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十三五要实现年均增长6.5% 必须要加大投资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不小的挑战，10月中国经济同比增长破7，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要求，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至少要达到6.5%，那么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时候，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高招。
上周六（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45次季度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相比中国以往动辄两位数的增长，6.5%的经济增长不算难，不过，如果与日本当年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增长3.5%相比，中国可能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那么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姚洋认为，实现6.5%的增长速度，必须要加大投资。而国内舆论目前对投资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在经济下行时，对刺激不能讳疾忌医，不能因为出现了产能过剩就不投资，不能因为投资效率下降就不投资，不能因为企业以及政府有债务负担就不投资。恰恰相反，姚洋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十三五期间要完成两个翻番目标，GDP年均增速需达到6.5% 图片：新华网
以下为姚洋的发言整理，经作者审阅。
“十三五”规划提出很多目标，其中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保增长，增长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第二是调结构，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第三是促民生，此次十三五建议，对民生的重视要胜过以前。
转型过程中完成6.5%的增长 挑战很大
这三个方面，其中保增长是第一位的，要实现2020年比2010年的居民收入翻一番的愿景，最低速度可能要达到6.5%。6.5%的速度，如果以我们过去20年来的增长成绩来看，很容易。但如果我们和其他国家做横向比较，可能这个速度还是一个蛮高的要求。
可比的是日本，日本也是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采用的发展模式基本相同，是出口导向型的。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也面临转型，石油危机之前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2%，石油危机之后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按照我国的标准来看是非常低的。
1970年代、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来自于日本。创新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仅靠创新要保持6.5%以上的增长是有难度的，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太可能很高。美国技术进步的步子非常快，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与技术进步的速度持平，也仅保持每年2.3%的GDP增长速度，其他国家要低一些，仅有1.5%到2%的增长速度。
我们国家要保持6.5%的增长速度，必须要加大投资，没有投资要达到6.5%的增速是有难度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围绕增长谈一些目前存在的认识误区。我从四方面来讲：一个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第二如何看待产能过剩；第三是投资效率；第四方面是信贷扩展，加杠杆的问题。
四个认识误区
首先，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五年是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的增长潜力还在6.5%到7%之间，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增长潜力，要看短期的需求，如果总需求（投资+消费）增长缓慢，我们短期里面实现6.5%以上的增长速度还有难度。
与1997年-2003年的经济通缩类似
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处在什么地位呢？数据上看还可以， GDP增长7%或以上的大国就只有中国和印度。但是从其他的数据来看，恐怕不得不说，我们正面临着和1997年之后几年类似的经济通缩。
1997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 整个工业需求在下降，这可能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的。但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跟中国经济减速、中国的需求下降是有很大关系的。
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为负，CPI勉强是正数，10月增长是1.3%，但是如果我们把住房消费统计进去，恐怕多数时间CPI也是负的，住房价格如果有增长也是非常小的增长。
总体来看，我们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陷入衰退，中国没有衰退，是因为我们有4万亿投资，4万亿投资是太猛了，但是对于我们保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4万亿投资也把中国的衰退推后了。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当世界经济在衰退的时候，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但是目前状态下有难度，这是对我们“十三五”期间政策的一些短期判断，这是至关重要的，五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达不到潜在增长率 就应该刺激
