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拖延危机，并走向更大危机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这样一个书名，恐怕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你会想到什么？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后，也因此进入垂死挣扎的阶段？

这本书的作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是欧洲科学院院士、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研究院的院长、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还曾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担任社会学和工业关系学教授。全书的观点，美国、欧盟以及其构建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体系羽翼下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努力消除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使用了通货膨胀、国家债务和私人信贷市场扩张的方法。这些举措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却仅仅只能起到延缓危机发生的作用，并且更为关键的是，隐患和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清除，相反还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终于“滚”出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让欧盟迄今头疼的希腊危机。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作者：（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译者：常晅

众所周知，在19世纪的德国，社保制度的推出，就因为俾斯麦有意抑制工人运动，花点小钱转移视线。当然，俾斯麦肯定没想到，一个多世纪之后，社保制度会在全球很多地方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同样，二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扩张政策路线，还将这套政策复制到接受美国援助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几个大洲刚刚迎来独立的国家。政策的核心就是给予国民可观的社会福利，换取稳定，以彰显美国制度的优势。

这其实应当叫做契约型的政策承诺，用福利换稳定，免得西方阵营中的不安定拥趸投奔苏联。但问题是，这样的承诺要想一直维系下去，就必须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这是不可能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国家悄然启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家务劳动进一步社会化，这使得妇女进入职场，削弱了男性在职场中的谈判地位。更大的冲击源自信息革命，非正式用工变得更加普遍，劳务外包蔚然成风，劳动者已经不足以像过去那样成为资方和国家的平等谈判对象；等到东亚国家具备成为欧美国家制造业产能的整体外包方，劳工已经不成为资本家需要担忧的对手。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精英及其同盟者不断寻找着从当初为了和平的原因而不得不担起，在此后的重构阶段中尚能大体满足的社会责任脱离的出路”，因而压缩利润，将资金转向金融领域，转移产能。有趣的是，这种转变成为放松管制、进行自由化改革的理由，企业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营收中工资收入的比重，努力扩张，频繁借贷，将更多利润用来向食利阶层支付红利。企业承担的员工福利保障负担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充分就业成为一句空话，政府认为这种做法相当合理。

至此，西方国家已经构成了对二战后承诺的初次重大违约，战后人们普遍坚信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坍塌。为了避免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开始主动推行通货膨胀战略，“让待分配的蛋糕看起来发生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增大”。之后则广泛启动负债战略，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承担不起整体废除福利国家政策体系的政治社会后果，将之前由企业承担的负担变为政府承担。增加负债，还在不断减税，到了21世纪初，美国等国家还加大了国土安全开支，这就必然累积为财政危机。

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呈现出久违的经济繁荣景象。这其实是由金融业管制放松乃至取消的后果，即实现表面繁荣的同时，放任资本市场继续加大泡沫，掩盖通胀和贸易赤字困境。按照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看法，这样的繁荣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个人债务代替国家负债的奥秘。包括德国、瑞典这样的模范国家，居民的高负债率也非常突出。

《21世纪资本论》已经非常清楚的指出，近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税收政策倾向于减额征收，更富有的人的财产和遗产只有很少份额被纳入公共体系，这是加大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书中进一步指出，公共收入降低，必然会造成与公民福利关联性不是那么强、那么直接的很多项目上，政府会悄悄降低自己的支出责任，放手交给市场，而这又成为食利阶层的重要投资机遇。某种意义上，政府越贫困，富豪能赚到的钱就越多，并且，还会进一步促使公共债务的提升。

但这一切终将难以维系，即便是美国、德国这样的经济超强国家，高额的政府负债，也将导致市场对国家清偿债务的能力产生怀疑。这样的信心危机加以累积，终将限制政府的政策运作方式和能力范围，金融市场会成为国家、国际联盟权力的主宰者。反过来，公民自然有理由对国家政策的导向产生不信任，例如，在德国，纳税人（公民）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德国政府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银救援他们眼中的“无赖国家”希腊，仅仅是为了保卫投机者的资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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