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习主席威斯敏斯特演讲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胜利
威斯敏斯特这个名字，既代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西岸这座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又代表英国议会大厦，同时还代表英国式的政府形式，即影响了整个世界政治走向的“威斯敏斯特体系”。
当地时间10月20日下午4时许，习近平主席作为首个向英国议会发表演讲的中国领导人，站在了威斯敏斯特宫二层“皇家画廊”厅的讲坛上。从步入大厅时的全体起立，到演讲结束后的热烈鼓掌，短短几十分钟，一个“历史性时刻”宣告诞生。
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象征意义，当然首先是在中国方面，仅就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中英关系而言，2015年这个秋日下午，是一段长达175年历史篇章的终结。习主席站在讲坛上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今日英国的全部政要，还有近代以来自魏源林则徐李鸿章以降为救国建国强国而不懈奋斗的中华民族英雄群体。
这个群体在九泉之下也会一起醒来齐聚威斯敏斯特宫，他们不会忘记，1840年6月的一天，就是在这座建筑物里，英国议会屈从于鸦片贩子们的压力，在一片鼓噪声中通过了发动对华战争的决议。因这场战争而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世纪”和沧桑巨变，其影响直至今天。
然而，习主席并非为清算历史旧账而来。他演讲的题目是“中英携手，恰逢其时”，他说“中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话属于强国语言，当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是说不出来的，即使在蒋介石与美英首脑并列为开罗会议三巨头时也仍然说不出来。殖民地无外交，弱国也无外交，根据国家利益自主选择与其他国家发展何种关系，这是强国专有的自由。
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强国，国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人民享受着充分的自由。这种曾为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完全是中国自己所争取和创造的。习主席应邀来到象征着当年世界最大宗主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威斯敏斯特宫发表演讲，不是以殖民地臣属国的身份，也不是以盟邦集团依附国的身份，而是以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胜利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功者的自由国家领导人这一光荣和尊贵的身份。这其中包含的象征意义，同样也是20日下午“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
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大厦二层的皇家画廊演讲
中国式的自由民主
享有充分自由的这份光荣，属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刻反思和解读历史，才知这个自由的来之不易。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发生了两个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格局变化，一是东西方阵营的对立，二是“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两者的关系是：美英法北大西洋集团（第一世界）与苏东欧东方集团（第二世界）的分裂对立，不仅是双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同时还包括了对亚非拉所有前殖民地的争夺，在“势力范围”划分这一点上，冷战的开启与此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并无本质不同。1952年法国作家阿尔伯特·索维（Albert Sauvy），在一篇文章中质疑道：第一和第二两个世界合起来只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另外那三分之二的人类是什么？东西方之外的那20亿人？于是，他根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概念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个词。
历史上第一次，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单独成为了一个国际政治范畴，有了自己的政治价值。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所以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它是东道主苏加诺总统所说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面上看是“东方阵营”成员新的扩大，实质上是“第三世界”政治新的进程，前殖民地被压迫人民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国，与前帝国主义国家在共产革命之后建立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属于同一类。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1947年，苏联领导人安德烈·日丹诺夫在波兰组织召开代替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东方阵营正式形成。会议没有邀请任何一个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当然也没有邀请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日丹诺夫的长篇报告中，只字没有提到中国。
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发生分裂并发展为敌对，表面上似乎是由于马列主义基本教义之争，实质上是因为国家政治价值的分离——归根结底，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属于苏东阵营，属于1955年的万隆，不属于1947年的华沙。
