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 朱宁 钱军 严弘解读十三五：6%-6.5%的高质量增长 仍在全球遥遥领先-张春、钱军、朱宁、严弘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公报，围绕“十三五”规划中的经济增长目标、资本市场、国企改革等经济热点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金”）的四位教授进行了展望、解读和建议，赐稿观察者网发布。十三五规划中，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是热点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上海高金的院长张春认为，“应更重质量轻数量，增速数字不必定得过高，不必刻意追求某个速度”，而钱军教授认为，“不求速度，但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在公众关注的资本市场问题上，钱军认为，对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持谨慎态度，不能因为今年夏天的股灾，而停止资本市场的改革。不过，朱宁教授提醒说，2015年的股市波动告诉我们，在“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有可能引发中国经济迄今尚未经历的风险和波动。
可以预见，十三五，作为中国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计划目标的最后关键的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转型与发展等等，都需要中国政府更高超的平衡能力与政治智慧。
以下为几位教授的精彩解读：
经济增速
张春：经济增速应更重质量轻数量
对于十三五的经济增速，应更重质量轻数量，增速数字不必定得过高,不必刻意追求某个速度。所谓质量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要更快地加速向消费驱动转型，提高消费比率，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低于7%的增长速度并不可怕，6.5%，甚至6%的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遥遥领先。
在转型过程中，十三五规划里应有一些更具体的措施。首先是财税制度改革，实施转移支付，要往第三产业及消费转型，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要对低收入人群提供完善的保障制度支撑，适当投入补贴促进经济转型。
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服务领域，这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外来压力的需要（如TPP），在例如民生、健康、金融等国有比例过大的行业要向民企、外企开放，这样既能提升发展速度，又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的金融监管和决策一定要更专业化和透明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 重大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决策影响远超国界，甚至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因此，中国的金融监管和决策要更加专业化，要加大透明度，加强和世界的沟通，让市 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决策框架和决策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预期，避免预期波动，并逐步增强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和信誉度。
钱军： 不求速度但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经济增速的核心在于质量，但是不追求速度的前提是要守住底线的，这个底线指的是社会稳定，核心之一是保证社会就业总量并能够创造足够的新的就业机会。
积极向第三产业转型，就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只要守住以上底线，那增速的目标是可以放低些的，比如在6%到6.5%之间，这也有利于减少下行压力。
中国目前一大问题是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高，通过新增银行贷款来刺激经济存在较大风险；同时，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税负依然较高，政府可以通过减税等财政措施，给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减少包袱并刺激消费。
朱宁： 加强政策引导性和前瞻性
“十三五”规划的五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宏观政策和规划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保持政策的定力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规划和政策仍然要以改革为主线，积极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积极适度地预调微调，有序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机动地采取适度措施，加强政策的引导性和前瞻性。
在中国经济向可持续增长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领域是环境保护。环境保护能带领节能环保行业的发展，也会对新能源、可持续发展能源、新材料或新科技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自贸区金改
钱军： 自贸区要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规模
自贸区是改革的前沿，是一个试错点，上海自贸区可以试建立一个区内金融机构的全仓位压力测试机制，这将是世界领先的一个风控机制和体系，许多政策一旦通过试验就可以在全国更多范围和区域推广。
上海自贸区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需要在资本项目上面更加开放，促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另一方面要增加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
上海自贸区应该建成一个国际开放型的，有多种投资产品的金融市场，吸引全球的机构投资者，作为窗口帮助境内居民、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自贸区还要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规模，包括（风险小，流动性好的）债券（比如贸易票据）和大宗商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一旦规模扩大至一定程度，就可以帮助中国拿到‘定价权’，这对国民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的安全都很重要。
上海自贸区可以开发更多的投资双向通道，比如类似沪港通的“沪伦通、沪美通”等股票投资渠道，这些通道可以通过调控额度，做到风险可控，因为双向通道内的资金流出是看得见并可以监控的。
资本市场
钱军： 股市波动 不应成为阻碍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的借口
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建设是核心内容之一。如果整个市场体系在（短期和长期的）配置全社会资源当中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经济转型和升级就会比较顺利的实现：因为市场看好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关键是要培育和培养现有和新兴的市场，让市场充当配置资源的主角。
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比如人民币能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更重要作用，成为一个真正的储备货币，这不仅对中国好，对全世界尤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大有益处的。
