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施密特提出的那些忠告，很多中国人都忘了

11月10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逝世了。对中国来说，施密特这个“老朋友”，的确是名实相符的。

1971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施密特力促总理勃兰特与中国建交。1975年，时任总理的施密特首访中国，成为两国建交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施密特回忆录中有关初次访华的内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毛泽东的观察与评价。

施密特指出，在评价国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惊人的洞察力与远见。对于当时经济实力正蒸蒸日上的日本，毛泽东认为不足为惧：“日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对于西欧，毛泽东则认为是四分五裂不能实现真正统一，因此力量大打折扣：“一言以蔽之，欧洲那么多国家，相互闹矛盾，太软啦。”而美国呢，则是四面出击，手伸得太长，长此以往肯定吃不消：“美国人是想用十个指头按住十个跳蚤。”四十年过去了，历史印证了毛泽东这些判断的合理性。

不过奇怪的是，与对美欧日的判断相比，毛泽东对苏联的判断却让施密特大吃一惊。在他看来，毛泽东极度夸大了苏联的力量。谈话伊始，施密特指出，“近15年来，人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苏联人的所言与所行。他们在行动上要小心得多”，只要对苏联保持足够强大的威慑，“苏联人就不会越出界限”。毛泽东立即对施密特表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苏联力量极其强大，肯定会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相信我吧。同苏联的战争会打起来的。您那个威慑战略不过是一种假设。”见此，施密特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过毛泽东依旧坚持他自己的看法。（引文见《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理解中国》，海南出版社2009年。）

1975年，毛泽东会见到访的施密特

将近四十年过去后，施密特对当年毛泽东高估苏联力量且没有重视他的意见一事仍旧没有忘怀。2013年，施密特与中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汉堡进行了对谈。一上来施密特就强调，当年毛泽东跟他交谈时“听得不用心”，不重视他对苏联力量的分析。对谈结束之前，施密特再次强调了毛泽东的战略误判：“（毛泽东）说中国和苏联必有一战。苏联有更多的导弹、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士兵、更多的坦克。……他真心相信那一点。”（（引文见《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汪晖对话前西德总理施密特》）

苏联连个阿富汗都搞不定，怎敢对中国大打出手？毛泽东当年为何如此高估苏联的力量，至今是一件令我迷惑的事情。恕我陋见，解释这一疑问，乃是当代中国史、中苏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一大课题。

与力促德国与中国建交相比，1989年以后施密特对中国的帮助可能更是无法令人替代。众所周知，1989年夏天以后，西方对华关系一度跌入低谷，高层交往几乎陷入停顿。1990年5月，施密特以私人身份访华，会见了邓小平与江泽民。随后，施密特又牵头组织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英国前首相卡拉汉等西方政治家来华举行会议，力主中西方关系走近。这一系列行动，对推动中西方外交关系由寒转暖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施密特跟中国政府的这一段交往，堪称“患难之交”。

2013年，施密特与中国学者汪晖在德国家中畅谈

与施密特一样，基辛格是另一位被中国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政治家，不过，施密特对基辛格“对中国人民友情”的深厚程度有着自己的看法。在前述与汪晖的对谈中，施密特揶揄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那可是美国反对的。基辛格本来要让你们再等一阵子。可后来他却成了中国之友。”施密特说的是事实。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会议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巧得很，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访问，而就在当天，基辛格还对中国领导人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

施密特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也是富有前瞻性的。长期以来，尽管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不会否认，但是舆论——不论中国的还是国际的——都低估了这一增长所蕴含的科技含量。施密特可能是老资格西方政治家中，最没有受这一偏见影响的的一位。（至少）早在2005年，当绝大多数人还将中国当作低技术加工厂的代名词时，施密特就看到了中国工业与科技力量的快速提升并进行了清晰的表述：

