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鼎钧：被星云大师夸赞的女县长什么来头

9月12日，在一场纪念民进党籍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女士逝世周年的策展会上，佛光山星云大师称赞余陈月瑛女士是“妈祖婆”，很会照顾人，同时称高雄市长陈菊也是“妈祖婆”。但较让人意外的是，对同场参与纪念会的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大师也称其“是一定可以当选的，蔡英文更是我们的妈祖婆”。此话一出立刻引起各大媒体轰动报导，亲绿媒体无不转变以往对星云大师的态度，都予以高度肯定评价。

台湾政治就是这样，每次选举中每个人的政治立场都会不断变动，弃绿投蓝或弃蓝投绿的政治人物不在少数，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就是一例。但就星云大师来说，作为一位台湾重要的宗教领袖，其广结善缘对于蓝绿政治人物都予以祝福，我们应该有所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星云大师这番话是在纪念民进党籍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女士的策展会上说的，其实星云大师和余陈月瑛早有往来，余陈女士去世时大师就曾亲自前往拜谒。那么这位民进党籍高雄县长到底有什么来头，能让大师如此夸赞？

这就要从余陈月瑛所在的余家班说起了。作为台湾高雄政治世家，余家在南台湾的政治势力一直不容小觑，余家班三代执掌高雄政坛总计超过一甲子，这一甲子的故事对于高雄甚至整个台湾政治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台湾，地方政治世家的确立跌宕起伏，作为台湾历史中重要的一段政治史话，因为其影响了台湾地方政治势力版图的划分，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必须与其交好，这样才能稳固甚至开拓其票源，为下一次选举赢得胜利。作为南台湾高雄黑派的代表人物，余家班当然也在笼络范围之内。

余登发

余家班的第一代创始人是余登发先生，他在1947年成为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台湾省代表。自此之后，余家三代成员先后当选过两次“国民大会代表”、11次“立法委员”、8次台湾省议员、6次高雄县县长和1次高雄县桥头乡乡长，其中第三代的余政宪还曾任陈水扁时代的“内政部部长”，这在台湾众多的政治世家中，可以说是无人可敌的历史纪录。尤其在国民党戒严时代里，余家班从支持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成立后一路相挺，余家可以说是民进党在南台湾最重要的盟友兼伙伴，近十多年来民进党在高雄的每次选举中都能屹立不倒，余家的支持也是功不可没。

其实早在日据时代的1935年，余家班的第一代创始人余登发先生就在州庄选举中，当选高雄楠梓庄协议会会员，并且曾发起罢免日本官派的楠梓庄庄长行动，在当时也曾造成全台轰动。台湾光复后，余登发于1945年当选桥头里里长，并于1947年出任第一任桥头乡乡长，同年底，他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的台湾省代表，亲赴南京参与国民大会的召开。也正是这次南京之行，让他看到了国民党官员贿选的一面，愤而退出国民党走上了党外的道路。

1960年代，台湾还处于国民党戒严时期，台湾的地方县市长选举仅有国民党籍或无党籍两种候选人。1960年，余登发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第一次当选高雄县县长，这可以说是60年代党外人士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很快余登发又因为“八卦寮地目变更案”、“万金松丁坝工程案”等弊案被台湾省政府停职，连带“国民大会代表”的资格也被剥夺，于1973年被当局判刑入狱，但第二年即获准保外就医。1979年台湾发生了自1949年戒严以来最大的政治抗议示威，史称“桥头事件”，事件起因于余登发和其儿子余瑞言因“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罪名遭逮捕被判刑八年，余登发再次入狱，这件事也造就了党外力量的团结，进而有了民进党前身的雏形。

虽然说余登发与民进党关系互动良好，但在政治理念和国族认同上，余登发自始自终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晚年时曾在民进党建党初期的场合上主张两岸要统一，这与现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和深绿“一边一国”的论述有着极大的反差。

余登发失势之后，余家并未衰落，下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主角——余陈月瑛女士了。余陈月瑛在长荣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嫁予余登发之子余瑞言，由于持家干练而受到余登发的赏识。在公公的号召下，她也逐渐进入政坛，成为余家班的第二代接班人。

余陈月瑛

1963年，余陈月瑛代表无党籍参选台湾省“议员”选举，最终以全台最高票当选，打破了余登发提出的“不能让国民党提名的女性候选人以妇女保障名额轻松当选”的魔咒。其后，余陈月瑛也以高票连任五次台湾省“议员”。1982年，她当选为增额“立委”，并于1985年以三万多票大胜国民党籍高雄县长候选人成功当选高雄县长，同时也是民进党籍的首位高雄县长。陈水扁担任“总统”时，余陈月瑛也获任为“总统府资政”，但最后因为涉及“新瑞都”弊案而遭检方求处有期徒刑三年，余陈月瑛女士最终也辞掉了“总统府资政”一职，直至2014年因病去世。

最后再说到余家的第三代，即余陈月瑛的三名子女，大姐余玲雅、长子余政宪和其弟余政道，以及余政宪的妻子郑贵莲。他们都曾先后代表民进党担任台湾省“议员”、“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其中余登发的长孙余政宪曾任两任高雄县长和“立法委员”。陈水扁执政时代可以说是余家政治最光辉但也是殒落最快的时期。余政宪在担任“内政部长”任内因“三一九枪击案”辞职。2008年，余政宪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县第二选区“立法委员”时惨败给国民党的林益世，这也是余家政治势力六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余政宪后来又因涉“北空中缆车弊案”和“南港展览馆弊案”，被列为贪污案证人，最后在高雄国际机场准备搭飞机离台时被请下飞机，台北地方法院认为余政宪有逃亡事实和贪污之虞，裁定羁押禁见关押至台北看守所。2012年民进党中央选举，余政宪竟以零票落选中央执行委员，余家势力的陨落可见一斑。

尽管台湾号称要政治民主化，但政治世家一直深深影响着台湾政治史的变迁，各大政治世家都与各时期的当权者有着既合作又离间的关系，这层关系套用到高雄余家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今的余家已经衰落，但因为去年底“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民进党势头更盛，2016年“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也迫在眉睫，余家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是否还会东山再起，继续在高雄引领风骚？在各地政治世家的影响下，未来台湾的政治版图又会如何改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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