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新分税制破解“土地财政”：税种取代税率成依据
**观察者网按：**在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土地财政”难题到底怎么破？答曰，新分税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堪称中国当代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笔。其时尚且年轻的两名学者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的《国家能力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开启分税制改革大幕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报告中，两位学者直言，国家能力与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密切相关。此前所实行的地方政府“大包干”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主导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终于得以厘清。胡鞍钢本人曾透露，分税制实行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历史最低点的1994年的11%提高到2013年的22.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
在前总理朱镕基任上，分税制得以推行，大大提高了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
然而，分税制的实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在原有分成再加上地方财政经由中央转移支付的收入，一般无法完全解决地方的财政支出问题。随着中国房地产的起飞，地方各级政府于是开始逐渐依赖土地出让金来弥补支出压力，这便是“土地财政”的起源。2000年以来，土地出让金通常都要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不少地区甚至高达50%以上。土地财政的弊端重重，倚重房地产的经济结构以及大城市房价的高企，都与其有莫大关系；此外，掌管审批的政府部门更是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至于解决之道，不少专家学者都纷纷提出建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便是匹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简而言之，即**“干多少事就拿多少钱”**。
作为十三五规划中的重头戏，财税改革的内容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及：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健全优先使用创新产品、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
那么，在理顺央地关系这一问题上，重要的是究竟采取何种方法以及到底如何落实。对此，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今天国新办吹风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杨伟民在今天的吹风会上
杨伟民透露：
“（在财税改革中），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也是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而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不是把税率切割几块划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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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吹风会。日前，“十三五”规划建议正式公布，建议的内容十分丰富，大家都很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理解规划建议，今天我们高兴地请来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先生，请他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并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回答提问。
下面先请杨主任介绍情况。
杨伟民：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上午的吹风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这个建议是在两个时期的背景下确定的，有两个定位，我分别说一下。一是今后五年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小康目标到现在已经是最后五年了，所以“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或者纲领性文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这是一个时期，一个定位。二是“十三五”规划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因为新常态不是一个很短期的、几年就过去了。如果说前37年是一个常态的话，可能后面还会经历很长时间的新常态。“十三五”规划建议，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这五年规划也就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规划。这是关于基本的定位。
“十三五”规划建议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形势，我们面临的环境；第二部分讲的目标和理念；第三部分到第七部分分别以五大发展理念所引领的发展路径为标题，阐释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任务和重要的举措，包括一些制度性建设的内容。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党的领导是怎么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和发展任务的政治的保证。为什么做这样一种布局，这样一种篇章、结构，大家如果看一看过去几个五年规划，从来没有这么安排过，这是一种全新的结构、全新的篇章布局。这种结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给大家谈谈我的认识，这样更容易理解。
第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目标，是一个没有退路的目标，无法改变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不能变的。党的十六大提出来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的时候改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是没有退路的。
第二，目标是不能变的，但是环境和形势是切实变化着的。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包括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我们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归结到一点，就国内来讲，就是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常态。
第三，不能变的目标碰上了变化了的形势，应该怎么办。最近几年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断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特别是最近两年更加明显，也就是说传统的发展方式，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已经走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在理念上进一步破题，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所以，这次建议特别重视理念先行，提出了五大理念。五大理念决定了我们未来会走五个发展路径，也就是创新发展的路径、协调发展的路径、绿色发展的路径、开放发展的路径、共享发展的路径，这五大理念决定了我们后面要走五大路径，走向都要奔向一个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上破题了，发展的路径也就找到了，所以这次建议就是按照这样一种篇章结构，分析了形势、提出了目标、确定了目标、阐述了理念，接下来第三部分到第七部分按照五大路径确定了未来发展的任务和措施。
建议一共有两万多字，内容非常丰富，如何落实这五大理念，真正走出这五条正确的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发展路径。这次建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问题导向、措施精准，所以提出了50项左右，叫战略、工程、计划、制度、行动，全文有300项左右的重要举措，我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回头可以仔细看看。
就战略来讲：