“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并成为他们（欧洲）在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方面的竞争对手。今后，中国在机械制造领域的所有产品，例如计算机、飞机、轮船这类产品的质量都可以与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相媲美。但是由于人工成本较低，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将更具竞争力。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德国汉堡的港口，所有电子控制的集装箱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施密特：《一个欧洲人对中国前景的展望》）

对这一见解，说是远见卓识恐不为过。

施密特对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谨慎选择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与方式的做法，也多加肯定，同时，他也毫不隐晦地指出西方企图将中国经济引向邪路：

“中国……的改革措施也很谨慎。中国没有听取那些美国的银行家，经济学家的意见是对的。人们会经常看到很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批评。而大多数对此事做出评论的人就是那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于一己之私，向俄罗斯提供武断而又不完善建议的人。这些人妄想在一夜之间建立起一整套市场经济体系。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了解俄罗斯，同样今天他们也不了解中国——即便他们频繁访问上海。”（《施密特：一个欧洲人对中国前景的展望》)

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号上，施密特当之无愧

2012年春，中国国内一些学者和媒体鼓吹国企私有化的舆论达到了高潮。到4月份，这一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扭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纷纷在主要版面刊登肯定国企的报道，而专门介绍国外舆论动向的《参考消息》，也参与其中。4月12日，《参考消息》刊登了某记者于2月15日对施密特的采访，在采访中施密特明确指出，现存的“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否决私有化”，“对现有国企实行私有化未必会有利于竞争，使人民获利”，“私有企业更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2012年4月12日参考消息：《德国前总理：国有企业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早在十年前施密特就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伴随着产业升级时，如今中国媒体却掀起了一股贬低中国产业水准的舆论浪潮。媒体在贬低中国的同时，常常伴以美化或神化西方，这其中被利用最多的就是施密特的祖国——德国（如被中国媒体编造的“青岛德国下水道与油纸包神话”）。

在德国人日益为中国的竞争而忧心重重的时候，在中国轨道交通制造商击败西门子即将开始向德国出口高铁配件甚至整车的时候，在三一等中国企业将越来越多的“隐形冠军”头衔从德国企业头上夺走的时候，在四代核电技术在德国夭折却在中国茁壮成长并投入实用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媒体界对德国技术习惯性的、无根据的神化却在与日俱增，这种现象令德国人都不解或无法忍受。

弗兰克·泽林是德国《商报》驻华记者、作家，也是施密特的密友与长期合作者（两人有合作书籍以及纪录片等作品）。2013年6月20日至21日，弗兰克·泽林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由环球时报社和德国博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德媒体论坛。当中国媒体人在会议上大谈特谈德国的能源、环境技术多么先进、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时，弗兰克·泽林忍不住当场予以反驳：“中国没必要等待德国技术，可以自己去发明。比如在环境领域，……中国拥有相当强的实力，不要总等西方国家传递技术。”（见《中德媒体人对话：未来十年中国的机遇与挑战》）施密特若从泽林口中听到这一幕，不知会作何感想。

本来，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既有速度也有质量，但是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内总有些声音却将其宣扬为粗放低效、因此应该予以抛弃。这种论调恐怕多多少少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决策，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笔者不愿见到，为全世界所艳羡的“中国速度”，由于媒体的误导而逐渐被中国人所鄙弃。9月9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中国经济放缓或最终令美国受益》，直言“中国经济放缓虽然也会影响美国经济，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经济放缓将会削弱中国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努力，令中国无力挑战美国的霸权，从而使美国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那些美国的银行家、经济学家”，“那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于一己之私，向俄罗斯提供武断而又不完善建议的人”（施密特语）的见解，在全球危机后的今天，在中国舆论场上似乎仍然颇受重视。改头换面的“新休克疗法”（其内容大致为：一味鼓吹降低经济速度甚至不顾爆发危机的风险、国企与公立医院私有化、降低劳动人民收入），正试图逆转中国的发展方向。

“摸着石头过河”与“照搬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的道路之争，看来还在中国继续进行着。遗憾的是，施密特走了，他再也不能了解中国最新发生的这一切，并向中国人民提出忠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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