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阿萨德见普京，有多少感谢要说？

10月20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莫斯科进行了短暂突访，要知道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巴沙尔首次出国访问。联系到当前俄罗斯正在叙利亚境内打击极端主义武装，此次巴沙尔总统的“神秘”访问，无疑更引人注目。有网友甚至扒出了1974年巴沙尔父亲老阿萨德访问莫斯科时的照片，同今天巴沙尔访问莫斯科做对比，时光荏苒，时局变换，莫斯科-大马士革之间却仍然彼此深深地需要着对方。

10月20日，阿萨德突访俄罗斯

冷战中的苏叙合作

在当前叙利亚局势仍然胶着之时，巴沙尔的访问显得非常重要。从叙利亚政府方面来说，巴沙尔的到访显示出巴沙尔政府对于俄罗斯的感谢，以及可能提出未来叙利亚政府在战场作战、情报分享和武器援助等方面更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与帮助；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接待巴沙尔来访，则显示出普京政府对于巴沙尔政府合法性的一贯支持，表明俄罗斯会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持巴沙尔政府。

自从10月初俄罗斯开始发动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以来，关于叙利亚和俄罗斯之间互动的消息就不断增多。此次巴沙尔访问的时间选择，与其说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时机，不如说其行程安排恐怕更多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毕竟巴沙尔飞往莫斯科需要穿越复杂的叙利亚北方战场上空，而且叙利亚周边的邻国基本上都已经不再承认巴沙尔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如何在访问之时做到安全保密，需要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机构密切协调合作。所以当巴沙尔到访莫斯科之时，距离俄罗斯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目标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之久。

此次俄罗斯方面同巴沙尔接洽的，除了普京之外，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之所以提出这两人，是因为在普京9月底做出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的决定中，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的强硬建议起了重要作用。伊万诺夫、绍伊古和帕特鲁舍夫强烈建议普京尽快介入叙利亚战局之中，帮助巴沙尔政府扭转在战场上的颓势。

叙利亚的政局稳定对于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将时间向前推到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就已经在中东地区着重发展同叙利亚的关系。1946年当叙利亚刚刚独立之时，苏联就同叙利亚建立了关系，并且承诺向叙利亚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955年美国在中东拼凑围堵苏联的“巴格达条约体系”，拉拢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联盟，而当时的叙利亚并没有紧跟美国的战略安排，因此得到了苏联的感谢，苏联-叙利亚关系也进一步趋近。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苏联和叙利亚共同支持纳萨尔领导的埃及政府，苏叙双边关系进一步稳固。

1972年6月6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右）与已故前苏联总统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合影

在冷战之中，对于苏联来说，叙利亚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天然同盟。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左翼政党，意识形态上同苏联有着一定的相似性；1971年开始苏联进驻并且租赁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将此港作为苏联地中海舰队的重要基地，也是苏联黑海舰队进出地中海的重要连接点；此外叙利亚作为中东地区反美-反以色列的重要国家，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使得苏联能够保持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战略支撑；即使在70年代末埃及萨达特政府抛弃苏联转投美国之后，叙利亚也仍然坚定地同苏联保持亲密关系，“毫不妥协”的叙利亚在苏联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作用也更加突出。

对于当时的叙利亚，尤其是1970年之后老阿萨德执掌下的叙利亚来说，维系同苏联（俄罗斯）的关系十分必要。叙利亚国内有着较为丰富的油气资源，因此叙利亚需要苏联和工业设备和开采技术来对本国的油气资源进行开发；在经济上，长期处于中东战场一线的叙利亚需要获得苏联的经济援助，来稳定本国的社会秩序和周边形势；在军事上，叙利亚相对孱弱的军事工业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口来保持脆弱的军事平衡，这点从叙利亚陆军的苏式火炮坦克和叙利亚空军大量存在的雅克-130和米格-29战机可以窥见。

莫斯科-大马士革的利益契合点

除了地缘政治的相互需要之外，苏联和叙利亚双边关系还有着深刻的利益契合点——“世俗化”和“温和化”。这两点中，“世俗化”意味着在诸多的意识形态中，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府，始终秉持着左翼思潮，防止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进一步扩张；而“温和化”则是叙利亚政府、尤其是1970年之后的阿萨德政府，逐渐淡化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施政中的“极左”政策，保证了叙利亚社会在随后四十余年相对平稳的秩序（当然了，上世纪80年代叙利亚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动荡，但是也被阿萨德用强力制服）。

