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越南政治体制“超前民主化”中的“四驾马车”
【11月5日，值中越建交6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抵达首都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之间的高层互动，意味着两国仍然十分珍视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与胡志明结下的同志情谊。不过，虽为近邻，但越南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显得十分陌生。
中越关系在二战之后曾几经波折，尤其近年来两国又在南海问题上频发争议。但是，作为中国的近邻，发展对越关系仍然对我国至关重要。
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两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类似的反殖民反霸权的历史记忆以及相近的意识形态，但两国之间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存在极大的区别。这些区别在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造成了不少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主编的新著《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近期正式出版，其中有关越南问题的部分恰好可以解答人们关于这个重要邻邦的种种困惑。
著者在书中指出，与中共民主集中制极为不同的是，越共领导层的权力结构相对分散，并在发展中形成了“四驾马车”的权力架构，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以及国会主席这四大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这一架构导致了越南国家权力的相对分散，并进一步催生了被称作“超前民主化”的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却是由历史地理、时代变迁、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外部压力这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说来，历史性的南中北三大政治经济中心导致在人事安排上的“南北党”格局；随着时代变迁，由于长期缺乏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在越共内部的不同派系中就逐渐形成了强调协商的政治局面，间接推动了“民主化”；此外，经济发展催生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也是重要原因；最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各种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有力地冲击着越南的政治体制。
本文选自《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专题《越南：“民主”与“集中”的权衡》第四章《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及演变》（本专题共同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潘金娥，广西外国语学院教授 梁炳猛），社会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房宁 等著。】
1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内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演变
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越南的宪法对越南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定，然而这只是一整套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论述的完美“说法”；越南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了越共对于未来国家发展的一些“想法”。在实践中，“说法”“想法”和“做法”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宪政体制下，存在着实际的权力结构，在公开制度之外还有隐藏制度及其“不成文规定”，宪政体制与权力结构，公开制度与隐藏制度共同构成了越南实际的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运行的机制。
一 越共在政治局及“系统”
越南宪法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越南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政治局。
2011年1月，越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共包括1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2013年5月召开的十一届七中会增补了2位政治局委员，从而使本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至16名。他们分别是：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政府总理阮晋勇、国家主席张晋创、国会主席阮生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中央组织部部长苏辉若、中央宣传部部长丁世兄、国防部部长冯光青、公安部部长陈大光、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吴文渝、政府副总理阮春福、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胡志明市委书记黎清海、国会副主席丛氏放、书记处书记阮氏金银、政府副总理阮善仁。
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总体上属于政治权力比较集中的体制。在高层权力机关中，因权力集中于为数不多的领导人，领导人分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掌管相关权力机构久而久之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个系统。因权力集中统一，在各个相对的权力系统长期运行，又易于产生系统内部的价值取向、政策偏好以及亚文化等系统特质、系统特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强化了高层政治权力机关中一定程度的派系划分。
**越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经济派系居多，即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与经济界、企业家联系较为紧密。这一系统中的干部思想比较开放，更倾向于改革传统经济、政治体制，更主张对外开放，特别是向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开放。**国家主席张晋创、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生雄、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吴文渝、政府副总理阮春福、书记处书记阮氏金银、胡志明市委书记黎清海等均被外界认为是经济系高级官员。从1986年开始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发展市场经济得到了经济界和企业家阶层的拥护，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经济系官员的威望，有助于加强其权力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系官员大量进入最高权力机构。但目前越南经济遇到多方面问题，宏观经济不稳、通货膨胀严重，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新的形势变化对于经济系官员构成了挑战。
越南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高层权力中枢里面，负责意识形态、思想宣传的“文宣”系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现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外，主管意识形态的还有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苏辉若、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他们都是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宣系官员虽然看似不掌握更多实权，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掌握政宣传机器，对于社会思想、舆论具有直接掌握和影响能力，同时对于党内干部的晋升、使用也有较大发言权。文宣系依然掌握着重要的政治权力。