优进优出战略，主要是讲进出口的结构要优化。比如，今后要进一步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就要优化我们的出口结构，不像原来仅仅是招商引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网络强国战略，主要是适应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中互联网起到的重要牵引作用，所以要实行网络强国战略，后面还有互联网+，配合起来，最后推动形成更多的新的增长点，也符合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方向，这也是属于创新发展中的。
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网络强国战略中一个进一步落实的战略。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意味着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保障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而不在于当年的农产品，包括粮食产量的多寡，比如我们要保护好耕地，进一步开发推广农业的先进技术。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这也是过去没有提过的。一个方面，比较通俗的说，一是“军转民”，军用国防军工技术如何更多转化为民用，因为这也是世界各国的趋势，特别是像美国这些国家，过去很多技术都是从国防军工转到民用的。二是“民参军”，民口的机构、单位、企业如何进一步参与到国防军工产品的生产。
食品安全战略，主要是要健全从农田到餐桌整个全过程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人民吃得更加放心。
还有国家安全战略等等。
工程：
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最近几年水淹城市的情况越来越多，地面建得很漂亮，但是地下管网与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地面硬化的速度，所以导致了水淹城市等等现象越来越多。
工业强基工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主要是讲基础的零部件，现在最主要的是芯片、基础的装备，一直是中国工业中的弱项。
智能制造工程，主要是促进信息化互联网技术怎么样和现代制造技术相结合，也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前几天苗圩部长已经讲很多了。
中华典籍整理工程，这也是一个新的工程，历史上传承下来很多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典籍，要系统地进行整理。这样才能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体系。
网络内容建设工程，主要是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
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也是面临着很多野生动植物正在减少，生存环境受到损害的问题，包括建设一些救护性的防疫中心，基因库等等，这也是系统性工程。
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些地区，让这些地区碳排放接近于零，从而创造一些未来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在全球来讲也是非常新的一种尝试。
雨洪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工程，我就不详细讲了。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在一些生态安全屏障的一些地区，按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共同体的理念，来进行统筹的保护和修复。过去我们保护的时候，单纯的保护林、土地、河流，现在不一样了，按照总书记绿色发展的理念，就是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来形成一种工程。
脱贫攻坚工程，通过“六个一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后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9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重大人才工程，主要是针对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是我们创新型的领军人才是缺乏的。我们人力资本丰富，但是领军型的创新型人才是短缺的，是不够的，所以要通过这种工程突出高、精、尖、缺，包括发现、培养、引进。
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企业生产、仓储安全环保搬迁工程，这个工程是在“812”天津港(12.08, 0.37, 3.16%)瑞海公司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以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又重新确定了这样一个工程，要从源头上减少这些危险源。
计划：
“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家都很熟悉了，包括“互联网+”各行各业。
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主要是通过政策支持，扩大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
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在企业层面推动企业进行循环式的生产，在产业链层面推动企业在产业链的组合，在区域上要推进循环式改造。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我们所有工业污染源到2020年都必须要做到达标排放，不达标的不能排放。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这也是针对现在劳动力出现的新情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农民工的素质并不是很高提出的一个计划。
全民参保计划，我们现在全民参保率已经很高了，但是还要进一步提高参保的覆盖面。
制度：
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主要是财政制度中的一个制度。
巨灾保险制度。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这当然是整个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都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控。
居住证制度，已经征求完意见，主要是为了实现提高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拿到居住证，就要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虽然是个试点，但是也要探索一种新的制度，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土壤耕地以及粮食生产和仓储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一个新制度。
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这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制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也有碳排放权，我们怎么样合理地进行分配，因为这样才能做到总量双控的行动，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交易市场，也保障实现碳排放的公平、公正。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总书记在说明当中有详细的解释，我就不说了。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在三中全会时就提出过，大家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种模式，并没有作为一个制度，这次从模式改成制度，也就是说今后要全面实施这种制度。
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这也是一个新的制度，因为我们很多水电的开发、矿产资源开发会占用一些集体的土地，包括林地、耕地。要采取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的方式进行补偿，这是完全新的内容。因为按照宪法，有些土地是属于集体的，但是建成新水电站后也有可能是国有的，怎么样把占用的集体土地通过产权、股权的方式进行补偿，过去都是采取货币性补偿方式，这是一种新制度的探索。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我相信今后会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所有信息、信用都能查得到。
行动：
质量品牌提升行动。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现在实体经济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利润在下降，盈利能力在下降，一方面是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成本涨的比较快，所以要实行这样一种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也就是说对三个资源，能源、水资源、建设用地，既进行强度控制，同时要进行总量控制。
