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海明威与中国的缘分不止习大大喝的那杯莫希托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这两段出自《老人与海》的话相信曾给不少文艺青年力量，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资深文青”习大大。“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起文艺，习大大可一点儿也不含糊，经常信手拈来，对于他喜爱的海明威更是不在话下。瞧，22日晚，在西雅图欢迎晚宴上，习大大就提到了美国作家海明威。习主席还说起与海明威的两次“邂逅”：“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22日晚，习近平在西雅图欢迎晚宴上讲话
文艺在习大大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这已不是习大大第一次说起海明威，在去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大大也跟与会的文艺工作者们分享了自己的海明威“情结”。海明威与中国的缘分，可远不止习大大特意赶去品尝的一杯莫希托。
跟着习大大去喝一杯“莫希托”
习大大点的那杯“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就是鸡尾酒界赫赫有名的莫希托，而海明威常去的那家古巴酒馆在古巴同样是大名鼎鼎，游客到了古巴几乎都要去那里喝上一杯。
海明威最爱的那家小酒馆叫作“街中小酒馆（西班牙语LABODEGUITA DEL MEDIO）”。更多的人喜欢称它为“五分钱小酒馆”，小酒馆名字的中文翻译五花八门，是因为其西班牙语原文略有些晦涩，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出现了误译。
街中小酒馆
这家酒馆位于哈瓦那大教堂不远处，小酒馆里面的四周，都留有海明威的气息：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的亲密合影、海明威的亲笔信，还有各国名人的照片，世界各国大量的游客签名，门口的墙上涂满了各国游客追思和怀念这位大文豪的留言。当年海明威的留言，则被摆在了吧台酒柜的正中央，上面写着他的“吃货”名言：“我的莫希托在五分钱小酒馆，我的达伊基里在小佛罗里达餐馆”。酒馆一层的墙上还挂着一些装裱好的其他名人留下的题字，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留下的墨宝：“自由的古巴，智利在等待”。
海明威留下的名言：“我的莫希托在五分钱小酒馆，我的达伊基里在小佛罗里达餐馆”
海明威说过：“能站在吧台边，就别找桌子坐下”。在墙头上方照片里海明威的注视下，谁还敢坐下。
至于海明威最爱的“莫希托”，对于生活在灯红酒绿城市中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是最有名的朗姆调酒之一，起源于古巴。据说，莫希托诞生于古巴革命时期的浪漫旧时代，或者更早。莫吉托确切的来源已无从考证，但不少人相信它起源于德拉盖（Draque），由英国海盗佛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发明的一种海盗饮品。德雷克确实去过古巴。但是以评估海盗的抢劫和破坏后果的传统标准来看，他在那里并没有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也许他在当时正忙着开Party。
莫吉托是由淡朗姆酒、糖（传统上是用甘蔗汁）、青柠汁、苏打水和薄荷制成的鸡尾酒，古巴天气潮湿、炎热，酸甜爽口的莫希托能让人感到解渴又清凉。据说海明威通常会在上午来到“街中小酒馆”，站在吧台边一边喝“莫希托”一边跟人聊天，将肉身浸泡在沸腾不羁的朗姆酒中和加勒比阳光下，灵魂却在寻找《老人与海》的灵感。有传说称，海明威亲口讲过，全世界的莫希托就数“街中小酒馆”的最为正宗。也难怪习大大执念要来这里点上一杯莫希托。
来杯莫希托
海明威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提及海明威，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人与海》，这部作品曾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与诺贝尔文学奖两座桂冠，却鲜少人知道，海明威本人曾来过中国，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这大概是因为海明威很少在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里提及中国，只在《丧钟为谁而鸣》里写到戈尔兹将军“去过中国”，仅此而已。
1941年春，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日子里，海明威与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荷恩以职业记者、美国政府特派员身份共同来到中国。古老神秘的中国对海明威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报道令他神往，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决定前往。但海明威并不轻松，他被美国政府要求以美国政府特派员身份调查中国的国共关系，并写出调查报告。
其间，海明威夫妇来到重庆，并受到蒋介石的破格接待。蒋介石、宋美龄邀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蒋介石没戴假牙，这被视为一种“看成是家里人”的贵宾待遇，整个过程由宋美龄亲自担任翻译。
海明威1941年在中国与国民党军官合影
蒋介石问海明威对西方报刊上报道的中共有何看法，海明威出言谨慎。蒋介石随后说，共产党人都是些宣传老手，却没有多大战斗力；如果他们制造事端，有害抗战，政府就会诉诸纪律处罚。
交谈过程中，海明威从这位领袖的话里，敏锐地觉察出，蒋的内心和行为与他此前声明的不一致。后来海明威在写给朋友摩根索的信中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国共问题的看法，并最终得出结论，这位政府领袖惧怕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日本人对他来说只是“皮肤病”，而共产党却是“心脏病”。蒋介石称他拥有大量军队可以消灭共产党，用这种“外科手术”来治疗所谓“心脏病”。
之后，海明威也见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在周密的安排下，海明威夫妇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秘密交谈。盖尔荷恩在《重庆之行》一书中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形：周恩来当天穿着一件短袖开领的白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神态安详，朴素大方。他和海明威夫妇之间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不拘束，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海明威夫妇从他微笑的面容和炯炯有神的眼神中，知道他明白他们之间的全部谈话内容，而无须通过翻译。
海明威后来回忆：“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丧钟为谁而鸣》初稿写于成都
在海明威夫妇到达重庆的8天后，夫妇俩又前往成都。
尽管在海明威的文学作品里，很少见到中国，但成都档案馆证明，他流传最广的长篇小说之一、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题材作品——《丧钟为谁而鸣》的初稿，是在成都商业街写成的。
成都档案馆保管利用编研部副主任曾义介绍，1941年4月中旬开始，海明威夫妇在成都呆了三个月，他们的住所位于现今商业街省委大院内。此间，海明威开始创作著名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文化学者罗星读书笔记》中也提到了英籍华人女作家张二鸿说过的一段话：“海明威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丧钟为谁而鸣》就是在三楼的某个房间完成的。”
据重庆翻译家杨开显对海明威的研究文章写道，在成都期间，海明威夫妇被批准赴成都参观陆军学院，在该学院，海明威看到一支庞大的民工大军主要用双手修建一个能停泊大型4引擎重型飞机的机场，民工们用铁锹开山劈岭，用箩筐运土造地，他们拉着一个10吨重的石滚子碾压着机场的跑道，这让海明威肃然起敬。
经历一战、二战炮火硝烟的海明威，还在华西坝进行了一场激情演讲，他嘶哑的声音在挤入3000人的华西坝体育馆中，和中国学生的爱国口号交织在一起，成为成都永久的回忆。
就这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海明威在成都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初稿。上世纪40年代初的成都，也留下了这位世界级名人厚重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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