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争：“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民主？-宋鲁郑、张千帆

【9月9日，FT中文网刊发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一文，题为《如何评价“中国模式”与印度民主？ 》。文章反驳四月网刊发的宋鲁郑先生的文章《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并比较、评价了“中国模式”和印度民主，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而，此前四月网刊发的文章中，宋鲁郑先生认为张千帆教授对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中国震撼》的评价有失公允，并从《中国震撼》一书出发，谈论了“中国模式”的可行性与优越性，从当下局势、乃至未来走向来看，中国应有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现观察者网将两篇文章共同呈现，以供读者参考对照。】

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

宋鲁郑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和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有许多共同点：都姓张，都是上海人，都是海归，一个长期留美，一个长期旅欧。但更令人关注的是两者的不同：一个是西方民主的信奉者，一个是中国模式的推崇者。世人颇为期待的是，当这两位学者相遇时，将会撞出何等的火花。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中国三部曲”系列作者（《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

著名的自由派刊物《炎黄春秋》2014年12月号发表了张千帆教授的文章《民主是绕不过的坎》----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千帆教授选择《中国震撼》做为双方观点交锋的切入点，确实显示了学者的眼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此书之后，就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物；2012年6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一书举行了专场研讨会；此书曾荣膺《光明日报》2011年度光明书榜十大图书、《中外书摘》2011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书·文化类、河北省阅读办2011年度十大好书等好评，而且早已译成英文，成为西方主流学者研究和引用的对象。西方主流媒体如BBC、纽约时报也多次采访。

带着一种期待，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却有一种“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之感。张千帆教授一共从七个方面进行反驳----从这一点说，他对此书也是做足了功课，然而结果不仅观点无法服人，就是他辩论的方式也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

在他的文章中，类似于以下的用词比比皆是：“这些短篇评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只能算是舆论造势。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的最系统的代表作仍然是张维为自己的《中国震撼》”。“这些违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仅供哪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参考”。

在他的眼中，《中国震撼》只是“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只是在忽悠”。我在法国这么久，也遇到过不少看过此书的法国学者以及邀请张维为教授到欧洲演讲的各个高校和智库，比如西方顶尖学府牛津大学----这足以显示以学术严谨著称的西方学界对张维为教授的重视和认可，但得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结论的，只有张千帆教授一人。看来，要么是西方学术研究界集体看走了眼，没有了常识，集体被张维为教授所忽悠，要么就是张千帆教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说实话，当我看到开篇这个结论时，曾直觉是否再继续看下去。坚持到最后还是发现自己的直觉并没有错。

张千帆教授反驳的第一点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

坦率的讲，我很不赞同张千帆教授的用语，什么叫“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二十年前，GDP对中国有利吗？我还记得哪个时候自由派群体总是拿经济问题说事，说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经济发展。等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怎么标准就又变了？张千帆教授是1999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回国。1999年，中国的GDP还不到一万亿美元，人均GDP780美元（法国ATLASECO），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哪个时候谈GDP对中国反而很不利。只是经过中国的努力，现在GDP已经突破十万亿美元，人均已是日本的五分之一。这样巨大的进步，谁能视而不谈？

更何况，GDP（按汇率或按购买力）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每个季度全球各国都会发布经济指标和未来预测，请问，除了GDP还有什么？每年共有3个组织分别对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统计比较，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同样说明了GDP指标在当前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套用张千帆教授的话语，就是全球都死抱住GDP这个指标，而不仅仅是张维为教授。

张千帆教授认为GDP有很多水分，但又没有指出水分何在。但我可以补充几个数据，来看看中国的GDP是不是反映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占全球一半），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中国世界第一，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占四，包括第一和第二，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八（第三和第九不是中国），高铁里程全球第一，超世界一半。世界五百强中国就有一百家，仅次于美国。中国一年的新增发电量就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英国全年的消费量。全球第一旅游大国，每年超过一亿中国人出境旅游。标准普尔分析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0.7，香港将下降2.3，台湾2.1，韩国1.3，新加坡1.0，澳大利亚下降0.8，会出现明显的放大效应。

