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屠呦呦至今不是中科院院士，她自己怎么说？
屠呦呦摘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她的“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特殊身份又受到广泛关注，如何评价她背后大量科研人员的贡献也引发争议。
舆论对屠呦呦落选院士的“打抱不平”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一个获得美国医学最高奖的科学家，竟无法评上中国的院士，不是由于学术原因。人民网2011年的一篇评论就曾强调：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然而，学术界对于屠呦呦却不乏质疑之声。2009年，屠呦呦发表了由她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后，同样参加“523”项目，并在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中作出关键贡献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曾撰文称，这本书“许多部分歪曲历史、无视当今现实，严重误导读者”。
其实，早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医学奖之后，屠呦呦就曾亲自谈到过这个问题，态度要平和的多。
她说，青蒿素项目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一个团队做的，是一个大协作项目，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的结果。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她个人，也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著名科学家饶毅也曾撰文谈及屠呦呦落选院士的问题。他说：屠呦呦确实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青蒿素的研究过程复杂，“几乎从头到尾经常出现矛盾”。如果哪天屠呦呦获得了普遍认可，“我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认为他们是完人。他们不是，也没有人是。”
屠呦呦（资料图）
以下为《人民日报》2011年11月的一篇报道：
屠呦呦，在两个月前还只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研究员，而现在，她已经成为新闻的主角。因为她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大奖，因为这个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界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掌声之外，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个团队项目，屠呦呦有没有资格以个人的名义获奖？“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实，又让人对于中国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产生了些许疑问。
而今天，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
在15日召开的中国中医科学院2011科技工作大会上，屠呦呦研究员被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她所带领的青蒿素研究团队同时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此前，屠呦呦更是获得了美国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界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从幕后走到舞台中央，81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总结这40年来的工作，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争名争利。
三个“第一”，让她赢得拉斯克奖杯
带着沉甸甸的拉斯克奖杯，面对赞誉和争议，屠呦呦从容淡定。
我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七省市开展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任务后，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
从1969年1月开始， 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她查阅大量文献，借鉴了古代用药的经验，设计了多种提取的方法，终于在1971年提取出青蒿素。
用乙醚提取青蒿素，这个看似一个极为简单的提取过程，却是拉斯克看重的首创精神。
青蒿素在研制成功之后，无论是申报国家奖励，还是获得国外奖项时，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美国拉斯克奖评委们作了认真的调查后，在最后一份正式的文件中谈到，他们表彰的是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而评奖的关键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了“523”项目、第一个提取出了具有100%活性的青蒿素、第一个将青蒿素运用到临床并证实它有效。
中国中医科学院张伯礼院士说，这三个第一就等于首创。
首创只是开始。屠呦呦认为，中医药成分复杂，杂质多，如果在未掌握规律之前盲目提取，便无法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成分，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实践中反映不出应有的抗疟效果。所以，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方法，不断地发现。
然而，如果这些发现不是突破性质的，青蒿素也许仍然无法被提炼出来。起初，屠呦呦选用的是北方生长的青蒿，但是试验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反复实践，她发现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与产地有关，南方的比北方的含量高；青蒿素的抗疟药效还与药物部位密切相关，茎和杆是不含抗疟物质的，叶子才是药用部位；叶子还与采收的季节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夏秋季叶子繁茂的时候，青蒿素含量才是最高的。
不断研究，不断发现，屠呦呦说，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
中医研究应推倒围墙，实现真正的大协作
其实，在屠呦呦获奖伊始，就有一个争议一直伴随：“523”项目是个集体项目，能否由屠呦呦一人获奖？
对于这样的说法，屠呦呦没有争辩，脸上露出笑容，她说，青蒿素项目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一个团队做的，是一个大协作项目，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的结果。连我的团队，也是有很多人参加的。
“523”项目是当时举国体制联合攻关的典范，从青蒿素的提取到结构的确定再到临床验证，无不体现了集体团结协作的力量。在拉斯克颁奖的典礼上，屠呦呦说，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她个人，也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是的，屠呦呦从来没有否认，这样一项科研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有很多研究人员、很多省市都参与其中并作出了贡献。
张伯礼认为，美国筛选了30多万个化合物，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抗疟成分。而屠呦呦的成功，更加凸显了我们中医药的优势。按照经验，在研究新药的时候，风险越来越高，研发一个新药就像是大海捞针。而在5000年的中药经验指导下研发新药，更像是盆里捞针，甚至碗里捞针，成功率往往要比完全从新老化合物中去找要高。
正如屠呦呦所说，成功也得益于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而在张伯礼看来，面对这座宝库时，只有联合多学科的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取得突破，取得进步。
推倒围墙、开门办院，成了张伯礼秉持的信念。面向国内外整合科技资源，培养与引进相结合，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开放共享，联手攻关，实现共赢。这也是中医科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中医药科研更需要在组织上推倒围墙，创新体制和机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协作、大攻关，取得大成果，开拓大市场。这是实施重大中医药科技项目的必然趋势，也是科研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三无”科学家获奖，科研成果如何评价
有人说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屠呦呦获奖后，受争议最多的是，我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上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使得全世界100多个国家、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增高。更为严峻的是，在当时，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能研制出有效的抗疟成分。
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开始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动力，才能取得科学成功。”屠呦呦对记者说，如果说没有问题意识，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对于古人的记载，可能看一眼就过去了。
40多年的潜心研究，让青蒿提取物的抗鼠疟抑制率从零提升到100%。屠呦呦的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研究员说，为了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在由动物实验向临床实验过渡时，屠呦呦还带头与课题组同志们一起进行自身试服，验证青蒿素的安全性。为了取得第一手临床资料，她亲赴海南疟区，奔走在高温酷暑之下，亲自喂患者药物，并整日守在病床旁边观察患者的反应以及疟原虫血片检查的结果，终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次30例患者痊愈的成功案例。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刘保延说，“科研要以解决人民群众需求为目的。你研究半天，拿了多少钱，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等于没有研究。我们不是要一味地做高深的基础研究，而是要去解决问题。”
中医药不单是中国人的，王国强说，“能够出成果，并且把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人民健康生活有所贡献，是检验科技成果的重要标志。”
“希望我的获奖带来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家更好地工作，多出成果，为世界人民造福。”这就是屠呦呦的愿望。（记者 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