越南共产党武装斗争起价，军队系统，所谓国防系，在高层政治权力体系中自然是举足轻重。国防系的领军人物是现在国防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冯光青。2006年冯光青接替年届退休的范文茶大将出任越南国防部部长，外界一般认为这意味着军事指挥权继续掌握在北方派系手中。与国防系功能最为接近的是公安系。公安系负责维护国家内部安全，也是党所掌握的重要的武装力量。公安系的代表人物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李鸿英和公安部部长陈大光。
经济系、文宣系、国防—公安系，是当前越南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权力系统。此外，原为中央民运部部长的国会副主席丛氏放进入政治局，这是越共重视民运工作的表现。主管教育科技的副总理阮善仁虽然在政治局中排名靠后，但也反映了越共日益重视科技教育的倾向。阮善仁曾留学西方国家，先后担任胡志明市理工大学副校长、胡志明市科技部门负责人、胡志明市副市长。2006年他担任越南教育培训部部长，一年后成为越南副总理并兼任教育培训部部长至2010年。他在担任教育培训部部长期间，曾经发起一个“对考试中的负面现象说不”的倡议，以应对越南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腐败和欺诈行为。他在胡志明市担任副市长期间，争取到美国英特尔公司投资10亿美元在这个城市设厂。由此，他的当选也被认为是越南当局为了吸引西方投资者和振兴经济所做的调整之一。阮善仁在2013年举行的越南祖国阵线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上被推举为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河内市和胡志明市作为越南两个最大的直辖市和政治、经济中心，现任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胡志明市委书记黎清海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反映了一种历史沿革。
值得注意的是，主管越南外交的前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家谦未能通过选举获得连任，以至于在本届政治局中缺少来自外交系统的面孔。
二 多头政治架构
国际研究界普遍认为，越南政治权力中枢存在着多头政治，即所谓“四驾马车”集体领导体制，党的总书记、国会主席、政治总理、国家主席为四个权力中心的代表。甚至还有人认为，越南高层权力中枢是“四驾半马车”，即还要加上权力日隆的祖国阵线主席，算半驾马车。
（一）从“相对集中”到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制”
在越南考察时，课题组发现，越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扩大党内民主，深层原因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层缺乏领导核心，高层政治领导人和部门扩张自身权力，导致党与国家最高权力分散化，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根据政治史上的类似情况，我们称之为“弱王现象”。越南政治的这一特征的这一特征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1954年5月，越共取得奠边府大捷，7月与法国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指南和平的日内瓦协议》。此后，越南以北纬17度线做界分为北越和南越，由于革命和工作经历不同，党内的南北派系表现明显。越共“二大”进入政治局的“四驾马车”分别是：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党的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但实际上，胡志明是最高“精神领袖”，长征、黎笋、范文同、武元甲负责党政军的实际事务。因此在胡志明时代，越南共产党内部没有真正形成具有绝对权力的“核心”人物，权力只是象征性的集中于胡志明主席。
“南北党”现象是越南政治权力结构除了具有社会主义构架权力集中体制，一般都具有的主要因工作经历和职责而形成的“系统”外，又具有因地域差别划分的另外一种结构，即另外一种权力划分和最高领导人归属的方式。由于所谓“南北党”现象的出现和存在，越共内部始终存在以南北方面线的权力分野，它导致了越共高层权力中枢内部长期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矛盾。
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长征、黎笋、范文同组成三人治国小组领导越南。1975年4月越南统一后，1976年12月召开越共“四大”，选举出黎笋任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黎笋长期领导越南南方的抗美救国斗争，在越南南方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坚强、庞大的干部队伍，是一个强有力的来自南方的领袖人物，黎笋被认为是越共历史上最“强势总书记”。
1986年7月黎笋去世后，长征临时接任，经过几个月的过渡期，到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阮文灵当选总书记，长征带头和几位元老退出越共中央政治局。自此，越南结束干部终身制，由此也开启了越南权力结构的新时代。
1991年6月，来自北方的杜梅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他继续执行革新新政策。1997年12月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黎可漂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军队系统的总书记2001年4月农德孟在越共“九大”上当选总书记，从这届开始，中央开始不设政治局常委，重设中央书记处，越南领导核心演变为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人组成的“三架马车”。自此，越共形成了一种互相制衡的集体里领导体制。这种情况延续到2006年越共“十大”上农德孟当选连任为止。越共“十大”以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提升了国会的地位和作用，越南权力机构由“三驾马车”变为“四驾马车”。在越南政治权力的高层，无论是“三驾马车”还是“四驾马车”，中间恒定的因素是南北方，即最高权力者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南北平衡。
考察历届越共中央的构成，我们发现，革新以来，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沿袭一种格局，即三（四）驾马车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物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干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为中心的北方干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出身干部，即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人；政府总理一般由有在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工作经历的干部出任，主管经济工作。越共高层干部因工作经历、出身不同而分“南北”，在政治上也有路线和政策偏好的差异。一般而言，北方派相对保守，意识形态上属于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持谨慎态度，同时对中国比较友好；南方则以较为激进的改革派面貌出现，倾向于仿效美国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加速发展工业化、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按照地域标准划分，在目前的政治局成员中，被认为是北方派系的阮富仲、阮生雄、范光毅、冯光青、丛氏放、丁世兄、陈大光、吴文渝、阮春福共9人；被认为南方派系的有阮晋勇、张晋创、黎鸿英、黎海清、苏黎若、阮善仁、阮氏金银共7人。
