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楚：埃及投票率惨淡——选民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

关于民主模式的推广，张维为教授曾有耐人寻味的论述：“一个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这番话似乎在埃及得到了印证。

前几日，几经拖延才开幕的议会选举令埃及领导层颇为不满，尽管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曾威胁具备投票资格却不投票的公民将被罚款500埃镑，但初步统计显示，参加第一阶段投票的选民不超过25%，埃及总理谢里夫·伊斯梅尔甚至称第一天18日投票率仅为15%-16%。

2011年广场革命后，首次选举吸引超过半数选民，如今的惨象与当年的盛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然，埃及总统塞西等已经从去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经验，这次得以“从容”应对，比如以个人名义呼吁民众投票，开动宣传机器等等。去年，塞西竭力打造“民主护法”的形象，以减少人们的抵触情绪，但“民选总统仍会被推翻”、“军人率性以龙袍换戎装”的戏码终是冲淡了埃及人的民主热情，塞西与萨巴希的“巨人与矮子之战”只吸引到47.5%的选民前来观战；今年则更为惨淡，回天乏术，投票率再创新低。

“塞西粉”与“塞西粉”的竞选

20日，埃及电视台报道称，从上埃及数省的统计数字来看，爱埃及党很可能在本月18-19日举行的选举中拔得头筹。这则重要消息并未在埃及本土与海外引起轰动，这不仅是因为11月还将举行第二阶段选举，现阶段判定胜负还言之过早，更是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无论怎样选，结局都只有一个：“选”出来的议会将是一个“听塞西话的议会”。

事实上，从两年前开始，军方就以“清场”、“集体死刑”、禁选等方式阻止其头号劲敌、后广场革命时代于议会与总统选举中夺得双料冠军的穆兄会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参选。同时，包括中间伊斯兰主义政党——强埃及党、世俗自由派政党——新华夫脱党、世俗左翼政党——社会主义民众联盟等在内的诸多反对军人摄政的政党均在大选前遭遇选举经费受限、媒体诽谤等“不公正待遇”，而被迫弃选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如此一来，反对派力量似乎在选举启动之前就被“判了死刑”，而最终以政党或政党联盟参选的光明党、爱埃及党等七个党派都曾向塞西总统表过衷心，属于“挺塞西党”。无怪乎强埃及党发言人艾哈迈德·艾玛姆在接受Al-Monitor记者采访时称，“选举不过是要在（塞西的）支持者和支持者之间做选择”。

不仅如此，席位的设置也似乎注定了，新议会将是一个橡皮图章式议会。新议会法规定，即将选出的议会共有596个席位，其中多达448席将从独立候选人中产生，28席由总统直接任命，埃及各政党将仅角逐120个席位。此项规定既是出于方便前穆巴拉克政府余党以独立议员身份重返政坛的考量，也有削弱政党的用意。鉴于政党所竞争席位不到全部席位的四分之一，新一届议会中恐怕没有哪个党能够成为议会多数党、危及总统权威。

选民在投票过程中蘸墨水

“民选”程序难正塞西之名

作为2013年“二次广场革命”以来军方“三步走民主路线图”的最后一步，正在进行的选举对于塞西当局而言有着非凡的程序意义。从理论上说，其顺利举行将标志着埃及过渡进程的结束，以及僭位政权“洗白”工程的竣工。

但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尽管塞西政权努力通过民选程序树立权力“合法性”，但由于整场选举连同去年的总统大选从日程设定、规则制定到候选人资格评估，都充满了“不公正”因素，在可见的未来，选举结果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或将受到质疑，塞西与其党羽“谋朝篡位”的事实恐怕只会被越描越黑。

更关键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党政治应当是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议会政治则充当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埃及穆巴拉克当局正是因为把本该成为各阶层话语权公平博弈平台的政党与议会变成统治精英的“私家领地”，导致穆兄会等团体组织的非制度活动成为民意释放的特殊管道而具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从近两年塞西的执政历程来看，他似乎并未汲取前代教训，反倒大有重蹈穆巴拉克覆辙之势。穆巴拉克时代威权统治模式与民众强烈参政诉求之间的矛盾，在塞西时代得以延续与深化。而后者比前者更严酷的镇压异己手段，还可能让最激进的反政府武装显得“造反有理”，这恐怕会让埃及原本复杂的反恐形势更为严峻。在这个意义上，塞西硬要建立一个“被过滤的的民选程序”不仅无助于缓解过渡阶段的社会撕裂，反倒会加剧阶层对立与社会矛盾，进而给塞西的执政远景带来隐患。

民主试验在中东必败？

对民主模式由满怀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的绝不仅仅是埃及。在中东现代史上，民主之花结恶果的例子比比皆是：利比亚民主试验催生“两个议会”、“两个政府”；也门“倒萨”运动推翻33年独裁统治致使胡塞军、“基地”等匪帮“猴子称大王”，并引发内战；黎巴嫩自去年4月以降出现29次推迟总统大选、近17个月无总统的“乱象”……

那么，民主化在中东缘何屡屡失灵？

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中东不具备民主土壤”或者“伊斯兰教与民主根本对立”未免有失偏颇。截至目前，突尼斯依靠民主改革实现“后茉莉花革命”时代政权的平稳过渡，说明民主试验并不必然会在中东“水土不服”。当然，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丁楠所分析的，突尼斯之所以实现政治和解，是与当时的地区形势、西方压力，乃至突尼斯的基本国情（有限的国土和人口，较单一的民族和宗教构成，军队的中立传统等）息息相关的。

笔者认为，中东诸多民主试验动辄夭折的一个共同主因，是各政治派系缺乏底线共识与妥协精神。塞西“只许我和我的支持者赢”、黎巴嫩各党议员“只要总统人选不和我意就抵制”等零和逻辑与极化思维到头来只能挤压各方协商的空间，将民主机制变成某种“否决机制”，让派系分歧和斗争越演愈烈。即使在突尼斯，妥协也来之不易。最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四方联盟虽是推动政治过渡的攸关方，但它们的调停努力显然不像一些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公正无私。

更重要的是，过度沉迷于民主程序的游戏本身，而忘记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解决现实问题，是中东许多政客的通病。理想的状态下，总统与议会竞选的实质应当是政策与纲领的竞争，胜选者通过选民的授权、在反对派的监督下实施自己提出的治国方略，推动国家发展。然而，在不少中东民主化案例中，各政治势力“本末倒置”，把“胜选”视为终极目标，只重“主义”而轻“问题”，导致伊斯兰势力与世俗势力互相攻击对方“叛教”、“反民主反现代化”，亲政权党与反政权党互相谴责对方“意图分裂国家”、“捍卫独裁者”，却没有任何一方能拿得出改善民生环境等具体问题的切实方案。

这也情有可原，毕竟，民主老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政客，许多也是只求胜选，不求妥协，更不追求解决问题，甚至政府都说关门就关门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2011年首轮抗议潮爆发至今，埃及党争尚未脱离“主义之争”的框架，无论曾经通过民选上台的自由与正义党，还是崇尚西式民主自由的各世俗自由派人士，都缺乏服务于现实的详细纲领，相比之下，篡位军人塞西能够推出开通苏伊士运河新航道等施政项目，倒显得格外“难得”。

总之，民主作为一种外来制度，要在中东大地生根发芽，虽然不是不可能，但过程却注定艰难。时下，如何建立“底线共识”和规则意识，容忍反对声音，把党争焦点由“主义”之争转向“问题”之辩，从而实现“伪民主”向“真民主”的转变，是埃及与其他诸多中东国家各派政治势力面临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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