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回望历史，看中国“十三五”的世界性意义

今天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全文正式发布。连日来，围绕“十三五”的宣传和解读已有很多。舆论界也普遍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个“五年计划”由党的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导制定并出面说明。

单从体制上讲，由于身为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同时也兼任深改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国安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多个机构一把手，举凡国家大政方针都由他直接进行说明解释，也顺理成章。

而从形势上讲，“十三五”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和“决胜阶段”，直接关系到这个总目标的成败。至此，党的承诺和国家计划已合为一体，密不可分，总书记亲自挂帅督战，当是势所使然。

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

“十三五”计划涉及方方面面，其核心内容，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党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升为理论，就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

公报说，“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人民共和国，其执政党做出这样的表述，并不特别，类似的说法在各个时期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讲话中到处可见。

然而，今天的中国却又是极为特别的，在5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大目标的背景下，中国最新的国际地位是：繁荣富强的世界大国集团中唯一的前殖民地、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以及前殖民地、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集团中唯一的繁荣富强的世界大国。

在世界大国集团眼中，中国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而在第三世界集团眼中，中国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回顾历史，在二战后世界新秩序中崛起的第三世界集团，几乎每个国家都充满希望和梦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了，新的发展征程就在眼前，人民要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新国家。

1954年执政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自己发动的“七二三革命”称之为“一个发自人民的内心、表达人民的愿望、沿着人民已经走过的大道向前迈进的革命。”并自信地宣称：“我们共同的斗争将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我们的一切愿望，我对于这一点，从来没有怀疑过。”

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要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按照他的解释：“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遇，都能过美好的生活。”当然，他也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达到美好生活标准所需要的财富，那么这个社会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平等和消除各种差别，必须时刻记住社会主义并不是传播贫穷。最根本的事情，是必须扩大生产和增加财富。”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样不缺。与尼赫鲁类似，纳赛尔也认为他的“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好。他说：“我们信仰宗教，马克思主义否认宗教；我们主张从反动派专政过渡到全民民主，而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反动派的专政；马克思主义规定土地国有化，而我们相信在合作范围内的私人土地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我们相信私有制，但不相信剥削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暴力消灭剥削阶级，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

那的确是个生机勃勃的时期，而南美的阿根廷，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为自信和乐观的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情绪似乎理所当然，因为它一直都很富裕，19世纪末，阿根廷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欧洲人有这样的流行语：“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一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

1946年出任总统的胡安•庇隆自信地认为他可以带领阿根廷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这位农民出身的年轻军官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已经过时了的制度。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剥削人，而社会主义是通过国家剥削人，两者通过不同的制度同样损害人。”“我们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为我国人民带来应得的福利，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第三立场”。于是，一种“通过抑制两个极端达到两者之间的正确的平衡点的学说”以“第三立场”和“庇隆主义”的面貌横空出世了。

纳赛尔主义、尼赫鲁主义、庇隆主义，还可以加上铁托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半个世纪前，各种独树一帜并自认为优越的主义齐头并进，都是以人民为主体，也都是以发展为主题，但是“无不有始，鲜克有终”，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在重大关头坚持住、不动摇。

“庇隆主义”的失败

庇隆把“庇隆主义”概括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在当政时期他大力推行一种带有强烈民粹色彩的“民众主义”政策。为了寻求更多的民众的支持，庇隆动用大量国家的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或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描述：“工人无条件地忠诚庇隆及其夫人埃娃。作为回报，工人得到了工作、加薪和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大量好处。埃娃的使命是（为穷人）奉献一份爱心，向他们分发食品、衣服、玩具和其他日用品。” 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

然而，基本的现实是，阿根廷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其富裕不是因为本国工业的竞争力，而是因为以农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当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时，阿根廷经济立刻陷入了困境，这种靠提前消费维持的民众主义政策自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40年后，阿根廷的政治路线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于1989年击败阿方辛上台执政，这位日后曾组建过“人民的庇隆主义党”的庇隆主义者却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贸然接受了美国政府提出的“布雷迪计划”，以承诺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为条件，换取债务本金的减免。

梅内姆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最充分的表现，最终也引发了最严重的后果。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对内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实行联系汇率制，服下了这两剂猛药的阿根廷等于是接受了“休克疗法”，任凭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将本国经济强行纳入只对核心国家有利而对外围国家更加不利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

在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之后，梅内姆自1995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成了一场灾难。到了二十世纪末，阿根廷已成了一个穷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1/4，芬兰的1/3，不到意大利的一半，而且陷入了深重政治和经济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者的哭喊。2000年，阿根廷外债总额达146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4.7倍，当年还本付息占出口收入的38%。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影响，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决定实施债务重组。

今天的阿根廷，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任何一个都谈不上。70年之后，“庇隆主义”的理想距离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远。

客观上，阿根廷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印度的85%。占全国总面积1/4的潘帕斯草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用当地人的话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储藏量居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很丰富。

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很少民族矛盾。而且，国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但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理由不成功的国家，由于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忠实地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结果却让自己成了一个“失败国家”。

“十三五”与中国道路的的成型

在二战之后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的经济起飞条件，远不如阿根廷等国。然而，相比较而言，中国却走了一条真正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民共和国之路。

无论主客观具体情况如何，自二战结束后的三年国共内战、建国后的历次改造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解放，事实上都在强化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性质，都在巩固人民主体地位。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其系列讲话中提到，“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五中全会在公报中提到：“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从根本上讲，“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不是以资本为主体，不是以权贵为主体，不是以外国代理人为主体，不是以前宗主国为主体。这几个重要的不同，就将中国道路从根本上与西方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也与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因为未能摆脱对资本、对权贵、对外国代理人、对前宗主国的依附而转型失败的国家区别开来。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正体现在这种区别当中。

而中国自1949年立国、1979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道路”，也就在与当年的纳赛尔主义、尼赫鲁主义和庇隆主义等未能真正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发展模式的差异之中，逐渐成型了。

一旦“十三五”计划顺利完成，中国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取得了全面成功的人民共和国，世界上任何其它以发展为目标的“道路”、“主义”都将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