事实上，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中国的GDP实际是被低估了：占GDP比重超过60%的民营企业倾向于少报、瞒报；中国统计局仅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低于这个标准的都忽略不计；庞大的地下经济也同样无法计入（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在10到20%之间）。

其实所有的经济指标都会体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而生活水平的高低、经济成果是否合理分配以及相应的社会文明进步程度都直接体现在人均寿命上。中国的人均GDP虽然仍然在全球一百名之外，但人均寿命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女性人均寿命76.5岁，男性73.9，美国女性81.2，男性76.4（L’anneestrategie2 015）。但美国人均GDP则是中国的7倍多！

张千帆教授否定中国的GDP还有一个理由：“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

我在各地演讲时，经常会被问到上述问题，但被堂堂的北大张千帆教授也拿来说事，还是倍感意外。他应该知道，在一个国家工业化阶段，上述问题都突出存在，美国不例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都不例外。只有等工业化结束了，上述问题才会逐步化解。在美国待了十五年的张千帆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有“镀金时代”之称的工业化时期的美国是什么状况，也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进步运动。难道正因为这些问题我们要否定美国内战之后的飞速发展吗？

张千帆教授的第二和第三条都和印度有关，不妨放在一起评论：“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件柿子捏。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

还是要再说一遍，很不认同张千帆教授的用语方式，还是缺少些君子之争的风范。

选择印度和印度是否是软柿子无关，而是和中国最具可比性：规模（人口和地域），起点都最接近，而且都长期采用计划经济，都属于转轨国家。比印度落后的非洲国家多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拿中国和非洲去比？

起点差不多的中印两国分别发展了六十多年，现在印度整体上远远落后于中国，难道不是制度造成的吗？经济总量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人均GDP还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全球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印度（世行报告），男性文盲率接近20%，妇女文盲率更高达三分之一（2010年4月，女童的教育权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全国近一半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不客气地指出：印度穷人教育极端落后，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中 ，居然半数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没有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口只能是负担而不会是红利。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们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印度人均电力消费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朝鲜。张维为教授有一次和我谈起他在印度的经历：“我讲课的时候竟然停了两次电”。

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 GDP和贫困人口比例，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据全球饥饿指数)2012 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至于印度的司法，去过印度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全国有大约2700万起官司待审（2006年）。许多一级谋杀案，证人都已死亡，依然处于等待之中。许多企业则在等待中破产。 一直以来，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贪污、缺乏效率以及没有公信力的困扰。一名律师说：“这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制度，这个国家只活在拥有司法制度的幻想中。”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堆积如山，要466年才能清完，其中，超过20年的旧案不下600宗

印度如此远远落后于中国，原因何在？张千帆教授的结论是：“种姓制度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的国民性，人民习惯于安贫乐道的生活，而这是民主改变不了的。”他还引用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观点为民主开脱：“印度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而和民主没有关系”。

真是要拍案惊奇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们又是如何说辞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采用一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这个制度还有何意义？过去的中国，也是自给自足，百姓也习于安贫乐道，男女严重不平等。但今天的中国何以就变的如此进取？更何况种姓制度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反现代化的落后制度，直接制约着印度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无关大雅的小事一桩，悲惨的低种姓无奈的接受并不是什么“安贫乐道”可以形容的。做为一名学者，不应该为印度寻求开脱，而是要义正言辞的谴责、讨伐，要讨论印度究竟采取什么制度才能改变。想当年，中国存在收容遣送法时，存在劳改法时，这些自由派是什么立场？可否有对印度的理解和宽容？可否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不能改变？

这里，需要展示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当代之恶：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一份旨在展现印度长期受歧视种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识字率为63%，而最低种姓的识字率却只有55%。

最低种姓儿童疫苗注射水平于2001年为4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最低种姓的贫困率从49%降至了39%，虽然降幅大于全国平均的8%，但其还是要高出2005年的全国平均值27%。

这样的罪恶，印度的民主制度居然束手无策，请问，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张千帆教授一方面承认民主制度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却要为这种制度辩护，究竟又是为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学一学张千帆教授来为中国辩护：中国是人情社会，所以这样的文化存在腐败不可避免，和现行制度无关，也是无法改变的？

