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十八届五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 有哪些弦外之音

十月，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26-29号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所以，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有两项主要议程：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乍一看，是挺割裂的两项议程。但在岛叔看来，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却恰好体现了目前中共治理逻辑与思路。

目标

临近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的各路消息不绝于耳。今天各大网站争相转引的一条消息就是，有许多专家表示，不排除十三五将下调GDP预期增速的可能。按照这种速度，也能在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既定目标。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太多争论——半个月后就见分晓了。无论受访的专家是否参与了规划制定，这种表态是属于“透风”还是“猜测”，对最终结果影响也不大。但我们真正想讨论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体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提起“计划”，让人想起一个是事实的黑色幽默段子。数十年前的波兰，国民经济计划中还有酸黄瓜的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还在计划中规定了一个狩猎季度中应当猎取的野兔的数目。同样，人们得不到女用纽扣或者是发针，只是因为这些东西被国民经济计划中被忘记了。

换句话说，由国家层面制定的“规划”，是不是和“市场”相牴牾？毕竟，到现在依然在操作执行五年规划的，放眼世界，也只有中国、印度、越南等寥寥数个国家。苏联解体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体制宣告失败；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采用过的指导性经济计划，也先后被这些国家所抛弃。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还要坚持五年规划这个听起来略带“计划经济”色彩的发展思路？

计划

事实上，上一句表述略有问题。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词语，是“五年计划”。而从“十一五”开始，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五年规划”。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是边编制，边执行，边修改，先后历时4年，最后由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图为1955年12月19日，周恩来签署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命令。

前面提到的那个段子，是对历史上苏联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五年计划的一种淡淡的讽刺。同样是事实的是，从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两个五年计划，成功地提升了苏联的国力，为其工业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因此，建国后，中国借鉴苏联施行五年计划，看起来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件事。虽然中间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五年计划也经常被打断、或者无法完成，但中国依然把这项制度坚持到了现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以马上就要结束的“十二五”规划为例，今天政治局会议的评价就是，“规划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按照一些学者的测算，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完成率可能会达到90%以上，创历史新高。

比如，十二五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前达到47%，现在这个数字是49.5%；城镇化率提高4％，现在的数字是54.7%；研发经费占GDP2.2%的目标，现在已经超过了4%；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5%的目标，现在是98%；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2015年上半年就已经完成6100多万。

之所以能持续地完成目标，同样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规划

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西方指导性经济体制也被抛弃，中国却依然在坚持这个体制？

答案就是，被抛弃的这两者，本质上都是聚焦于经济建设，对不同产业的投资和生产提出计划和管理，甚至按照测算，把整个社会变成精密运转的齿轮式体系。而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即使是搞五年计划，也是允许市场存在的，所谓“大计划、小自由”，就是这样。

简单说，就是抓大放小。

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依靠计划进行的，主要是大银行、大商业、大运输交通也、大工厂等，而在农村一些地区、城市中的手工业等小市场，则可以有一定放开，而非事无巨细地制定每一项生产指标。

而从15年前的“九五”开始，中国就已经取消了实物量指标，不再对工农业生产下达计划指标，而将重心转移至公共事务上。比如十二五规划的24个指标中，只有GDP增长率、服务业比重、城镇化率三个属于经济指标，其他的则都属于公共事务类指标，包括高铁、水利、医保、保障房等在内。

从“计划”到“规划”的名称变化，实际上也能体现出这种思路的转变。如果把“规划”二字换成“五年内国家战略”，一样可以行得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鄢一龙，就把这种管理体制称之为“目标管理”——既保持长远战略目标的长期稳定，也对战略步骤和具体战术进行灵活的阶段性调整，持续推动中国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积累下来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巨变。

的确，相对于欧美等设立目标却完成率低下的现实，中国的规划，其约束性和指导性要更强，执行力也更高。它可以是指导和考核各地官员的约束性指标，也可以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指导性指标。

但同样，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划鼓励清洁能源建设的方向是好的，但风电和光伏一拥而上就会造成产能过剩；鼓励创新创业是好的，但同样也可能引发扭曲产生泡沫。而在目标压力之下，行政手段的滥用也不是不可能。

简言之，规划体制的存在，就是由国家出面进行目标制定，设立方向，划定优先次序，提出需要改进和发展的区域，之后的事情，交给各地落实以及市场自发。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地方、行业甚至是企业，希望能在五年规划中把自己捎带一句的原因。

治党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了十三五规划的相关问题之后，又花了巨大的篇幅来讨论从严治党、审议两个规章条例的修改稿？

2014年10月25日，王岐山在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确保到建党100周年也就是2021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答案很明显。在中国发展的逻辑中，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证明，政府和官员是一股非常重要的主导力量。未来的五年规划能否按照既定目标实现，能否合规合法地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政党整体，就是那个“关键少数”。

经济学家李稻葵在谈到十三五的时候就说，除了城镇化、国企改革这两项他认为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外，十三五还需要进行政府自身管理体系改革。不能要么腐败、要么松懈，而是需要一支严格按照纪律形势的廉洁的但是必须有作为的政府官员队伍、公务员队伍。

关于《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的修改，侠客岛（xiake_island）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这是厘清党纪国法的边界、给党员划定更明确行为准则的一种做法。过去的文本中，党员的违纪行为许多事无巨细，而且和现行法规重合，因此需要裁汰和整合。

果不其然，今天的新闻稿中就提到，“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负面清单，很新鲜的做法。如果说《准则》是正面引导，是高标准，那么《条例》就是负面清单，是划底线。虽然《条例》的文本还未公开，但按照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这项文件应该是列举了党员干部不能做的事情，把不能做的规定清楚了。

不怕明规则，就怕没规则。五中全会，真是看点多多呢。（文/明日绫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