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生沉思录34|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
【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34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自即日起，为了答谢大家的长期厚爱，张文木老师委托观察者网赠送由《中国投资》杂志社承印、有作者盖章签名的《人生沉思录》[第一册和第二册]。随书还将附赠《中国投资》2015年5月和6月号，当期刊载了张文木老师的封面文章《亚投行的时代意义——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和《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共50套。点击链接，了解赠书活动详情。）
1451. 1944年9月14日，毛泽东就审查干部政策问题致电罗荣桓等，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1]
1452. 自古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以桐柏山为中线互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胜关是控制淮甸流域的关键；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矣。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2]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今名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现在若从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人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3年后毛泽东写的那首《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会知道，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1453. 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3]
1454. 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4]
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党的十八大提出24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55. 1966年9月10日，毛泽东审阅国庆节标语口号，批示：“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5]
1456. “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6]
1457.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在挑拨国共继续内战无望后所做的“图穷匕见”式的摊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说得分明：“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7]
1458. 酒，久九谐音，其意吉祥。
1459. 中国有“忠”“患”两个字，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连，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看看欧洲中世纪打成什么样子了，其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要统一了，相反，他们却利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鼓励中国和亚洲走欧洲曾走过的“威斯特伐利亚”[8]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即在“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原因。
1460. 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三大海上力量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1461. P. 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书摘
空间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和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距离对于实力发生影响的最引人注目的图式是由博尔丁（Boulding）提出的“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观点。这一看法表示势力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小。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摩擦效应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博尔丁解释了强权随距离增加而削弱的关系，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还有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在贸易上也确实显示出随着距离加长而减少的趋势，施行经济影响的可能也必定是以同样的方式衰减。[9]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克里姆林宫似乎是考虑到这种影响而劝阻了古巴将革命扩大到美洲大陆的企望，因为它是绝对供应不起另一个古巴的。[10]
1462.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如此计算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或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从这个视角看待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山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对应两点不遥远的平面距离，但因其4000～7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并使历史上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11]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2]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13]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4]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15]。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再补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1463. 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6]
1464.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7]
1465. 经济总量是一个自然增量，若没有相应的安全政策，经济增量反会成为瓦解社会的力量。原始社会就是由于经济增长而瓦解的；中国全面抗战就是在中国国民生产增长率达到峰值的1937年爆发的[18]。
1466. 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准备分校北归，冯有兰为此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认为：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者也。[19]
1467. 战略研究最忌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东海中日关系，面对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讲战略而是讲宗教。我们讲“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而不是大得没边没沿、没时间空间节点。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1468. 创新的最高境界不是别出心裁，而是推陈出新。
1469. 大人物睡觉，写到书里叫“休息”；小人物休息，写到书里叫“睡觉”。
1470. 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是编成为“满洲军”的）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20]
1470. 生得其时，死得其所，生命大善，莫过于此。
1471. 1789年，明慧的法兰西人民，在其智慧之都巴黎看到了美好的远景、气魄宏伟的美好的远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不久，法国的理想主义抓不住现实，以致随波逐流听任化身为拿破仑的命运的摆布。拿破仑以他的军事上的高效率恢复了秩序，但是在恢复的过程中建立了法国霸权，这种霸权本身的规律就是否定自由。（麦金德）[21]
1472. 当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在南方打败奥地利后，皇帝身边的将军还要直捣维也纳，俾斯麦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德国要在奥地利这个对手之上再添加了法国和俄国，其后果是德国国力不可承受。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情绪极坏”，真想跳楼以死相谏。[22]俾斯麦是离拿破仑帝国的失败并不远并善于从这场大劫难中总结教训，形成自己的战略哲学的政治家。地缘政治先驱学者哈·麦金德将两者比较后说：“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具有最了不得的‘手段和方法’的头脑，但俾斯麦还另有所长。他并不像爱默生形容拿破仑那样只是一个大企业家。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比俾斯麦更善于判断如何把战争和政策结合起来。他打了三次时间短暂、胜利结束的战争，缔结了三项和约，每回都给普鲁士带来许多利益。而这些条约内容大不相同！”“真正的比较不能在拿破仑和俾斯麦之间进行，而该在拿破仑和整个普鲁士集团之间进行。这一集团的结局，我们现在正看得到，那是和拿破仑的结局相似的。那盲目地从事组织的人走向他的莫斯科大败；那盲目地从事组织的国家走向它的世界大战。那使全族充满了‘手段和方法’的思想的哲学和教育，被命名为日耳曼文化。法国人是富有艺术性的，因而也是理想主义的人民；拿破仑以其天才的荣誉歪曲了他们的理想主义，而在另一面，俾斯麦是唯物主义的日耳曼文化的产儿，但是他比本族一般的人伟大，还能慎重处理精神力量方面的问题。”[23]基辛格说俾斯麦“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24]与大和民族不同，德意志是有哲学素养的，其战略有弹性，德国因此很快就平复了战争的创伤。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可日本人最欠缺的就是和合能力。
1473．1919年地缘政治理先驱学者哈·麦金德以赞扬的口吻说：地图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可以说是个地理学家。德国人一直受教育，看地图不光看几张纸上因袭画成的界线，还看到永久的天然的机会。他的现实政治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的地图上。如果你要一张好地图，精确地而又写实地把基本的对比表达出来的好地图，你多半还要找一张来自德国的地图。原因是德国有许多制图家，他们是有学问的地理学家，而不只是测量员或者制图员。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有受了教育的广大群众，他们懂得重视，也愿意出钱买绘制精妙的地图。[25]
1474．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会议，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26]
1475．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金融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27]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毛泽东：《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页。
6.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7. 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8.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9. P. 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2页。
10. P. 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13页。
11. 引自《维基百科·权重》，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9%87%8D。
12. [西汉]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13.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页。
14.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
15. 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16. P. 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
18. “1912年～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8.3%；1928年～1936年为8.4%。这说明，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旧中国的最高时期。”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074页。
19. 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20.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1.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页。
22. “在我看来，军人方面滋长的不愿中止胜利进军的情绪在国王陛下身上已占优势。根据我的见解，我必须抵制国王陛下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和要继续胜利进军的意图，这使国王异常激动，致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我的印象是我的解释已被拒绝，于是我走出房间，打算恳求国王允许我作为一个军官回我的团队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情绪极坏，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觉得不如从四层楼打开的窗口跳下去。”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 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43页。
23.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6页。
24.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25.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9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7.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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