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不是政府不让生，是女性地位提高了

中国废止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重大变革。私人领域的自由度提高，当然值得庆贺。但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生育率剧降，原因不是外界常常误以为的独生子女政策——与强制政策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对迷你家庭模式的向往，个人理性的决策。

中国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的迅速普及，迅速提升了女性的权利地位——这对中国改变家庭模式帮助尤其大。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让各个家庭内部进一步反思，克服“重男轻女”的流行偏见。性别歧视与中国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水火不容。

眼下正是检验独生子女政策优劣的好时机。首先，我们必须质疑那种不假思索的历史观，即认为中国一直为高生育率所困，直到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才摆脱了困局。

独生子女政策起源于1978年。但此前的10年，中国生育率早就已经迅速下降：1968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5.87个子女，到了1978年，平均生育2.98个子女。随着独生政策的落实，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并非剧降，只是延续了原来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98，下降到了如今的1.67。

显然，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因素不止是独生子女政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包括印度上千个地区的历史数据，可以得出结论，有两个显著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女性获得教育机会，女性获得就业机会。

这里面没什么玄机。过度频繁地生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育成本，打击最大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年轻母亲。教育和就业都能帮助年轻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通常结果就是，降低生育的频率。中国快速普及了基础教育——包括女孩——并帮助年轻女性增加就业机会，这不是颁布独生子女政策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此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在做，直到如今还在努力奋斗的事业。

巧合的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与我们在预期的上述两个社会因素关系很大。国家严厉干涉生育的“效果”，往往被评论家们夸大，而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各种扶持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却鲜有人提及（中国对教育和医疗的高度重视，值得许多国家学习）。

所以，一方面来看，有许多令人伤心的报道，讲述了中国落实独生子女政策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对全国人口的整体生育率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还没法得出定论。

实际上，废弃独生子女政策是一种很轻松的选择。鉴于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更加理性的家庭决策，没必要再去实施严厉的强制性政策。

这把我们带回了马尔萨斯与孔多塞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经典争论。孔多塞提出人口膨胀的可能性，马尔萨斯对此没有异议，但他不接受孔多塞的另一个观点：人类会自动纠正这一趋势。相反，马尔萨斯极大地夸张了人口爆炸的危险性。孔多塞认为，基于“人类理性的进步”，将出现小型家庭的新常态。孔多塞指出，教育普及，尤其是女性接受教育普及（孔多塞本人就是早期最著名的提倡者之一）以后，人们会主动降低生育率。

家庭决策并非仅仅存在于西方。在中国，这也是限制家庭规模的重要因素。不仅于此，虽然中国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不单是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功，女婴被选择性堕胎的现象却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按照每一百个男婴出生的比例，女婴只有85个。相比之下，在没有、或很少发生女婴选择性堕胎的国家，男女比例大约为100:95。中国女性在大多数私人生活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却根深蒂固。虽然立法禁止基于性别原因的选择性堕胎，实际效果却并不显著。

中国需要更多的家庭决策理性，进一步提高女性地位，以遏制非理性、不人道的偏见。韩国也经历过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阶段，后来改革取得了成功。培育活跃的公共讨论，扩大对性别平等的理解，都是有效的手段。

中国需要更加依赖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上的强制。终止独生子女政策当然是前进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中国过去50年的历史表明，我们有理由对孔多塞提出的“人类理性的进步”保持乐观态度。中国还面临着更多挑战，因此，“人类理性的进步”也就变得愈发重要。

（阿玛蒂亚·森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目前是哈佛大学教授。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2015年11月2日，原标题《中国的启蒙时刻》（China’s Enlightenment Moment），观察者网 朱新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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