万隆会议开幕式上苏加诺的演讲题目是《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他充满激情且理所当然地谈论自由：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这里的“兄弟姐妹”不是苏联老大哥加上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而是印尼埃及印度加纳秘鲁赞比亚。这个大家庭所代表的，是殖民地人民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这种“真正的自由”，不是西方“18世纪欧洲人的自由”。以第一次万隆会议为起点，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要走上自己的发展和富强之路了。
然而，人民当家作主争取自身独立自由，代价是巨大的，危险从一开始就暗藏其中。苏加诺在演讲中提醒各国代表：“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
非洲的加纳直到1957年才获得独立，该国的建国之父恩克鲁玛在1962年的非洲自由战士大会上指出：“殖民主义的实质仍然存在，改变的只是外形。外国的进口仍然受到保护，地方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进步被推迟，财政方针受到宗主国的资本的控制。这些半独立国家对非洲解放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现实不出所料，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只是“半独立”，因为它们无力摆脱前宗主国从经济贸易财政金融各方面的控制和束缚。这些渴望走向富裕和繁荣的国家，在浴血奋战摆脱了外国军队的武力占领之后，又身不由己地一步步迈进了外国银行的债务牢笼。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0年，共有60个第三世界国家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低收入国家”，它们总共欠下各种国际借款人250亿美元的债务。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这60个国家总共偿还了5500亿美元的本金和5400亿美元的贷款利息，然而，三十年后的2000年，却仍然还欠下5230亿美元的新债务！
“新世界高利贷者的新法炼金术”，一位学者这样总结道。
不结盟国家峰会的南方委员会新主席、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曾用一句话总结了第三世界的命运——增长和希望，然后一切破灭。他说：“（第三世界）的希望现在消失了。人们已逐渐认识到，1945年之后的前三十年里取得的些许进步，并不意味着状况的根本改变，也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真正的发展前景。依附程度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贫穷一直在持续，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
然而，历史见证，中国却从这些失败的“兄弟姐妹”国家中脱颖而出了。无论出于哪些主客观原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彻底享有独立和自由的人民国家，因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被完全彻底地赶出中华大地的。普遍存在于亚非拉各国的“殖民地宪章”、“国际殖民地委员会”、“托管”、“伙伴”、“监护”、“自治领地位”、“国际共管”等等变相的外部介入和存在，在中国统统都没有。中国不仅直接建立了人民政权，而且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这在当时所有新生独立国家当中，是极少有的。
也无论出于哪些主客观原因，事实是，新中国直到完成了中央政府对全部国土（除台湾以外）和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直接控制，并成为了一个拥有了核武器和整套军工体系的政治-军事强国之后，才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而后又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实现了震惊世界的经济起飞。这就是所谓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
事实是，正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个顺序，确保了中国的成功。如果反过来，中国在建国之后也像其它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处于“半独立”状态，政治强权尚未巩固就采取经济开放，任由经济、贸易和金融等要害领域的主权掌握在国际资本集团手中，那么不难设想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状况。
习主席22日在伦敦金融城发表的演讲中说，“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只有放在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当中来看，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极具象征意义的是，这个威斯敏斯特宫，和它所代表的所谓“威斯敏斯特体系”，也是最好的见证者之一。因为二战后针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战略，那个全球“炼金术”，很大一部分正是在这座建筑物中酝酿实施的。为什么那60多个国家都失败了？唯独中国成功了？答案藏在什么地方，没有比这群“威斯敏斯特人”更明白的了。
今天，这个中国现任国家领导人，代表着他身后那个唯一进入了世界大国俱乐部的人民共和国，唯一获得了充分自由和民主的前殖民地国家，唯一摆脱了“新殖民主义”命运的第三世界国家，应邀来到这里演讲，大度地伸出手来提议中英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可以说，习主席具体讲什么已不重要。站在“皇家画廊”讲坛上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宣告。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今日英国的全部政要，还有“第三世界”各国那些曾经为了本国繁荣富强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政治家群体。