对于秦晖教授的说法更是值的商榷。相比于印度，中国搞的可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还发生了十年文革，何以中国就能够比印度早十多年走向市场经济？何以中国就能创造经济奇迹？

张千帆教授还认为：“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就能被视做了不起的成就，哪么，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几个国家做不到呢？除了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还有谁呢？朝鲜也做到了啊。难道这就是金氏家族了不起的成就？

说到大饥荒，这是中国的悲剧。但是否可以用来说是印度的制度优于中国？不妨看看这个数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恰恰是这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反而锻造出中共更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危机、战胜难局的能力。在上述区间里(1952-1978)，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自由派学者大都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大的执政失误，哪么，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在正常的状态下，却比中国多死亡一亿人，又该如何下结论呢？

最后本人还有一问，假如印度和中国的状况正好倒过来，张千帆教授们还会对这些问题持同样的立场吗？是不是会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更没有种姓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好了，其实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各位也已经明白张千帆教授此文，但为了完整，还是把他剩下的四个方面列举如下：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绝口不提自己的问题。六是曲解别国制度，混淆视听。七是不择手段自我美化，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

这只是题目，看到这些颇有些人身攻击色彩的用语，真的很难相信这是旅美十五年、北大的法学教授。

剩下的四个方面，有几个观点，还是值得一说。在谈到中国的腐败时，他有这样的结论：“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看到这样的话语，凡是经历过文革的，无不悚然。颇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感。新加坡一向被认为是专制国家，哪么，请问有几个民主国家可以比的上新加坡呢？脸书的创始人之一宁可放弃美国国籍，也要变为新加坡人，难道是因为“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张千帆教授此语，才是违反基本常识。反倒是出身印度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民主制度非常的事实求是，他在中印比较之后说：印度的穷人更缺乏生活保障，那是因为印度民主运作失灵，只有中上阶层的少数人参与政治，这些人只关心自身阶层的利益，而穷人参政不足。

文章的结尾，张千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

假如十年以前，有人这样讲，我还能理解。毕竟，就算是第三世界国家学习西方鲜有成功者，但西方自己的表现还是过的去的。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东在民主化浪潮中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再听到这样的观点，真感到是反讽。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民主正面临着巨大的坎：整个体制已经难以有效运行，美国无法解决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欧洲无法解决借贷维持福利的社会模式。欧美都是寅吃卯粮。但谁都知道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持续。但却无法改革，否则谁就会下台。希腊在外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五年的痛苦改革，结果最终忍无可忍的百姓把极端政治力量选上台，希腊危机正在演变成整个欧盟的危机。

西方的民主制度要想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何制约民众的权力。政治精英非常明白问题之所在，但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迎合民众的贪婪。明明国家需要紧缩开支，减少福利，法国总统奥朗德却提出以增长化解问题的方案，结果执政三年来，增长的只有失业率。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的制度设计中没有制约民众的手段，只能靠民众自我约束。所以同样是民主制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好逸恶劳，国家纷纷走向破产的不归路。德国和瑞士民众勤劳，克制，甚至可以公投否决延长带薪休假的提案。只是这样的民众放眼全球只怕是凤毛麟角。

除了体制问题，西方文明更由于出生率的原因走向衰亡。美国到2042年，传统白人将变为少数。欧洲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的穆斯林将成为绝对多数，而他们将轻易通过选举取西方文明而代之。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的制度和它的文明都将成为消逝的历史，还怎么可能成为中国要必须过的坎呢？

客观而言，我们批评民主，不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而是因为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总的来说，它也不适合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这里本人十分感念十几年前康晓光先生以无比的勇气和先知先觉所提出的“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判断。今天看来，中国显然接受了这个论断，保持了足够的清醒。我们也相信，中国将以自己的成功跨过西方都跨不过的坎。

如何评价“中国模式”与印度民主？

张千帆

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发表了我的“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之后，四月网（作者不详）对这篇评论做出了回应（“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认为我对张维为的《中国震撼》评价过于苛刻，“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

