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解放思想”才是纪念杜润生的最好方式

10月9日，102岁高龄的杜润生先生去世。关于杜润生，正如北京某报纸评论文章的所说的，“杜润生的‘遗产’不只是农村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杜润生被作为“思想解放”者而纪念。人人都说要学习杜老解放思想的精神，因此就提出要像他一样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要像他一样培养后辈，甚至要将他的农村改革的思路照搬到正在进行的国企、金融、医疗等重大领域上。改革上的“解放思想”就是根据历史条件实时调整政策，反对“教条主义”。站在今天，从当下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纪念杜润生可以做的也许不仅是回忆往事，更多应当做的是继续解决思想，继续推动制度向着更有益于农民、更有益于农村的角度改革。

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通常被称为“单干”，就是将原来的集体经营单元变成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学者给出的解释是，产权制度变革带来的激励效益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提高，其中林毅夫对于这一实践最早给出完整学理解释。武汉的一位极其睿智的“民间学者”老田，称八十年以来农村改革主导思路一直受到“杜（润生）——林（毅夫）假说”影响。之后包括国企、医疗、教育在内的一改就灵、一私有化就灵、一私有化就灵的思路，都受相似理论假说支配。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所取得一定成功，对此可以套用的一句老话是，通过“单干”这种生产关系变革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三十多年过去了，今日农村、农业方面的生产力相较于八十年代，又发生了巨大进步。

前几日我们到苏北的一个国营那场参观，一起参观的人都为农场的机械装备水平而感叹，仅一台收割机就有500匹马力，农场负责人说“比高级宝马车还贵”；同样，我们在湖北农村看到一些喜欢探索的农民居然也在使用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若不经常到实地看一看，很难想象农村变化这么快。农民、机械、农业技术，这些都是生产力。生产力巨大进步就要求生产关系随着发生变革，否则落后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的束缚。

2010年左右，我国西南地区发生严重大旱，之后国家开始加大重视农田水利问题，当时计划投资4万亿进行水利建设。这是继60、70年代“农业学大寨”之后的又一次全国农田水利大建设。我们在乡下调研时，农民指着渠道、泵站和水库等水利设施说“都是毛爷爷留下的”。“农业学大寨”改变农业基础设施，极大提升农业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将集体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形式一棍子打死，也是不科学的。

这几年国家花大钱投资农田水利，有一定效果，成效却比不过“农业学大寨”时的肩挑人扛式建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彻底“单干”这种生产形式的制约。当前国家投资农田水利建设后最常见的结果是，花费几千万上亿地进行水库除险加固、机械更行、渠道硬化后，农民却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一起用水，致使崭新现代化的水利设施成为摆设。“一盘散沙”的农民普遍不能合作使用水库而是选择自己打机井、用小潜水泵抽水灌溉。相对于一家一户的小机井和一千瓦两千瓦的潜水泵，大中型水库、几百千瓦的泵房等一类“大水利”设施必然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大生产力无法与一家一户小农对接，缺乏组织的小农家庭“单干”经营形式无法适应当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中国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通过殖民移民建立起来国家和地区具有人少地多、地广人稀的特点，它们的一个农场面积通常超过我国的一个行政村面积。这些地区实施土地私有化已经农业经营上彻底“单干”是合适的。而我国人多地少，所以彻底“单干”的经营形式并不适用。

在传统时期，家庭经营之外有宗族、家族、村庄等社会组织负责水利等公共生产职能，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公共问题。八十年代实施“单干”之后，我们发展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来还将这句话写进了《宪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特点是在家庭经营之外，存在一个集体组织来解决农业生产中“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了不合算的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有类似的表述）。因为有了集体统筹，八十年代的“单干”就不同于彻底“单干”。常常被忽视的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发挥集体统筹基础上的家庭经营，而不是一家一户没人管、不需要人管的彻底“单干”。

尽管八十年的改革者初衷是搞集体统筹基础上的家庭经营，但是后来的改革却朝着放任管理的彻底“单干”方向发展。其中最关键的是土地制度变革。早期实施土地承包制度还维持着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平衡关系，承包者向集体交纳一定的费用用于集体生产开支，比如改善水利设施、维护机耕道等，统称为“集体生产费”（注意不是农业税）。后来的系列改革是取消农户对集体的责任，土地承包不仅无偿，而且由30年承包期限变成“长久不变”。岂不知，没有负担、没有对价且长久不变的“用益物权”（《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实质就是私有化的所有权。

八十年代以来的产权化、私有化的改革一路走来，最终将集体抽空，离开集体统筹而彻底“单干”的农民像是“没爹没妈的孩子”，巨大的国家投资也因为丧失了承接对象而效率低小。以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该项目是政府投资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十二五”期间规划总投资近6000亿元，用于保障粮食安全。我们曾经比较考察过普通农村与国营农场的投资效率，前者效率极其低下，实际操作中只有小部分项目资金变成工程建设，因为在项目落地过程中一家一户农民会造成千奇百怪的矛盾，结果是国家投钱为农民做好事都做不成。常见的现象时国家在农民物权化的土地上不能动一锄头一锹。“小而散”的农户加上物权化的土地产权，极大放大彻底“单干”的负面后果。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国家和农民都体会到了彻底“单干”的坏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彻底“单干”这种经营形式无益于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因此提出要创新农村经营制度。农民更是直接地体会到彻底“单干”的痛处。八十年代分田是按照远近肥瘦搭配，每家每户都按照土地等级分块承包，造成地块高度插花状态，使得当前农业生产极其费时费力费成本。随着技术条件改进，地力对产出影响下降，农民对于统一耕作、便捷耕作和机械生产的需求提高。

作为彻底“单干”基础的土地制度，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巨大阻力。过去集体有调整土地的权力，可呼应农民的需求，现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成为摆设，农民想调整土地而不得。当前国家又投资几百亿元，要求地方几年之内将之前已经十分明确的承包地权利（二轮承包时已经办过证）再“确权登记办证”一次。这样的改革离农民的利益越来越远。

当前农业政策应当调整到不排斥农民且回应农民生产需求的方向上来。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从理论中来，也不是从权威那里来，而是从现实实践中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当前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市场程度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的农业政策环境与八十年代完全不同。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要经过两次飞跃。“单干”算是第一次飞跃，而第二次飞跃则要发挥社会主义统筹优势。直面矛盾，当前的农业政策要从八十年代延续至今的不断继续深化“单干”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上要强化统筹功能，真正做实“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解放思想”不是口号，今天要做的是通过农村政策上的“解放思想”来探索农业第二次飞跃。杜润生常说要“尊重农民”，而这只有真正解放思想的人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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