然而，这种绝对的以地域为标准来划分的派系近年来似乎有了逐步淡化的新趋势。例如，公安部部长黎鸿英，根据他的工作经历应属于南方派系，但从路线上应属于北方派系。
当前，越南正在代替以传统工作经历和背景因素来划分派系的是新兴的利益集团。这是越南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
（二）权力构建机制：从内部磋商向公开化过渡
尽管越共最高层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而不是“会后”。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青、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但是，尽管越共“十一大”选举总书记仍然实行等额投票，但提名方式从越共“十大”以来出现了变化。在越共“十大”上正式提出农德孟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之前，已经在越南中央内部对两人即阮明哲和农德孟进行了投票测评，最终农德孟以微弱优势胜出，才最终成为唯一的正式候选人。尽管越共“十一大”没有按照“十大”的轨迹走下去，但越共中央委员得差额选举比例扩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得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144%。而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候选人也有熟人落选，其中包括原外交部部长范永谦等。
（三）政治民主化：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
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越南政权的取得是越南共产党从外来侵略者手中夺得的，话句话说是“打江山打下来的，”这就是越南政权“合法性”最根本的来源。当前，在时代因素和大环境的影响推动下，越南吸取了西方“民主选举”和“法权国家”等理念，但越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必须依赖于本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必须始终坚持一条不能跨越的底线，那就是“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越南的政治变革，是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之下，对国家权力或是以更加“集中”，或是更加“分散”的方式加以分配，从而建立一种符合越南情况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制度。
从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与东亚各国由于社会发展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的动力不同，越南共产党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动的自我革命。具体来说，在越南最高领导层的中央政治局里，某些领导集体成员以及他们所主管的部门，由于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导致了扩张权力倾向。而又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各个领导集体成员以及所代表部门的权力扩张行为逐步演化为权力主体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和弱化他人权力的趋向，最终在整体上导致了原来集中统一的权力的分散和弱化。
近年来越南政治变革的实践已经导致了这种客观结果。从国会和祖国阵线与党和政府关系上，已经出现了“争权”与“限权”的明显斗争。越南在理论和法律上规定了越共的领导地位，但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国会和祖国阵线在不断地扩充权力，甚至以否决党与政府重大决策的方式来彰显自身的权力地位。实际上，越南国会已经几次否决党和政府重大决策，比如否决越南政府计划修建贯通南北的高速铁路计划以及越中合作的铝土矿项目，由此引起各方关注。祖国阵线近年来随着改革深化，权力不断扩充，地位日益提升，但祖国阵线的高级干部却时常抱怨权力不够。越共党内随着党内民主的扩大，内部矛盾和分散化、自由化的倾向也有所增长。
三 政治民主化进程分析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既有别于西方体制，也不同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其自身又似乎呈现出一种“超前民主化”的趋势。越南政治发展及民主化，是越南历史、地理和文化以及外部影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政治进程。
（一） 历史和地理因素
越南政权的“南北党”格局，首先与其历史因素密切相关。
1834年，越南阮朝圣祖明皇帝阮福晈将越南分为三圻。北方宁平省以北的各省统称北圻，北圻以南至北纬20度线之间的各省称为中圻，中圻以南各省称为南圻。1887年，法国建立了由驻西贡总督统治的，由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法国殖民者承袭了阮朝的南圻、中圻和北圻的行政区划，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统治形式。因此越南人民抗法时期，南圻、中圻和北圻的人民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反抗组织。1929年前后，越南革命运动出现高潮，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出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和安南共产党三个组织。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这三个党举行会议，经与会者同意，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因此，一开始越共党内就形成南、北、中三支力量。
在1954年北方击败法国殖民军队获得解放后，南方依旧处于反殖民战争状态，越共中央成立了南方局领导南方革命，因此在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上述两点，对越南统一后的政权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历史沿革因素之外，也有越共革命策略方面的原因。越共长期倚重“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从历史来看，越南历来受外界影响很大，而越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的支持和帮助。越南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依靠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民族解放事业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成为越南各界的一个共识。这样的历史也造成了越共本身以及党内权力高层的主导性较弱的状况，与其他依靠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相比，越共的权威和权力集中程度较弱这也间接地影响到越共内部的统一性。
地理因素是极具越南特色的影响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因素。
