采访。

此次林毅夫、张军、樊纲等三人获奖的过渡经济学理论，通俗的说法就是，对中国30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解释，并构建了一套指导后期改革的普遍理论。

张军在分析他在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时指出，转型在中国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对1980年代的研究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经济转型仍有现实意义。

“改革能不能成功，要考虑初始条件，要考虑改革方式选择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谓的顶层设计。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的。80年代的很多改革只所以成功，是因为自下而上的比较多。”

此外，张军教授还回答了当前宏观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比如，经济面临通缩风险究竟怎么办？张军称，他对当前过于谨慎的货币政策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当前央行放水的力度还不够，实际利率仍然偏高，无论从稳增长还是调结构，在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需要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下为采访全文：

“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贵在坚持

观察者网：首先要祝贺你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从历年获奖的理论、经济学家以及奖金金额来看，这个奖应该是经济学界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项了。具体请你讲讲整个评奖的过程？

**张军：**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原来是一年一次，2013年决定改成两年一次，2015年是两年评一次的第一年。我也是评选委员之一。

评奖方法有点跟诺贝尔奖类似，是200多位经济学家或机构先提名、推荐或自荐，获得提名之后公示，然后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排序。第一轮在十几个推选的理论中，投票选出三个获奖的理论，第二轮既对理论进行投票，也对相应的主要贡献人进行投票。每一张投票只能选择一个理论，同一理论的主要贡献人最多可选择3人(或组)。

第一轮“过渡经济学理论”进入了前三名，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有8个人，包括我、林毅夫研究组(林毅夫、蔡昉、李周)、胡汝银、冒天启、盛洪、樊纲等。第二轮投票我们作为主要贡献者，就不能再投了。评奖中有个规则规定：主要贡献人的票数要超过总票数的25%。最后第二轮只有三个人票数超过了25%，所以就是林毅夫、樊纲和我三人获得这次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从评选规则方法上来说，这个奖还是比较公正的。

不过，一些人对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名字有些议论，认为用理论创新这几个字可能不是特别恰当。但是从历届获奖的理论来看，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组委会关敬如拜访获奖人张军

比如第一届获奖者是杜润生等研究团队的“联产承包制”理论，当然这也有作品；还有郭树清、周小川等设计的一揽子联动价格改革。

我相信，这个奖项如果坚持下去的话，越是后面就会越接近经济学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了，就跟中国的改革没有关系了。贵在坚持，一定是要做下去。

观察者网：经济学界还有很多奖项，比如孙冶方奖，媒体曝光度很高，此外还有张培刚奖，蒋学模奖等等，你是这些奖项的获得者，也是不少奖项的评委，这些奖项的功能侧重点，有何不同？

**张军：**孙冶方奖，是历史比较久远的一个经济学奖项，1984年就开始了，每年获奖的学者比较多，有论文也有著作，已经举办了15届，虽然也是民间的,但似乎也有一些官方色彩。

张培刚本人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经济学奖，主要评选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建树的著作和论文。已经评选了5届，两年一次，坚持的不错。2014年开始，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入选了。

2010哈佛大学的Dwight Heald Perkins教授获奖，他老远飞到武汉来领这个奖，当时有四个人获奖，包括我、北师大李实，还有北大的卢锋。

复旦曾经还有一个蒋学模经济学奖，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历届毕业生于2002年共同发起设立，当时的奖金比孙冶方奖高，奖金是10万。第一届华民、姜波克等学者获奖；第二届是我一个人。

蒋学模奖的评选是所有候选人到场，现场投票现场颁奖的，所以投票的时候场面很激烈。有媒体参与，如果落选场面就比较残酷。后来搞了三届，就没有坚持下去,很可惜。。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适合顶层设计

观察者网：10月中旬，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后，主办方到获奖者办公室来颁发获奖证书，还要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具体你说了些什么？

张军：我讲了两点：一是，这个奖项，是对我在中国经济转型这个领域所做研究的承认，也是对15-20年前，我们这一批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的认可和评价。

第二：转型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80年代的研究对未来的经济转型还是有一定价值。

为什么是大约20年前的研究，而不是更早，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时候，中国经济推动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乡镇企业改革、经济特区等领域，中国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转型的说法。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到1990年代中期，不仅国内还有海外学者就开始研究，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同。

首先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结果不同，中国导致经济增长，俄罗斯导致经济衰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大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开始感兴趣。

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方案不一样，策略不同，俄罗斯东欧就是休克疗法，一揽子的一次性的改革，中国是渐进式的，碎片式的，增量式的，实验式的。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创造了很多概念，通过刻画中国和俄罗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不同，试图用这种差别来解读两种不同改革的结果。

90年代中期，海内外学者在这个领域就做了很多研究，想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方式究竟是什么？我在这领域做了不少工作，写了理论模型去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

1995年左右，我写了一本书，《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整个研究观察的时间段其实主要是80年代。但是为什么90年代才写，因为俄罗斯东欧90年代才发生转型，把中国和俄罗斯对照起来才能看清中国80年代的改革用了什么方式。

这本书还得了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年代。书里主要是解释，什么是双轨制，以及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

1990年代后期 ，我的研究继续深入：固然中国改革方式与俄罗斯不同，但是为什么中国会走上双轨制？俄罗斯为什么会走上休克疗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双轨制，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