能效、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转岗职工、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
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也是针对我们国家老龄化速度在加快，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高，而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方面建设相对滞后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行动。
以上我简单就“十三五”规划的定位、基本逻辑和50项新的重要举措作一个简单介绍，我下面可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看看大家关心什么问题。
胡凯红：
谢谢杨主任简要的、系统的介绍，下面请大家提问，提问之前请通报你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凤凰卫视记者：
请问杨主任，这次我们看到建议稿里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测算，根据每年GDP的增速要达到6.523%，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我们国家GDP增速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目标的？谢谢。
杨伟民：
这是一种测算，总书记在建议的说明中也讲得清楚，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这个目标，因为前四年GDP增长是8%，如果今年增长7%左右，可能前五年大体上是增长7.8%左右。大家知道，实现十年翻番平均增长速度要求是7.2%，因为前五年，也就是“十二五”这五年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期间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在6.5%以上，我也看到最近有人在讲，我也没测算过，有人讲是6.523%的速度。但是，这是一个测算的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因为按照我们国家制定规划固定的程式，中央提出建议，最后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报明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我相信目标肯定会充分考虑到实现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线，但是6.5%本身并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怎么确定，还要到明年3月份确定。
德国世界报记者：
您提到在新五年规划中关于金融部门改革以及开放金融部门相关的改革举措，这是否意味着近期一些金融上的问题影响了金融改革的目标？
杨伟民：
当然，我们的改革从来都是叫问题导向，就是有什么问题改什么体制。这次建议虽然不是改革的系统性文件，是发展的系统性文件，但是也讲了很多新的改革内容和举措。我觉得这次重点强调了三个关系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动力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性环境的重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根据前一个阶段资本市场的波动，也适应我们国家金融发展混业越来越多的趋势(但是我们的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的)，所以这次建议中提出，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当然具体的改革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您也提到现在要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居家进城落户，但是城市的容纳力是有限的，它有它的饱和度。请问大规模迁入城市会不会加重城市的负担压力？有没有哪些新的破解措施？第二，规划也提出到2020年的时候贫困县将全部摘帽，这意味着每月将减少100万人口，可是从1990年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减少了6亿贫困人口。有分析认为，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接下来如何把这些硬骨头真正解决掉？谢谢。
杨伟民：
大家要注意这次建议提到城镇化率的时候有两个说法，一是在总结“十二五”成就的时候讲，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5%，但是在目标当中讲，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当中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解释，我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是比较高的，但是质量不高，质量不高最主要的体现在于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增长速度在下降。我记得去年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已经到了1.3%，今年上半年好像是0.1%，具体数大家可以再查一下，我记不太清楚了。也就是说，未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会放慢，我们城镇化率取决于进城农民工的数量。现在这种城镇化的模式，是只能到城市打工、经商、就业，但是不能在城镇落户的城镇化的模式，在全局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比如“招工难”，为什么难呢？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但是还有一个方面过去研究得不够的是，因为农民工相当多的一部分干到40岁左右就离开城市，因为他不能在城市定居，他就回到原籍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农民工一生的劳动年龄时间比在城市的就业人口少了接近20年，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一年要浪费多少劳动力资源。农民工回到农村，农业是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从高生产率的部门流回到低生产率的部门，这是经济发展的大碍，因为所谓的人口红利是讲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
另一方面，涉及现在城市的住房怎么样启动。因为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以城镇户籍人口的公有住房产权化为主要方向，这是1998年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城镇住房已经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户籍人口的家庭，不一定都有产权房，住房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人均是34平方米。但是如果考虑到外地人口，因为往往是外地的非户籍人口拥有的房子是少的，所以这样会产生多大的住房需求大家可以想像。农民工市民化或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在宏观上、全局上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谓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或者最重要的动力，其实主要体现在刚才我说的农民工如何从现行的只就业不落户变成真正和城市居民融入到一起。
刚才你讲到城市容量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讲的是这些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了，但是他可能居住条件差一些，同样和我们一样去挤地铁、坐公交等等，所以我认为容量不是问题。现在关键问题是各地区思想上认识不够，另外是有利益在里面，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设指标，土地指标拿了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可以带动增长。但是人进来以后是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次提出来两挂钩，一个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通俗点说，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你地；再有，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所以财政转移支付要和这个挂钩，从而解决好利益问题。