其实，此文开头即不够严谨，因为作者引用我的尖刻批评（“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是针对去年六月前后官媒接连抛出的力挺“中国模式”、抹黑西方宪政的短篇评论，而不包括《中国震撼》。我之所以选择评论这本书，是因为它还引用了一些数据，尽管不准确或极易产生误导，还是值得撰文评论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一以贯之，都涉及如何以外国（如印度）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直接回应。

“中国模式”一文的第一个不满是我批评《中国震撼》“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认为GDP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当局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唯GDP至上”的时候，本文作者却仍然死抱着这一个指标不放。事实上，没有谁否认中国在GDP上的成就，虽然这个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水分——“中国模式”说中国GDP反而被低估了，因为民营企业有少报产值的动机，但是它却只字不提政绩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显然有多报的动机；过去一年全国实体经济一路下滑，山西等省受影响尤其严重，但是报上去的产值却仍然增长5%以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另一个问题是GDP是否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我认为显然不是。除了国民幸福不等于人均GDP、国民不自由会极大压制其幸福感等理由之外，唯GDP思维的问题在于只看成果，不看成本；只论产出，不论投入及其产生的其他后果。有投入，就有产出，但显然不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就越好。“十年文革”，多少家庭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是GDP也只有1967-69年三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只要工业保持高增长，多大的社会灾难都未必在经济增长曲线上有所体现。近三十年来，中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物产极大丰富本是自然之理，但由此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耗竭了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而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句话就能轻轻带过。“中国模式”论却“一俊遮百丑”，闭口不谈盲目发展的诸多代价，认定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乃至政府贪腐都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等工业化结束才能逐步解决。该文还把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进步党运动归因于工业革命。在我看来，美国进步党运动及其带来的公务系统改革是民主深化的自然结果，和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退一步说，即便此论对其它国家成立，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公权约束严重匮乏的中国也未必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对发展的代价轻描淡写，竭力回避，恐怕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最后，不论中国此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健康与可持续，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是不是集权制度的功劳呢？左派似乎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当然，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要弄清哪个是主要因素、哪个是次要因素殊非易事。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国民勤劳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恩赐或体制优越性的体现。政府和政治体制有功劳的话，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维持了基本社会秩序，二是执政者足够开明，允许人民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不论政府是好是坏，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高压秩序会压迫自由，但没有秩序也是不行的。虽然从经济增长受益最多的是以官员为核心的既得利益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了。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仍在做大；虽然分配极不公平，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然而，所有这一切既不表明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也不表明如果实行民主，中国的发展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民主搞砸了，事情当然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启动民主改革究竟会怎么样？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想都不想就把自己看扁，认定中国人天性搞不了民主。某些人对中华民族如此卑微的自我评价，似乎和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爱国”极不合拍。

但是《中国震撼》和“中国模式”却全然不这么认为。它们就像“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一文中说的那样，专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捏。除了夸大民主转型的失败之外，他们特别喜欢拿来说事的“软柿子”就是印度。这只“柿子”找得很好，因为和某些转型失败的国家不同，印度是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公认的欠发达大国。在某些人眼中，通过印度，民主和贫穷、混乱、低效率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必然联系。“中国模式”笔下的印度是一片漆黑，一无是处，不仅经济、卫生和教育落后，而且司法腐败，效率极低。作者还颇擅长“以其矛攻其盾”的策略，用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的话来抨击印度司法，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来批评印度民主。可惜上述引语都没有说明任何来源，无从查证。只有作者说张维为去印度讲课，接连发生两次停电。但这种孤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去印度不多，迄今只有两次，一次是今年初在德里讲课，一次是五年前在相对不发达的加尔各答开会，均没有遇到一次停电。事实上，印度高校的基础建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难道就能凭此有限个人经历说明印度经济与教育发达吗？