“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是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地理环境属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对其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而经济活动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越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经济活动半径，包括物流半径和管理半径的范围。越南南北两端、两个“箩筐”，一个是红河平原，一个是湄公河即九龙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经济区，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于这两地。此外，中部也有一定地位。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径使得这个国家在客观上被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中心，若加上中部那就是一分为三。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经济结构，使越南在社会资源、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上，长期分为南、北、中三大块。由此造成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里面一直存在着“南北党”现象，即党的领导层长期以来是依照北、中、南来设置和安排领导人，形成了基本按地区的人事划分。近年来，随着改革和经济发展，南方影响日益扩大，现任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均由南方干部担当。事实上存在的党内派系必然限制了党的领袖的形成。
（二） 时代因素
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领导人权力地位产生的“合法性”的新变化也成为导致权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在越南调研期间，我们与越方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讨论了现在党的高层缺乏领导核心和杰出领袖的问题。越南同志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一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的领导干部“不比功劳比智慧”。我们认为这个概括很深刻，很有时代性。按照这个说法，过去的领导之所以是领导，那是因为有“功劳”。什么功劳呢？以中国为例，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是新中国最主要的缔造者；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新长征”的领路人。这就是说，这些领导人是一条道路的探索者，一种体制的创立者，是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反复筛选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的领袖地位是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后来的领导人是继承者、执行者，他们的成长环境、经历都差不多，不可能具有开拓者们那样的“功劳”了。当“功劳”分不出高下的时候，就只能比“智慧”。比“智慧”，是一事一议，谁的意见正确，谁就取得主动权和主导权，由此也导致了权力地位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
进一步讲，比智慧的“智慧”从何而出呢？自然要从智囊里出！现在越南知识分子的作用日显重要。近年来越南国内知识分子非常活跃。由于权力趋于分散，党内政治斗争激烈，客观上为政治辩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打开了空间。在公开的、半公开的思想、学说竞争中，知识分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人说，越南的政策咨询时代已经到来。在思想、政策可以自由辩论竞争的条件下，一方面，党与社会的思想会更加活跃，进而增强社会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思想认识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而进一步加剧权力分散化趋向。此外，越共以及越南外部的影响也会透过智囊管道渗入党内、渗入高层。
关于越南的“比智慧”以及智库作用，可以试举一例以说明。我们在越南调研时注意到，越南学术界以及党政系统内部，在谈到越南政治制度时，一律用“政治系统”表述。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改变。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其本质含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在中国被毛泽东改成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含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越南官方已经明确将无产阶级专政抑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改称为“政治系统”。越南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机构是一个“政治系统”，这堪称一个标志性的举措，说明在意识形态上，越南党已经不再坚持原有的“专政”学说，接近于承认国家只是社会不同团体利益竞争的中立平台。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学说的根本变革，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只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学术词语之变，而这样的微言大义，显然出自学术界的智囊之手。一词之改变，当然是关键词的改变，给未来越南自由化与多种政治力量的多元竞争留下了空间。
在多国政治发展调研以及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越南的调研给了我们新的认识、新的知识。越南调研使我们认识到了政治发展以及“民主化运动”、政治转型的第二动因、第二管道。如果说，以前我们的发现表明政治发展是工业化条件下社会结构变化推动的一个自然进程的话，现在看来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权力曾中缺乏领导核心，进而导致集中度不足的情况下，它就会发生权力分化的倾向，同样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导致政治体制的改变。越南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三） 社会结构变动因素
越南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它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从概念上来说，越南革新前社会结构按阶级来划分，也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经过20多年的革新，越南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按照传统的阶级理论来划分的标准已经被很多学者认为不适合越南的现状了。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越南的社会学者认为不适合越南的现状了。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越南的社会学者正在探讨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应该按收入、工作性质、社会群体、民族宗教等因素来划分，也有人把城市和农村分开划分。