第二，关于贫困问题。现在剩下的7017万人口，到去年为止，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就建档立卡的摸底情况，其中有2000-2500万属于失能人口，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了。这次建议中关于怎么实现提了六个途径，一是就地发展产业，比如过去贵州贫困人口是比较多的，但是贵州的生态环境很好，现在大家追求的产品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在好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得很好，所以很多地方创造出了很多经验。二是转移就业，和城镇化相结合，新的劳动力生产出来以后到城镇就业，下一步就可以落户了，只要进城打工就是立马脱贫。三是异地扶贫，这是难度最大的，因为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相当多的一部分是生活在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并不是很好的高山区、高寒缺氧区、大山区、荒漠化地区、石漠化地区，所以要通过移民搬迁彻底改变他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实现脱贫。这也是这么多年一个成功的经验。四是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因为我们有很多地区的贫困人口是生活在生态环境十分重要的地区，比如说青海三江源地区，我们要通过生态保护创造一些公益性的岗位，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变成生态功能保护生态实现脱贫，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特别是像青海这样一些地区。五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全，因为我们很多贫困人口，特别是返贫人口很多是进行疾病，特别是大病造成的，所以要通过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来实现脱贫。六是剩下的全部纳入低保，实现低保县和贫困县的有机衔接。所以，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扶贫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必须实行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采取六个一批，当然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总的来讲是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讲了这么多一批，其实是精准到每一个人、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最后实现脱贫。因为策略对了、路径对了，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谢谢。
北京电视台记者：
刚才你也提到未来几年老龄化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针对我国不但是老龄人口在增加，而且还存在一些高龄、失能、贫困甚至是空巢老人的一些具体情况，请问在这方面未来有怎样的具体计划？谢谢。
杨伟民：
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具体讲的是建设以居家为基础(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当然也针对一些新的情况，未来可能空巢会更加增多)、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相结合，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每句话、每个字都是针对不同的老龄人口而言的。比如说对失能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看你加不加入，看你的子女是不是采取这种方式。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社会上简称叫“医养结合”，解决一些患有长期慢性疾病老年人的需求。另外，建议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共享发展中讲到，要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过去改善民生做的很多事情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我们发现不同的特殊群体面临着不同的特殊困难，比如刚才我说的老年人口面临的问题，医疗问题、养老设施问题，怎么解决精神的寄托问题，等等。但是老年人口本身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需求。另外，城市贫困人口的需求是什么，下岗失业人员的需求是什么，他有什么特殊困难？城市农民工有什么特殊困难？在城市常住但没有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所以，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这是中央对各地区下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新要求，就是我们既要普惠性地改善和保障民生，同时要针对不同群体面临的不同困难，实行更加精准的帮扶，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获得感”，你针对他的特殊困难，解决了他的特殊问题，才能真正体现他的“获得感”，这也是这次共享发展中的重要思想，虽然它不是一个行动，也不是一个计划，但是它的含义是非常广的。谢谢。
新华社记者：
刚才您在谈改革的时候也提到了财税改革是未来五年改革的重点，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以及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现行财税改革，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也因为新的情况，在不断调整改革的步伐。从未来五年看，原先既定的2020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目标基本完成，从财税的改革领域这个时间表会不会有所改变？像老百姓(50.45, 0.00, 0.00%)关注的房地产税、中央跟地方的政府间关系这种难题能不能有所突破？谢谢。
杨伟民：
财税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企业、政府、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收入怎么分配，这是改革中的重点，也是一个难题。根据新的情况，上次财税体制改革就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部署，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根据新的情况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快，哪些可能需要考虑到先后顺序的问题。这次进一步强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个含义在哪里呢？因为在此之前财税的一个方向是中央集中的税收、集中的财力相对较多，而地方承担的事权相对较少，所以今后要考虑到加强中央统筹的事权。与过去相比较，事权和支出责任会更加匹配，因为这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大体匹配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也是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而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不是把税率切割几块划分税。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支出。**因为在此之前，地方特别是基层，市县财力比较有限，所以建设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财政及其房地产的开发。而现在房地产进入到调整阶段以后，他们的相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建设资金来源就成问题了。所以，今后如果税种划清楚了，地方有稳定的税收了，这样就可以保障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保障，同时也能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出，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另外，按照管理学意义的角度来讲，收的多，往下支的环节多，使用的效率是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下一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怎么推动这些相应的改革。我觉得房地产税的改革需要和整个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相匹配，因为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和整个领域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相关联的，所以需要统筹考虑。谢谢。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
“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较“十二五”头四年的8%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有这个调整？是不是因为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杨伟民：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现在的6.5%并不是目标，只是一个按照十年翻番测算出来的数据，是制定目标的基础，但不是目标本身。你看中央建议没有说增长6.5%，并没有确定。刚才我已经讲过，刚才说的前四年8%是已经实现了的一种结果，按照这个结果来测算，假设今年再增长7%，未来五年增长6.5%就会实现十年年均增长7.2%。所以，未来五年的目标还没有最后确定，要到明年3月份全国人大来确定。谢谢。
胡凯红：
吹风会到此结束，谢谢杨主任，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