既然“中国模式”不负责提供其结论所依据的出处，我只好自己去查证某些事实。“中国模式”在渲染自身优越性的时候，一个比较牢靠的证据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印度高好几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平均寿命不低，确实可算作一个可喜成就，但印度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平均寿命数据，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寿命为68岁，比印度（56岁）高12岁；改革三十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而印度提高到66岁，虽然仍然落后于中国，却比中国进步更快。中国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千分之七，而印度死亡率三十年前则高达千分之十二，近年来下降到千分之八，和中国相差无几，可见印度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在“中国模式”只字不提，能看到的只有“据印度媒体分析”，印度经济落后中国十年，社会发展则 “落后30年”。后面这个论断从何而来，仍旧不得而知。

“中国模式”的另一处惊人之语是，饿死数千万人的中国“大饥荒”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据说“1952-78年间，中国比印度整整少死1亿人。” 讽刺的是，“中国模式”引用的权威是印度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正是他指出，民主比专制优越的地方是印度至少避免了中国的“大饥荒”。虽然森也批评印度民主的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民主政治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但是其自由民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模式”的笔下，大名鼎鼎的森竟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成为集权专制的辩护人。遗憾的是，这篇大作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出处，能查到的只是王绍光发表在《读书》2005年第11期的书评，其中讲到森在和他人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动》一书中批评印度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远不如毛时代的中国：“印度平常每八年填满棺材的尸骨就超过了中国那场严重的三年大饥荒了。”即便我们同意森所描述的事实，也不能把他曲解为印度民主不如中国专制。我们在评价一种制度的时候，只能谴责制度的主动杀人，譬如过高的粮食征购和抢夺农民口粮造成了“大饥荒”、“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文革”的大量民众非正常死亡，而不能责怪医疗、卫生和经济落后造成的过早死亡，至少谴责力度要小得多。否则，比中国死亡率低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也不鲜见，难道我们能因此谴责中国政府或制度造成多死了多少人吗？事实上，除非政府的过多管制剥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人为造成落后，经济落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证明的，也没有谁能证明一个更加集权的印度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说到印度司法，“中国模式”涂刷的印象是不仅比中国更黑，还更低效。中国法院好歹有明确结案要求，虽然某些大案根本不按要求来，但印度法庭审判似乎遥遥无期。据不知哪一位“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要466年才能审理完，递了诉状好比进了人间地狱。该文还专门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说，印度告状要等10年才知道结果。不论茅老是否在特定场合下说过此话，但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如果只是特殊个案，难道中国没有这样的个案吗？我对印度司法不熟，只好请教德里的国家法律学院院长辛默涵（Mahendra Singh)教授。辛教授很谦虚，承认印度司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审案时间长，但也指出“中国模式”一文明显夸大了这些问题。譬如司法腐败在基层法院确实存在，但在高等法院就很少了，最高法院则迄今从来没有被指责过腐败。相比之下，中国刚查处了一位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经济问题”，还不知其涉案金额多少。而众所周知，这只是中国司法腐败的冰山一角。

印度法院之所以审理时间长，主要还是因为案件量大，而司法精英化导致法院人手不足，并且实行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原则，民事案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已明显改观。根据辛教授提供的文献资料，印度最高法院定期出版《法院新闻》，显示印度最高法院总体来说是“收支平衡”的。去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共立案22459起，审结了20819起案件。截止2014年6月30日，还有65970案件待审，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完成。各邦高等法院更加滞后，目前积压总共448万起案件。2014年第一季度审结48.6万件，新立案50.9万件。按此速度，每年审结不到200万起案件，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审理完积压案件。这个效率和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相当，何来的“466年”、“完全崩溃”等各种惊悚的说辞呢？辛教授对我说，印度法律界承认司法的各种问题，但显然不是要抛弃印度司法制度，而是为了如何改进它。自1950年立国以来，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过大量进步判决，有力保障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基本人权。在我看来，印度法治和中国一样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

“中国模式”特别提到了种姓制度之恶：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不到人口的4%，却占有司法的近七成职位和接近半数的国会议席——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出处，因而无从查证其准确性。事实上，即便这些数字准确，对比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已经不那么“惊人”了。如果说婆罗门在印度属于特权阶层，那么“党员”也算中国的特权阶层，而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过5-6%，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法官和各级人大代表的党员比例，应该远不止七成吧。“中国模式”认为我们用种姓等印度“国情”为其落后现状开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种姓制度是历史留给印度的不幸遗产，没有谁会像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那样认定“存在即合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确实仍然在拖累印度，但是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已经远不如印度建国时期，至少在政治领域是如此。而印度之所以能在消除种姓歧视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其民主制度。那些认为印度民主一片漆黑的左派们在诋毁民主之前，还是应该先读一读2013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印度民主的成功》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第八章关于印度学者对种姓政治的评价。

