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与美国学者对话之一（兰德智库）
9月10日到18日，笔者以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东西两岸走访部分智库及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由于行程安排紧密，访谈内容较多，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中几个主要访谈的内容择要点进行评述，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也是全球顶尖智库之一，主要关注军事、战略安全问题。在圣莫妮卡的兰德智库总部，笔者与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博士进行了会谈。
查尔斯·沃尔夫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早年曾在美国国务院任外交官（1945-1947年，1949-1953年）。1950年代初，他任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的访问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远东研究的助理教授。1955年，他加入兰德公司；1967-1981年，主管经济研究部；1970-1997年，他创建帕迪兰德研究生院（Pardee RAND Graduate School）并任院长。这次会谈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里择其要点谈几个问题。
中美关系虽然有冲突，但双方都有着良好的合作愿景
对中国经济前景谨慎乐观
由于查尔斯·沃尔夫的专长是经济学，写过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与论文。我们的谈话就从聚焦当前中国的经济开始。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就是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3%，而今年上半年的增速更是降为7%左右，这种情形引起了各方不同的解读。由于中国30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这几年的经济减速让一些国内外学者和政界人士感到担忧，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
在这个问题上，沃尔夫倒是持谨慎乐观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增长的确很惊人，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了世界记录，几亿人口脱离贫困，世界各国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这种高速增长有所回落是正常的，中国政府用“新常态”（The New Normal）这个概念来界定中国当前经济的状态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沃尔夫强调，在讨论经济增长时，GDP和人均GDP仍然是关键参数，这个基本的指标不能放弃。中国从前的人均GDP低，是相对贫困的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比较容易保持高速增长。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上升，要保持从前的增长速度会更难。中国的经济增速将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从年均8%回落到7%，甚至5%。但这种增速并不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GDP的增速只有2%左右。
不同意“中国崩溃论”
对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今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章，预言中国经济将无法持续发展，危机不可避免的观点，沃尔夫基本不同意。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放慢，可能还有一些调整，但不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
对于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应当采取的政策，中西方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方案。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实施类似于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像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的，弱化政府参与经济的角色，政府干预越少越好，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经济；另一些人主张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与干预，政府参与经济，刺激出口，投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当然，还有一些人主张混合经济模式，把市场运行和政府参与结合起来。
在沃尔夫看来，经济学家的理论与现实的经济发展一般都不会完全契合。经济学家可以用严密的逻辑提出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都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任何国家的现实条件从来就不可能是理想的。在实际经济中，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通常只有结合各种理论的混合方案才能应对复杂的情况。
关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稳定
作为兰德智库的资深专家，沃尔夫思考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经济，同时也高度关注政治及社会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失业率上升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问题，沃尔夫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社会稳定与政治、文化、族裔等问题相关，在一些发生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并不一定都有问题。中国政府如果要保持社会稳定，一定还需要关注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
在谈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时，沃尔夫提到了最近在中国浙江，地方政府要求一些基督教教堂移除十字架的现象。根据笔者在这次旅程中的了解，不仅沃尔夫，很多美国人士也很关心中国基督教的现状。
对于沃尔夫提出的问题，笔者着重从中国社会传统和文化的角度作了回应。美国最早是由离开欧洲的清教徒移民建立的国家，到今天，基督教信仰在美国还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但是，宗教信仰在西方国家和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涵义。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教从未和政治联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远没有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那么大。所以，中国政府对各地基督教教堂建筑的管理，主要是基于当地建筑的法律规范，而没有什么政治含义。正是由于宗教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远没有西方国家那样重要，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很少产生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种宗教存在，但各种宗教之间通常都能互相宽容，甚至相互交流和影响，而没有爆发过宗教战争。
对于中国社会对宗教的宽容程度，沃尔夫倒是相当认同，甚至感到惊讶。他认为中国的宗教宽容程度比许多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更高，他特别把中国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作了对比。在政治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国家，但却缺乏宗教宽容，不同教派常常发生激烈冲突。相反，中国社会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比较好，社会对不同宗教都相当宽容。
对此，我的回应是，宗教宽容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并不大。中国是一个很早就世俗化的国家，宗教感情在一般民众中并不强烈。在中国及海外的华人社会，信奉基督教的人一方面是出于信仰，另一方面也同时把当地教会作为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很少会仅仅因为教义分歧与其它教派或其它宗教发生冲突。
除此之外，沃尔夫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信息交流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颇为关注。他认为中国今天有6亿多网民，网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此大规模的网民群体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参与表达，也影响了中国的舆论和政治，这是一个新的因素。由于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年轻一代在文化交流、互动上会更频繁，价值观也会趋于一致。他注意到，香港和台湾的街头抗议运动，在中国大陆网民中也在引起关注。
笔者的回应是，美国对于港台地区青年学生的街头抗议以及在中国内地产生影响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对一些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街头抗议运动，在美国的媒体上被报道很多，但在媒体的报道中，往往忽略了街头运动诉求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抗议的学生有一部分诉求指向政府，但同时也反对寡头化的大资本，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具体的、可政策化的诉求。由于时间关系，笔者未及给沃尔夫指出一个事实，由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带有强烈拒斥大陆的本土化色彩，他们在当地的抗议活动不仅没有引起内地的共鸣，相反，相关的活动与口号在内地年轻人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和排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内地的年轻一代与港台地区的年轻人很难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联结为一个整体。
在中美间创造双赢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沃尔夫的看法比较谨慎。一方面他不同意近几年美国学者提出的中美两国合作的G2概念。他认为，世界不可能由中美两个大国来主导。中美两国需要积极地做一些事情来减少分歧和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沃尔夫认为中国此前是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正在变强，中美两国出现的一些不契合是正常的，双方都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这些变化。
沃尔夫特别谈到兰德智库推动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减少中美两国间的分歧并加强合作。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哪些利益趋同点（convergent interests）和分歧点（divergent interests）。他认为，现在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分歧，在台湾问题上有分歧，还有其他的分歧等等；但在经济发展、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上又有一致的利益。双方可以在利益共同点上增进合作，在利益分歧点上避免冲突扩大，创造一种双赢关系。这个项目希望能够把两国的利益共同点（convergent interests）和分歧点（divergent interests）详细准确地梳理和界定清楚，有些原则分歧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但有些分歧是可以消除的，特别是中美两国的趋同点是可以扩大的。这样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会趋于良好。
日本对历史缺乏反思
在交谈中，笔者与沃尔夫都谈到近年来中日关系趋于紧张的问题。沃尔夫注意到中国最近在纪念抗日战争。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像德国那样对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进行认真反省，沃尔夫认为与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有关。德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对纳粹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进行反省，是因为战后的德国政府与此前德国的政权没有联系。但日本在战后保留了天皇制，这就给反省二战造成了障碍，如果日本政府认真反省侵略历史，就会进一步牵涉到天皇对战争的责任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很难像德国那样反思历史，这对中日关系有影响。笔者相当认同沃尔夫这个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沃尔夫曾经因他对日本问题研究的突出成果被日本政府授予绶章，并在日本皇宫受到明仁天皇的接见。但沃尔夫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历史的看法，沃尔夫仍然认为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跟今天的日本政府对反思历史的暧昧态度有很大关系。
总体而言，通过与查尔斯·沃尔夫交谈，感觉到作为兰德智库的资深专家，其治学风格和对世界的观察比起美国大学里的学院派更切近现实一些，意识形态的预设更少一些，对美国的现实国家利益的关注更多一些，对中美两国之间现实问题的看法更谨慎和具体一些。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与大学研究所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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