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改革方式，与这个国家面临的初始条件有关。我发布了很多文章，有中文、英文的，其中有篇文章专门讨论初始条件与改革的速度之间的关系。我写了一个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办法选择激进的改革，而俄罗斯没法选择渐进式。

其实，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也走过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但是很快发现行不通，失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要找到原因，我发现这跟俄罗斯的约束条件有关系。

我的模型的一个主要思想是，要搞双轨制，政府必须要有能力控制计划这一轨，同时放开市场轨。俄罗斯之所以选择激进改革，是因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优先于市场改革，民主化了，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计划轨，只能推动市场轨，这样渐进式改革方案一开始就实施不了。

改革方式是不是采用双轨制，跟政府能不能履行计划制度，有没有控制能力相关。俄罗斯恰好不具备，因为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没有了。

观察者网：你提到，过渡经济学理论对当下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

**张军：**改革能不能成功，要考虑初始条件，要考虑改革方式选择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谓的顶层设计。

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的。80年代的很多改革只所以成功，是因为自下而上的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设计者，比他的高层更知道改革所能面临的约束条件，改革更容易操作，更容易推行。

如果80年代要是搞顶层设计就完蛋了，俄罗斯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就是搞顶层设计，可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现在很多改革，在约束条件不能解除的情况下，还是要有一个改革的策略。现在我们的改革方案很多都是纵向的，是中央部委主导的，地方政府的主导权被大大越弱，地方政府的主体性角色好像没有了，变成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交通部专车管理办法初稿规定，专车一律登机为出租客运。

比如说，专车管理，地方上已经有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如果中央部委层面一刀切地设计一个方案向下推到地方，就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在改革方面还是要研究，哪些适合在上层设计方案，哪些要以地方方案为主。我们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要寻找更有效的改革方案而不是更统一的方案。

深水区的改革是否就必须顶层设计，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幸亏80年代大多数改革不是这种方式。

结构转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

观察者网：10月PPI继续跌 5.9%，连续44月为负，CPI勉强上涨1.3%。中国经济面临通缩风险，似乎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了。记得今年年初采访的时候，你就说通缩来了，调结构要让位于稳增长，关键要放松货币政策。10月你发布的文章仍然还在呼吁说，调整利率到了关键时刻。其实我们的货币政策，今年以来经历了7次降准降息，似乎就没有起什么作用？

张军：因为力度还不够。经济在往下走，实际利率还很高。实际利率=名义利率-物价指数。现在一年期企业贷款名义利率是4.35%，按极端的工业品出场价格PPI10月同比增-5.9%计算，实际利率10%以上了，还是太高；如果按CPI10月1.3%的增长来算，实际利率也有3%。

实际利率要往零靠拢，这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基准。欧洲一般都是零利率，中国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还很大。

这背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央行不断降息—刺激投资—总需求回升—紧缩缓解—价格指数回升。不断降息，物价指数往上走， PPI如果将来变成-3%，-2%，这样实际利率就会不断缩小。

观察者网：按照以前你一直坚持的观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减轻企业成本，以及化解政府债务？

**张军：**对，有两个方面，实际利率往零靠拢，债务负担会减轻。存量先不管，主要是利率高的时候，每年的利息增量很厉害。企业要借新还旧，利息很高，会把企业压垮掉。如果利息少，银行再借给企业，企业债务就能得到缓解。

另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了，投资需求也就上来了。现在实际利率这么高，正常企业也困难，别说陷入困境的，都不可能挣钱。因为通货紧缩，价格在往下走，企业产品卖不出价格，也赚不到钱。

可能很多人会说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结构转型，不能靠货币政策放水去刺激。但是，当经济下行到已经明显低于潜在增长力的时候，仅仅依赖结构改革，或者结构转型，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我觉得结构转型最核心的机制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谁最重要，当然首先主体是企业经营者。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企业家要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产业，他就需要更低的融资成本，因为他需要更高的回报，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如果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经营困难，怎么会有钱投入科研，创造新的产业，实现产业转型？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恰好需要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能够让很多企业家的投资活动，在快速的结构转换过程当中获得足够高的回报。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的公共资本开支。因为公共资本开支周期比较长，产生的回报比较低，但是它具有强烈的外溢效果，它可以支持创新创业活动。

从这个方面讲，我们也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让地方政府能够解除目前面临的财务约束。所以如果利率降低，能够让地方政府债务得到化解，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使政府的公共资本开支上面依然保持相对的扩张和增长，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以上这两个方面来看，经济结构转型是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来支持，而不是要用过于谨慎的、过于紧缩的流动性来所谓“倒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目前央行采取的过于谨慎货币政策是持保留的意见。

观察者网：也有人说，降准降息没起作用，不断放水刺激还有很多副作用，因此要加大财政政策，当前的政策选择怎么平衡利弊？

**张军：**要知道，每个政策都有副作用，关键是什么是优先选择。2012年的时候，稳住总需求还不是最重要的，那时候，能不放水就不放水，现在两年下来经济没稳住，还在往下走，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变了，决策的优先顺序变了，现在稳增长是头等重要的。

比如吃药，这个药有副作用那个也有副作用。但是医生说，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比那个副作用更重要的。当然问题缓解之后就可以把药停掉。

同样放水也是这样，放水不是一直放，要让总需求恢复。要让通货紧缩不断加深的情况得到缓解和逆转。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老百姓消费会受到抑制，他觉得物价还会往下走，经济会陷入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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