在一个种姓歧视无所不在的国家，印度政治原先自然也为婆罗门等高级种姓所主导。1920年代，印度民主的火车头国大党自身的领导层主要就是高级种姓。最卑微的表列种姓约占人口的15%，表列部落约占人口的8%，加起来将近人口的1/4，但是他们连选民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政府和政党中选派自己的代表。然而，到30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就已经在民主竞争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发生根本改观，许多国大党选区的委员会主席来自低级和中间种姓。印度独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邦政府中取得了政治实权。国大党内部也因为派系斗争和高级种姓之间的斗争，而增强了吸收中间和表列种姓的能力。独立半个世纪之后，印度多数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属于非婆罗门种姓，其中有些来自中间种姓，但也有不少来自“落后”种姓。到1990年代，北方邦产生了一名“受压迫”种姓的首席部长。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印度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低种姓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1997年，表列种姓成员纳拉亚南当选为印度总统。虽然印度总统没有什么实权，这仍不失为印度民主的象征性成果。

民主政治催生平等机会，而印度式平等并非仅仅是形式平等（不歧视和平等竞争），而是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那就是国家要求把某些岗位保留给落后种姓的“种姓保留”制度。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的种姓政治开始活跃，低种姓的平等权利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七十年代中期，某些邦已经为表列种姓和部落分配将近20%的政府职位，为其它落后种姓保留将近50%的名额。1979年成立的曼德尔委员提供了一份种姓清单，把400个种姓列为“落后种姓”，其中多数属于劳动者或首陀罗种姓，并要求从政府公职到国企和大学录取的各种公共机会都适用种姓保留制度。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为表列种姓和部落保留22%的中央政府职位，其它落后种姓保留27%的职位。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忽略，“中国模式”对印度民主政治带来的这些成就一概不提。

“中国模式”坚守反民主立场，批评我在其它场合下发表的“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民主再腐败，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等论断，并引用脸书创始人之一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为例，反问“有几个民主国家可以比得上新加坡”？这种诘问只能反映作者个人的威权主义和经济至上价值立场。有的美国公司高管可能为了避税而变成新加坡国籍，但是低税就一定好吗？中国的左派们什么时候变成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者？究竟又有多少美国人会真的因为此而认为新加坡比美国更优越呢？与印度是民主的特例类似，新加坡也是威权的特例，在此不赘述。虽然新加坡实行一党独大，也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专制国家。或者说，专制并不都长一个样。毕竟，新加坡是有反对党的，议会当中也有反对党成员，尽管人数不成比例。假如新加坡完全像中国这样禁止反对派的实质存在，迫使任何政治批评沉默，很难说执政党还会这样相对廉洁高效。新加坡的政治转型已经不远，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论新加坡吧。至于“中国模式”对欧美民主的杞人忧天的关怀，认定民主必然造就懒惰贪婪的民众、欧债是欧盟过不了的“坎”等不一而足，身在天津爆炸余波中的我们只能“呵呵”了——放心吧，欧盟不会因为希腊而崩溃。民众再懒惰贪婪，也不如专制者的懈怠贪婪可怕；民主的危机再大，和专制的危机相比不过是芝麻。

虽然我不认同“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的论点，但这类争论显然是有益无害的。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左右公知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不要政府抓右派、左派就兴高采烈，政府打左派、右派就幸灾乐祸。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隔空对骂，只能说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停留在极不成熟的水平。我对国内精英左派的主要意见是投机心理似乎较重，甘愿用极不平衡的“论证”为昭然若揭的制度缺陷和政府不当作为“洗地”，完全背离了西方左派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精神。如果论辩双方有一方言不由衷，言论背后还藏着其它目的，那么对话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我希望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也期待左派学者能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说理赢得对方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