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 ：与美国学者对话之三（费正清中心印象记）

【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习主席访美之前，9月10日到18日，笔者以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东西两岸走访部分智库及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由于行程安排紧密，访谈内容较多，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中几个主要访谈的内容择要点进行评述，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笔者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以下简称费正清中心）。

费正清中心的近况

9月14日，笔者在费正清中心与执行主任陆德芙博士（Dr. Jennifer Rudolph）进行了交流。

陆德芙博士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博士论文是《晚清总理衙门之发展与权力研究：1861—1901》，对晚清的政治变革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此外，台湾历史也是陆德芙博士研究的一个重点，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及其意义做过深入的研究。

在和笔者的交流中，陆德芙博士一方面介绍了费正清中心目前的情况，特别谈到该中心成员构成的多样性：哈佛文理学院研究中国的教授、中心聘用的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大波士顿地区的学者。笔者第一次了解到，费正清中心在中国上海的浦东还设有分支机构，由此可见该中心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还是颇下功夫。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在交流中，笔者着重提到了中国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已出现多样化趋势。传统上隶属于政府的高等院校、社科院和党校系统仍然是学界的主要力量，但民间研究机构与智库正在迅速成长。笔者因此建议，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应当不仅限于与政府研究机构合作，还应当跟新兴的民间机构，包括民间智库、新媒体有更多的交流接触。对于笔者的建议，陆德芙博士很感兴趣，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民间研究机构与新媒体的发展。

关于费正清中心，陆德芙博士着重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近年来中心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历史、文化、政治与外交领域扩展到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研究，一些具体的社会领域，比如中国的妇女、环境问题等，都是中心目前关注的重点。

另一方面，陆德芙博士着重说明了费正清中心与一般美国智库的区别。费正清中心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多是偏重于学术层面，偏重于从历史文化层面来研究现实问题的根源，这种研究并不试图提供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因此也不直接依赖于政府购买研究成果和咨询服务，有比较强的独立性；而美国的大多数智库偏重于对现实问题的技术分析和政策建议，通常是给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由于智库跟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其研究方向与方法通常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陆德芙博士强调，费正清中心是独立、自由的研究平台，并没有特定的目标导向，这一点跟智库有很大区别。事实上，该中心最核心的成员和管理层，主要是哈佛文理学院的教授。在研究方向上，也趋于多样化，以各自的专业为依归。

费正清中心与中美关系解冻

陆德芙博士对费正清中心的介绍简洁而清晰。但是，由于时间有限，笔者未及与陆德芙博士讨论费正清中心半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笔者长期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对费正清中心以及其他几个重要的东亚研究中心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有一些思考。这些思考，经过这次对费正清中心的访问而又有深化。

如果说，美国西海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1919年成立，是因应俄国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挑战，那么费正清中心的发起就是因应中共建政与新中国在东亚的成长。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胡佛研究所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研究是为了防范在美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而费正清中心则是试图找到美国与中国的交流方式。这两个机构的产生似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美国的现实需要。

1941年，在哈佛任教的费正清被征召为美国政府服务，从事情报研究工作。期间，费正清被派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从事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分析研究，一直到二战结束才重回哈佛大学任教。费正清在中国期间，意识到支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必定以失败告终，这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费正清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共接触并建立联系，避免中国革命胜利后加入苏东阵营，冲击美国的远东体系。这一时期，费正清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政策思想。由于费正清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一种相对客观的理解态度，二战后曾一度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1951年，费正清计划到日本作访问研究，但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事当局拒绝了费正清的签证申请。其后两年中，费正清被美国政府限制离境，并几次被传唤到美国国会调查机构受调查，宣誓声明自己从未参加过任何的共产党组织。

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意识到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强大中国在东亚的存在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于是费正清的“遏制而非孤立”对华政策理论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1955年，费正清在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有北美最齐全的中国研究图书馆，通过高质量的讲座、论坛、学术会议，给美国学界培养出了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林培瑞（Perry Link）都曾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学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费正清中心的鼎盛时期。1966年，费正清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到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提供咨询。此时的美国陷入越战泥潭，急切需要了解中国的动向和反应。美国政府进一步资助并关注费正清中心的研究，该中心的研究报告和建议也进入美国政策层的视野。尼克松政府70年代对华政策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费正清中心提出的政策分析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费正清中心既是一个大学里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发挥着给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战略智库的作用。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1973年，费正清辞去中心主任，功成身退；1977年，从哈佛大学退休。费正清的继任者中，有傅高义（Dr. Ezra Feivel Vogel）、孔飞力（Dr. Philip A. Kuhn）、马若德（Dr. Roderick MacFarquhar）、裴宜理（Dr. Elizabeth J. Perry）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主任欧立德博士（Dr. Mark C. Elliott）是研究清史和内亚历史的专家。

美国的中国研究应避免“意识形态化”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中国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对华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林佩瑞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二人主导的两个东亚研究的重镇从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支持流亡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系聚集了许多中国的“政治异见人士”。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历史最悠久的费正清中心则不断地远离政治，走上了专业研究道路。

笔者在这次访问中，对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细分化感受很深，感觉与费正清的时代区别很大。在费正清时代，当时该中心的目标是解释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参考；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费正清中心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该中心的学术研究按照专业化、细分化的方向发展，方法论上也趋于与当代社会和人文科学对接。现任主任欧立德博士（Dr. Mark C. Elliott） 就是研究清史和内亚历史的著名专家。尽管该中心目前这种高度细化的专业研究难以形成费正清时代的那种宏大战略思考，但这种“去政治化”的具体研究比起黎安友和林培瑞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研究还是更切近中国现实一些。

当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笔者看来，不论是建议中美两国合作的G2理论，或预测两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都还是过于简单的猜测。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和感知，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结论或失之于乐观，或失之于悲观。笔者以为，在当代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用意识形态来设置议题，把具体问题政治化，是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两国都没有力量来单方面解构或重建新的国际体系。可以预期，费正清中心目前这种高度细化的专业研究虽然有其局限，但从宏大的战略叙事到具体问题具体研究仍然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前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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