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发改委徐林司长说了，地方政府加大投资有难度，但是有难度也得上，因为离开了地方政府财政刺激，经济要恢复增长是有困难的。
去年政府结余是三万亿，今年10月中金的一份报告说，政府机关在银行部门的储蓄存款有21万亿。政府现在是钱太多了，拿在手上不花，或者花不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跟反腐有关系，反腐到了制度建设的时候。
有人说，你现在又搞刺激，是不是又走老路呢？长期我们要调结构，但是如果短期我们的经济增速下去了，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那就应该刺激，没有一个国家看到潜在增长率上不去的时候，还不刺激，还在紧缩，这是很少见的现象。
产能过剩要让市场自然淘汰
说到调结构，“十一五”期间我们就在调结构了，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结构是在恶化的，投资占比在上升，储蓄率在上升，消费占比在下降。这几年经济增速下去了，我们的消费占比却在上升，储蓄率占比在下降。过去五年储蓄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就已经很快了，如果下降得更多，那一定是中国出现了大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阵痛。
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政府要“生拉硬扯”调结构，只会毁掉生产，我们老说中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结果还是原因？
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教训，上一轮经济紧缩期，1998年，我们说产能过剩，然后政府着手压缩产能，那个时候钢产量是2亿吨，现在的钢产量是7-8亿吨。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增长加快，2亿吨根本不算多。
当时2004年的江苏铁本事件，老板戴国芳因为产能扩张违规上项目被抓了，我们周其仁老师受国家委托专门到监狱里和这个老总谈话，最后周老师发现，两边都是好人，但是好人做了一件坏事，我们要汲取教训。
是因为经济衰退导致产能过剩，而不是因为产能太多所以经济衰退，这是因和果的关系。
如果产能过剩，市场自然会淘汰。比如说现在有些私人的钢厂还在盈利，国营钢厂在亏损，那就应该淘汰国营的，而不是私营的；如果认为私人企业污染严重，我们以公开的环保标准来筛选，达不到环保标志的就限期整顿，整顿不好就关门。
政府不应该为压产能而压产能，这是对私有产权的损害。十八大报告里说，我们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一到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很多思想并没有理顺。现在往往对产能过剩的一些处理结果是，国营企业得到好处，但是私营钢厂受到压力，我们在重蹈2003年的覆辙，这是很大的问题。
投资效率下降不能看作反对投资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投资回报率的问题，我们投资回报率在下降，但是，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我们经济下行的原因呢，还是结果呢？
我感觉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经济学家喜欢算TFP(全要素生产率），但TFP是残差，是顺周期的，经济周期上升了TFP就高了，经济周期下降了TFP就低了，很容易计算。利润率也是同样的，因为经济下行，很多产能没有用起来，利润率肯定下降。
所以投资效率下降不能看作反对投资的原因，特别是我们地方政府好多投资搞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本来就低，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仅算经济账。高铁改变了中国的地理观念，这个应该算是社会回报，我们做环境保护都会考虑一个成本，如果基础设施也计算成本，肯定回报远远大于成本。
降准的空间还很大
最后一个问题是信贷的问题，我们企业负债率在上升，负债率上升同样是经济下行的结果，因为经济下行订单会减少，所以坏账会增加。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如果负债有毒，我们只能以毒攻毒，降低利率放松货币政策，才能解决负债率的问题，让市场活过来，因为受到影响的多数是中小企业。
我们现在的信贷措施，方向似乎是很好的，定向降准降息，要直接精准地到达企业，但是实际上很有难度，中小企业本来就是风险非常高的，如果你非要把钱给到中小企业手里，往往很难收拾。更多的还是要用普降的手段。
我们现在降息幅度比较大，但是降准的力度不够大，遮遮掩掩每次0.5%，这样的速度实际上不够的，我们现在的准备金率还是17%，2004年是8%，还有非常大的降准空间。全面的降准使得市场上资金流宽一些，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
政府的债务有短债和长债，，刚才徐林司长说了，债务置换是对的，我们现在建的基础设施是供好几代享受的，仅仅我们这代人负担也是不合理的，通过短债置换成长债，让后面几代人也负担成本，这是可以的。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内债问题不大，外债风险太高，国家用长期债务置换短期债务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市政债，把政府和融资平台割裂开，政府给多少说清楚，这样可以让好的市政项目轻装上阵，到市场上融资，这是可能的。这样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保持增长，还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光靠中央政府，光靠我们企业是有难度的，某种意义来说地方政府的投资相比国家投资是有优势的，地方政府如果砸一些钱把基础设施搞起来，整个经济可以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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