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蕊蕊：反对党，新加坡人不希望用上的“备胎”

12日凌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投票和统计，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稳扎稳打地赢得了2015大选。面对69.86%的高得票率，2011年选举的不祥之兆，和“后李光耀时代”的忐忑不安，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今年对于人民行动党的确很不寻常，李光耀离世带来“终极权威”缺位、反对党首次在所有选区对抗执政党。同时，建国后出生的选民达到历史新高，54%，他们被认为是反对党的有力票仓。媒体早早就将这次大选冠之以“最激烈”、“最具不确定性”的名号，反对党的政治大戏看起来呼之欲出了。

9月12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中）和支持者在新加坡大巴窑体育场庆祝选举胜利。

50年“陪跑”之路

2015新加坡大选共竞逐89席国会议席，反对党展现出空前的锐气，50年来首次参与所有议席竞选，最终夺走人民行动党6个席位。

这样的锐气来自何处？不得不提到被称为“政治分水岭”的2011年新加坡大选。

这一年，人民行动党获得60.14%的得票率，为历史最低，2006年这一数字是67%。反对党破天荒地赢得6个国会议席，其中还包括一个集选区——“集选区”制度被普遍认为意在有效遏制反对党冒头。

对于长年选情低迷的反对党，这样的好成绩不论其自身还是外界都没有预料到。

自建国以来新加坡就存在反对党，至今已有20多家。1981年前，国会中并没有反对党议员。1968年、1972年、1976年和1980年4次大选，反对党赢得议席数均为零。1981年人民行动党议员空缺出一个席位而产生补选，工人党的惹耶勒南胜选，实现零的突破。但此后，惹耶勒南因批评李光耀而被多次起诉，最终破产。在2011年大选之前，反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从未超过4席。

多年“陪跑”的反对党竟然露出赶超苗头，不难想象执政党受到的心理冲击。究其原因，恐怕是积攒多年的民间不满产生了“质变”。

作为全球富豪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坚持自由市场、低福利政策，没有规定官方的贫困线，也拒绝设定最低工资保障线。政府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会让低收入群体受益，但事实是生活成本水涨船高和贫富差距日渐拉大。联合国的数据也显示，虽然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它的“收入平等”水平却位居世界第105位。此外，养老、医疗保健、交通问题都是身为“精英党”的行动党疏于顾及的，也是反对党们手中的武器。

不过仅仅手握民意“戾气”，反对党就能冲击国会更多议席吗？当然没有这么容易。

人民行动党如何巩固“正室”地位

从2011年大选的结果，就能嗅出新加坡选举制度的“设计”痕迹。反对党得票率为46%只拿到6席，行动党60.14%的得票率则占据81席的绝对优势。

这背后便是备受争议的“集选区”制度。一个集选区规定要有4到6个候选人捆绑选举。其中1人必须是少数族裔（马来、印度or欧亚混血族）。得票最高的一组候选人当选，共同进入国会。由于人数上的要求，反对党甚至无法推选出足够人手参选。2011年以前的5次选举，反对党从未在任何一个集选区获得胜利。

在人才层面，执政党更为强势。试想一个面积不过1.5个北京海淀区，人口仅为530万的小国，要把精英一网打尽简直轻而易举。

此外，长期执政令行动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在关键时候得以一掷千金收买人心。每逢选举前夕，人民行动党就会集中出台一系列惠民措施，这显然令反对党所望尘莫及。

“收买”和“设计”显而易见，但这是人民行动党的全部吗？答案是否定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就在选举中尝到了“苦涩”的滋味。工业化完成过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无法继续对行动党保持忠诚。1984年大选，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了12.6%。由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深刻反省。他们着力听取民意，1985年即成立了民意处理小组，任何时候民众可以通过民意处理组来发表政见、参与国事国策的讨论。

当2011年政治危机再度与行动党擦肩而过，该党则放下身段反省对年轻选民的忽视。李显龙对记者表示：“这标志着我们的政治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新加坡）人希望政府采取不同的（执政）作风和方式。”他和不少国会议员开通Facebook，分享政务的同时将生活点滴发布上网，削弱年轻人心目中“家长式管理”的固有印象。人民行动党还开发出“全国对话会”，试图让“不和谐”的声音发言。类似的尝试不一而足。

无疑，反思精神与适应能力是人民行动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这些努力会得来“作秀”的质疑，但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的“作秀”恰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技巧。

新加坡人的“备胎”心理

回到此次选举，不论媒体如何夸张渲染，其实执政党、反对党、选民都心知肚明，短期内反对党绝无反客为主的可能性。

新加坡近年选举出现一个怪现象。反对党大选前组织的集会往往吸引很多人参加，热闹非凡，行动党则冷冷清清。但到了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将选票投给行动党。这背后隐藏着新加坡人的一个微妙心理：行动党是“正室”，反对党是“备胎”。虽然期盼有新鲜血液出现，但这样的期待更多是想敦促“正室”做出改变。

不仅选民如此，各党派也了然于心。选前宣言中，当人民行动党豪气万丈地喊出“你我同心，为国为民”时。实力最强劲的工人党也只是不咸不淡地提一句“一个平衡的国会至关重要”，新加坡民主党则遮遮掩掩地要求“基本人权受到尊重”。其他反对党更是以唤起民间不满、给出过于美好的政策等虚弱的口号试图打动人心。格局大小，高下立判。

就在选举日前一天，身边有两位新加坡朋友谈及投票的事。一位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经历过新加坡的艰难建国路，他毫不犹豫“肯定会投给人民行动党啊，”他认为反对党的支持者“生活变好了，想要一些不同的意见。”另一位朋友是80后的女孩，当问及立场时，她亮出了年轻人的警惕，“投票内容是隐私”。她说，身边有朋友支持反对党。其中“有些人真的认为反对党有能力，有些人则是对人民行动党不满”，“给反对党一个机会”。

这一老一少像是新加坡选民的缩影，勾勒出新加坡执政党与反对党一“主”一“辅”的地位。新加坡大选名义上也是“民主”，但其实更像是“考试”——执政党的“定期民意考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反对党的角色最多是甘于牺牲、愿意承担打击、勇于充当陪衬的“暖男”。毕竟，在卓有成效的“执政经验”和虚无缥缈的“民主理念”之间选择，理性选民从来不会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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