中国式的人权
至迟自冷战后期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原本牢牢插在“东方阵营”和“第三世界”高地上的这三面大旗，就统统被西方通过一套意识形态理论操作握在了自己手里，并当成了打击对手国家的思想武器。
这个大转换完成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大都忘记了这三个政治哲学词汇的本意。经过西方学界和政界的重新解释，自由不再代表被压迫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解放，而单指当年美英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中那个起源于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四大自由”。民主也不再代表人民主权、大众政治，而单指一人一票这个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选举形式。而至于人权，更是不再代表普通劳动者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基本权利，而单指各国反对派人士挑战政府、分享权力的政治要求。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不可理喻的怪现象：一国政府经过巨大努力使半数国民摆脱了贫困，使另外半数国民享受到了巨大的经济自由，这些似乎都不算是人权进步。而寥寥几个亲西方异议人士的煽动性言论被封杀、颠覆性活动被制裁，立刻成了巨大的人权事件，引动西方各国政要的群起围攻。
在最近罗思义先生首发在观察者网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事实证明，中国为改善中国人民与全人类人权总体状况所作的贡献，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每日花费1.90美元以下）计算，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总共有7.28亿人摆脱贫困，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则仅有1.52亿人摆脱贫困。也即是说，中国脱贫人口数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总数的近5倍。
7.28亿人脱贫对人类福祉有何意义？也许做一个直观的数字比较，有助于大家加深对此的认识。7.28亿人不仅多于欧盟人口总合（5.01亿），而且也多于拉美大陆人口（6.17亿），更是美国人口（3.22亿）的两倍多、英国人口（6349万）的11倍多。”
“这不仅是中国的一大进步，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中国整体人口（不只是最穷困人口）生活水平增速在人类史上无可比拟。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消费总量（包括家庭生活支出与教育和医疗支出）每年增长8%以上，这不仅帮助中国实现了世界最快的消费增速，而且帮助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多人口以最快速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截至2013年底，中国养老保险合计覆盖8.2亿人，超过欧盟人口总合；目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障覆盖人群则超过10亿人，是美国人口的3倍，几近于非洲总人口，是拉美人口的近2倍。
相信以中国和印度妇女的简单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何谓真正的人权，因为中国和印度妇女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年龄15岁以上的女性识字率为93%；印度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年龄15岁以上的女性识字率为66%。尽管印度是‘议会制共和国’，也可以使用Facebook，但遗憾的是，中国妇女的人权远远优于印度妇女。
这清楚地说明，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世界人口面临的最急迫问题，不是如‘大赦国际’等组织所宣称的‘西式人权’。比如，印度有逾5亿人没有厕所可用，对那些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来说，拥有厕所的人权远比能上Facebook重要得多。如果印度妇女有权搬到中国，可以因此多活9年和提高识字率，相信会有无数的人搬到喜马拉雅山北部。这也许对已拥有这些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印度来说，他们也希望能取得同中国一样的进步。”
既当过官员又是学者的英国人罗思义和英国新任工党领袖杰瑞米·科尔宾是老朋友，他很希望他的英国同行们能够抛弃关于人权的谬见，回归常识。其实，正如老罗在文章中所陈述的那样，人权基本上可以化约为简单的算术问题，言论自由的权利再大，民生改善的权利再小，如果前者乘以100人，后者乘以7亿人，总计起来何者为大？
西方的媒体人和政客们当然不至于连小学算术题都不会做，他们执意坚持让“西式人权”问题横亘在国际关系当中，以此要挟对手国家，不过就是赤裸裸的国际战略。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算式中，各国国内的亲西方人士是西方的战略别动队，一个人至少顶一万人，而那些拥护本国政府的普通民众，则是西方的战略障碍，一万人顶不了一个人。
本次习主席出访英国，英国朝野“西式人权”的伪议题和假算式如影随形。英国BBC的记者在节目中语重心长地告诉听众“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至于中国的人口是多少这个基本事实前提，她也就故意省略了。
针对人权问题，习主席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轻松应对，并未直接揭穿其议题之伪、其算式之假，已经是非常客气和宽容了。至于“只有更好”之所指，当然还是在中国自己的人权事业上，也就是“中国式人权”的继续发展和进步。
威斯敏斯特的“历史性时刻”已在热烈的气氛中安然度过，“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中国式自由民主人权三面新的大旗，自此开始飘扬在西方最古老、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之上。这是习近平主席威斯敏斯特演讲的最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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