无论对于苏联还是叙利亚，“世俗化”和“温和化”符合双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世俗化”对于阿萨德政府来说至关重要，阿萨德家族本身的“阿拉维派”属性，使得其在选择政治意识形态时不得不倾向于世俗的、关注少数群体的左翼路线，以此排斥在阿拉伯世界中势力顽强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伊斯兰政治势力；而“温和化”则是阿萨德政府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左翼政治路线中，激进的“极左”政策将很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以少数“阿拉维派”为基石的阿萨德政府将很可能会在乱局之中倾覆。

所以，当70年代黎巴嫩内战爆发之时，老阿萨德尽管支持黎巴嫩境内的“反阿拉伯主义”力量，但是更希望稳定黎巴嫩各派的相互平衡，甚至不惜在关键时刻将“头脑发热”的黎巴嫩德鲁兹领导人琼布拉特“干掉”。一个“世俗的”、中庸的左翼“温和化”路线，符合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利益。这一点无论是1970年后的老阿萨德，还是2000年后的巴沙尔的施政方针，尤其是同以色列之间“斗而不破”的微妙关系上可见一斑。

对于苏联来说，“温和化”也是其在叙利亚上的重要利益诉求。苏联国内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群体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冷战中后期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政治力量极大地腐蚀了苏联政治合法性，伊斯兰政治力量在阿富汗更是将苏联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而同“社会主义盟国”关系方面，苏联一直担心“激进的”盟国不仅会耗费自己更多的资源与力量，更会给地区和国际局势平添新的不安因素，反而置苏联于险境，毕竟苏联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受益者，不可能会为了一两个“激进者”而损害自己的全盘利益（中苏关系、苏-埃及关系、苏-阿富汗关系等都可以略窥一二）。能够向西方世界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又不能完全决裂爆发全面冲突，因此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中“世俗的”、在自己盟国中“温和化”的叙利亚，才能够保证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1970年后新上台的阿萨德会选择前往莫斯科寻求援助，频繁往返于大马士革-莫斯科之间；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高层会给阿萨德以如此高的政治礼遇——1974年4月阿萨德访问莫斯科时，包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在内的当时苏联高层均在机场迎接，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少有的礼遇（1957年毛泽东访问俄罗斯，赫鲁晓夫在机场亲自迎接）。可以说，一个“世俗的”“温和化”的叙利亚需要苏联，而苏联更需要一个“世俗的”“温和化”的叙利亚。

时间回到今天，当叙利亚内战愈演愈烈之时，叙利亚和俄罗斯之间再度走到了一起。尽管俄罗斯在叙利亚有着经济利益和军工利益，但这些都不是俄罗斯不能丢失叙利亚的重要因素。尽管苏联已经解体，而叙利亚政府领导人由老阿萨德变为了儿子巴沙尔，但是俄罗斯-叙利亚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仍然同冷战时期苏联-叙利亚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一样，仍然是“世俗化”和“温和化”。

在“世俗化”方面，今天的俄罗斯所面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远大于苏联时期，无论是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中亚地区滋生的极端主义还是巴尔干地区蔓延的恐怖主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叙利亚战场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经过“战争洗礼”后，找到组织并且积累经验，俄罗斯将会坐立不安。毕竟已经有至少4000名来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的“圣战者”活跃在叙利亚。与其像西方评论者建议的那样“作壁上观”，不如主动出击免得“养虎遗患”。

在“温和化”方面，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仍然是理想的合作对象。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在地区尤其是在黎巴嫩的影响力，能够有效制衡以色列的扩张；而叙利亚在巴勒斯坦派系斗争中的独特作用，保证俄罗斯仍然能够在中东问题的核心——巴以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

在今天的叙利亚，能同时满足“世俗化”“温和化”这两个条件的，仍然只有巴沙尔政府。尽管叙利亚境内仍然有西方扶植的世俗军事力量“叙利亚自由军”以及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武装，但是前者实在“不堪大用”，而后者的过度崛起则很可能会剧烈震荡现有中东的地区版图，所以巴沙尔政府才是俄罗斯心中唯一的“世俗化”选择。巴沙尔政府同老阿萨德政府相似，清楚认识到自己实力的不足，因此不会主动挑起同周围邻居的大规模纷争，而是更加维护现有的力量平衡，稳定巴沙尔政府；同时，尽管伊拉克政府几经变换，但是什叶派伊拉克政府仍然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保持暧昧，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独特的关系，能够帮助俄罗斯串联有别于美国主导的中东战略力量。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巴沙尔政府是俄罗斯中东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理想合作伙伴。

尽管岁月几经变化，苏联解体了，老阿萨德去世了，但是今天的俄罗斯和今天的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契合点。以巴沙尔为代表的“世俗的”“温和的”叙利亚政府，最大限度的符合俄罗斯的中东利益。当时光荏苒，唯有不变的利益，决定着莫斯科-大马士革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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