要对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持谨慎的态度。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无条件的全面的降息降准无法真正惠及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可以继续对一些领域实施定向宽松货币政策，以鼓励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过度流动性一旦流向预期短期收益高、投机性强的市场板块就会产生资产泡沫。
尽管今年资本市场尤其股市经历了大幅波动，但这不应该成为阻碍资本市场持续改革和开放的借口。相反，应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实体经济体量很大，与世界实体经济连接度已经很高，但在金融体系上还是相对封闭，所以实体经济融入世界体系以后对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接轨有较为迫切的需求（比如企业走出去要做的跨国并购），这同时也是企业、个人和政府实现全球化资产配置的需要。
目前国内在资本市场相对封闭的情况下，长期可投资、有稳定收益的产品还是不够多，除股票、房地产之外并没有什么很好的产品。在产品不多但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产生泡沫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能够更加开放，让一部分钱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流出去，可以缓冲国内流动性过度造成的泡沫压力。对于企业和老百姓来讲，能够多一些长期投资的渠道，走入全球市场，这些开放措施值得鼓励。
对于金融监管，最关键是要培养和维护市场力量，以股市为例，中国的股市现在规模全球第二，上市的公司多，参与的投资者也多，这样的规模和参与度下光靠政府调控是不可行的，还是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健全市场体系，尽快推进完善注册制。 目前市场的很多怪现象，其中最大的问题追根溯源还是上市机制问题，所以注册制不该推迟，需将上市的决定和过程放给市场，监管部门要从监管公司的业绩转向监 管公司的合法合规上来。
严弘：利用税收优惠，鼓励做长期投资
当前中国鼓励经济转型，提倡消费经济，但消费率上升并不明显，短视资金非但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也没有为老百姓聚集到足以养老就医的财富，反而阻碍了经济的转型。而类似美国401K计划的资金作为长期资本可以真正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作用，也能为老百姓积聚财富。
美国401K有一个存在的必要条件，即税收优惠，投到401K的钱(设有上限)无需交当期所得税，可以推到退休之后，这个激励效果很大。所以中国的税收制度如何在这方面找到一个切入点、使得人们有动力去投资，这点十分重要。税收激励和基金经理素质也可能是中国版‘401K计划’面临的关键挑战。
中国版401K从监管层面来说应该有足够的动力去推行。如果得以推行，这无疑是双赢，一方面减少了当期税负、鼓励了消费，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更多的长期资本。基金拥有长期稳定的资本，可以进行长线布局，最终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稳定市场的作用。
朱宁：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 应注重风险控制
十三五规划中，中国金融改革路径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当下，而是未来，并不是速度，而是质量，并不是求全责备，而在于可持续性。无论是我国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模式，还是目前逐步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究其状况是大体健康而稳定的。
随着经济其他部门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金融体系对于利率及相关的融资成 本，汇率及相关的国际融资成本与风险，以及进一步深化实体经济改革的限制，都会暴露的更加明显。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化解此类风险，而是消极听任风险的累积和蔓延的话，今后的整体经济改革步伐反而有可能踯躅不前。
2015年的股市波动提醒我们，在“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有可能引发中国经济迄今尚未经历的风险和波动。
首先，国际经验表明，近期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存款利率完全放开，有可能会直接导致全社会基准利率的普遍上升。这一方面固然会给广大储户带来更丰厚的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推升全社会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融资贵的问题。
国企改革
钱军： 战略性行业及重要企业，应坚持国家做大股东
要明确国企的目标，明确国企的定位。国企可能有盈利目标和非盈利的双重目标，如何与国企高管厘清这些目标以及考核方式至关重要。国企该市场化还是要市场化，包括市场化的薪酬结构和激励机制等，上市的国企，包括在海外上市的国企，要符合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和运行规律。
国企改革的核心就是提高国有资产和人员的效率、竞争力和资产收益率，具体方法包括控制核心资产剥离非核心资产。核心资产要能够为国家、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
对于国企改革引入民营资本，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旦引进后控制权如何分配？民营资本做了大股东，到底有无控制权？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一些重要企业（国防、大型金融机构、能源、基础建设和保护等），应该让国家作为大股东和控股股东，这样便于确保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安全，便于在危机时刻的调控，但除此之外的很多第三产业，包括房地产等，如无必要由国家控股的，就应该允许开放，允许民资主导。
朱宁：利率市场化 将挑战国企的赚钱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融资环境的变革前提下，原先受到倾斜性低廉银行利率支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 将不得不面对更加市场化的利率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
同时由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国有企业不但不再能够依赖资金优势通过提供资金中介业务而获得高额利润，甚至有可能因为利率市场化的过程，而面临比过去更高的贷款条件。贷款条件的从严和贷款成本的提升，将迫使国有企业重新认真审视其业务的利润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这一市场化的进程将有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识别行政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以达到和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实力和底气。
在国企改革中，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端正“企业”和“国有”两者身份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二：区分垄断性和充分竞争国企。让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尽可能地与民营企业竞争。对于垄断性国企，让全社会更好地分享他们的利润或财富。
三：结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如一带一路等，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更好地提升企业形象以及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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