在与课题组座谈时，越南胡志明市越南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黎青桑认为：越南可以划分为管理阶层（主要是国家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私人企业阶层、家庭经营户、白领、工人；农村分为：大农（有很多土地的农民）、中农（有一些土地的农民）、小农（有少量土地）和无地农民，以及在城市或农村受雇佣且工作不稳定的人（没有什么技能和专业的人，工作不稳定）。这是他本人在九龙江平原的研究中得出的观点。越南社会发展有三个因素：一是工业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二是现代化，体现在文化与社会方面；三是都市化。越南社会结构不是前资本主义阶段，也不是现代社会阶段。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越南农民阶层人数在减少，工人阶层人数在增加，如果在平阳、边和有很多农民到当地做工，还有服务和其他行业职员人员的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的人数在增加；越南社会阶层的变化趋势是相对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在增加，即“中流化”，同时社会差距增加大，不平等增加。另一位学者莫堂则介绍了越南胡志明市周边一个省的社会结构的划分。他对平阳省的社会分层是：农民（以农业劳动为主，分两个层次：一是使用传统工具的农民，二是会使用劳动机械的农民）；工人（可以分为两种：劳动工人、技术工人）；企业家（国内企业家、外在企业家）。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阮玉和介绍说，革新开放后，越南社会分化剧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它就是企业家阶层。现在越南有60多万家私营企业，每家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多在几十人以上，企业家阶层人数多，而且比较富有。越南还设立了企业家日，每年的10月13日是企业家日。但现在越南还没有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越南没有公开的亿万富翁排名，难以具体统计有多少亿万富翁。企业家参政的情况和企业家出身的国会代表越来越多。越南试行接纳企业家入党，但有的理论家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党的性质发生变化。
据统计，近年来越南私营经济发展迅速。2004年越南私营经济占全国GDP的38.5%，是集体经济的2.5倍，高于占GDP的15.17%的外资企业，仅次于占GDP的39.22%的国有企业。2010年，私营经济成分已经接近GDP的50%；在就业和产值方面，私营经济所占比例也从30%多上升到50%左右。尽管越南的私营经济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但已有部分私营企业家开始产生政治诉求，越共“十八大”以后，有些企业家产生了入党愿望，越共“十一大”正式批准私营企业家入党。
目前，越南的工人阶级有国企工人、非国企工人。非国企工人收入高于国企工人，外资企业工人的收入更高，因此，很多人不愿到国企工作，尽管国企工人在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农民不再是以前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已经基本上解散。每户农民只有5分到1亩土地，最多的有0.5公顷；庄园主的土地有几公顷到几十公顷。因此，越南农民阶级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收入低。国家公职人员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对此还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人是在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享有国家财政工资，人数多，而且一部分人很富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灰色收入。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越共党内，影响到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当前越南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企业家阶层与政治领导层的联系日益加强，领导层中的经济人马与企业家阶层的联系日益为全社会关注，甚至引起了其他阶层的非议，一些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与企业家、企业界关系密切而被舆论诟病，在民意测验和信任投票中获得差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越共党内的分歧，间接地影响着越南政治改革的走向。
（四）外部因素
尽管越南政界以及学术界一直在强调越南政治革新是自主的，但外部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越南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除了当时国内经济陷入危机之外，还受到诸多国际因素二大影响。当时，越南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而苏联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中越关系对峙等对越南形成全面的压力，而中国的改革开放风生水起对越南高层产生了强烈的促进。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越南启动了全面革新的进程，并主动要求改善越中关系。
越南的革新进程与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互促互进的关系。在1991年与中国恢复了关系正常化后，越南开始积极要求加入东盟，并于1995年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同年，越南与美国建交，并于2000年签订了两国贸易协定。2006年，越南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自此，越南展示了一个全方位融入国际的姿态，并在越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的指导方向。在此期间，越南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7%，2012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500美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革新开放已经使越南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对外开放并非只给越南带来福音。一方面，随着开放程度的深入，国外思潮对越南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冲击。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理念在越南都有所体现，在思想理论界广泛讨论，迫使越南共产党“重新选择道路”。另一方面，越南继续秉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传统，但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那些不同政见者甚至流亡海外的原西贡政权的旧势力，也在这个口号下回到了越南国内。这些原本异己的力量在取得合法身份地位后，并没有成为越南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并没有接受越南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依然不断地试图改变越南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甚至希求影响和改变政权。近年来，越南政治异见势力、非政府的宗教势力等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为成为越南政治生活中一支反对力量，并且对越南的改革形成了巨大压力，在一些情况下，致使越南内部分歧，现实政策摇摆，越共党内更加难以形成共识。
越南共产党过去几年加快并逐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展了系列党风整顿运动，开始主动放权，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上述外部因素不无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应对外部压力作出的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还有待我们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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