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源：为了躲避日军凌辱，她剃光所有头发
尽管前些日子台湾关于慰安妇的争论已经渐渐平息，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慰安妇话题始终搅动着舆论场。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正如“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和我有什么关系”一样，他们自己既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身边也没有慰安妇群体，但这不代表往事可以随风飘去。对于每一个亲身经历者来说，这是永远的痛，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应该铭记的历史，在慰安妇问题上，没有旁观者。
二战时期，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朝鲜半岛还有日本本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女性惨遭日军蹂躏。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白人慰安妇的故事。
在慰安妇问题上，没有旁观者
慰安所的出现
在日军侵入荷属东印度（即Nederlands-Indië，指1800年至1949年荷兰人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荷印”）之前，卖淫嫖娼活动在荷兰本土和荷印是违法的，但都实际存在。当时荷印的妓女多是印尼本土人和华人，也有不少欧洲妇女以做妓女或老鸨为生。根据当时荷印法律的界定，“欧洲人”包括纯种荷兰人（totoks），德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比利时人以及英国人。据统计，在荷印共有“欧洲人”至少36万，大部分都居住在爪哇岛（Island of Java）。
尽管卖淫嫖娼在当时的日本也是违法的，但是与日本本土国民相比，陆军和海军在政府那里享受着“心照不宣”的优惠政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军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后爆发大规模灭绝人性的强奸。与国际谴责同时到来的是在军队中日益严重的性病问题，军队战斗力大受影响。日军高层不得不加紧慰安妇制度的实施。于是，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建立慰安所的决定被迅速提上日程。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大一沙龙是1932年开设的海军指定慰安所，这是历史上第一间慰安所。这个人间地狱的制度从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迅速蔓延。
“白马事件”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荷兰正式向日本宣战。1942年1月，日军进攻荷印，加里曼丹岛（即婆罗洲Borneo，世界第三，亚洲最大岛屿）和苏拉威西岛（Celebes）被迅速攻占。日军于1942年3月1日登陆爪哇岛，荷印一周后投降。最开始印尼人民是“欢迎”日军的，黄种人终于打败了白种人荷兰殖民者。但不久他们就发现日军带来的是更深重的苦难。苏门答腊岛、新几内亚岛（世界第二大岛）、马鲁古群岛、帝汶岛等相继沦陷。日军强奸事件也在Bandung（万隆）、Tarakan、Menado、Padang和Flores等岛上不断发生。
日军本时期在荷印的暴行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要数“白马事件”（しろうまじけん）。1944年2月，在距离爪哇岛重要商港三宝垄（Semarang）不远的Blora，约35名（一说20名）欧洲女性被日本皇军南方军第16军的候补军官们逼到慰安所里，进行长达3周的囚禁和轮奸。至少15名母亲和她们的女儿在一天之内被反复强奸。路过的团长对母女们的控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3周后一位更高军阶的日军军官恰巧路过，才制止了这“违反军令”的兽性行为。“白马”就是当时的日本兵给那些白人女性起的名字。
她们的噩梦
随军妓院里面的女性可以被分成3类：印尼本地女人、拘留所中的欧洲女人以及拘留所外的欧洲女人。据统计，共15万名欧洲裔男女被拘禁，约2万多欧洲人未被拘禁。根据日军政策，荷属东印度人、二战中立国国民以及日军盟国国民可以不被拘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荷属东印度人往往需要多次注册自己的身份，被百般刁难。
具体负责建立慰安所的都是当地最高军事指挥官，在他们的“地盘儿”下，设立慰安所已经成为行军惯例。建立随军妓院需要2个条件：第一，拥有许可证。慰安所获得许可证需要通过例行卫生条件检查，也需要按规定收取一定费用。第二，随军慰安妇们必须在一份“志愿声明”上签字表明她们是“自愿”为皇军服务的。以驻爪哇岛的日本皇军第16军为例，军需处的长官具体负责颁发慰安所执照。而爪哇岛上的“志愿声明”全部是由日语或者马来语写的。可想而知，那些欧洲妇女基本上就是对着一份天书被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们就被在各个岛之间“调动”和“轮换”。
日本皇军南方军第16军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设置慰安所的主要地点
这些妇女之中，有一部分人是挺身而出的。一方面是为了挽救更为年轻的姑娘，另一方面她们也误认为当了“慰安妇”后生活条件会有所好转（因为在日本治下，即使没有被拘禁，人们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公共卫生问题、国家经济运行问题）。根据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的研究，仅在三宝垄地区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有100多名。有个慰安妇为了试图让自己减少受奸淫的次数，剪掉了所有的头发。她就是现居住于澳大利亚的荷兰人沃海勒耐。今年84岁高龄的沃海勒耐在19岁时被日本军队强行抓走，过上了慰安妇的生活。她起初以为，如果自己看起来很丑陋，男人就不会感兴趣，所以她把满头秀发都剃光了。但这反而使她成了日本军人发泄变态猎奇兽欲的对象。据说，甚至连日本医生也加入了性暴力的行列。
荷兰籍慰安妇扬•鲁夫在日本战败后重获自由，然而她却几乎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婚后先后流产三次，在爪哇岛的噩梦伴随了她的终生。
还有一位叫柏西的荷兰老人，在印尼也亲眼看到身边女性经历了这一切：
柏西的父亲名叫卢斯恩·科维纳斯,是一位牧师。在上世纪30年代，他被荷兰政府派往印尼，担任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牧师。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亲工作的印尼爪哇岛。然而，她们一家人只安稳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军的占领被打乱了。“日本兵像灾难一样，突然降临。我记得1942年的一个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闯进了我家，要把父亲抓走，母亲拽着父亲不放，我和姐姐被吓得一起大哭起来。这时，一个日本兵扑上来，凶狠地打了我母亲几巴掌。父亲后来被关进了万隆附近的日军战俘营。第二天，我、母亲、姐姐被集中起来，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岛战俘家属集中营。当时，我才4岁。”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从集中营里带走了50名成年妇女。此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轮流带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轮过了，还是差两个人，日本兵就揪出了两个女孩充数。她们才十三四岁，吓得跪在地上直哭。这时，两个‘阿姨’站了出来，要求替换她们。第二天，其中一个‘阿姨’回来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床铺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发呆。她眼眶淤青，脸肿得吓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伤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大家才敢凑过来，帮她洗脸，扶着她躺下……”
“我当时不知道，阿姨们被日本人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但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恐怖，因为另一个阿姨再也没有回来。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妈妈也这样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对没回来的阿姨，日本人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敢问。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她们被叫做‘慰安妇’。”
柏西（左二）和家人
根据日本吉见义明所著《従軍慰安婦》（Comfort Women：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整个东亚地区的日军随军性奴除了中国、朝鲜、日本本土[注]之外来的之外，还包括菲律宾天主教妇女、荷属东印度妇女、太平洋岛民以及澳大利亚的护士。她们不少是被骗过来的，本以为能成为护士、洗衣女工或者工厂工人，但是实际上是被送往慰安所。首先，她们都要经过非常粗暴的身体检查，服下相关药物，这对处女来说无疑是噩梦。紧接着她们会被军官进行第一轮强奸。然后才被送往离家很远的慰安所，甚至被送上战斗前线。军事指挥官负责慰安妇的调度，当地村子里寡妇们也常常成为恶狼们的猎物。
这是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总结的慰安妇们普通的一天：
天堂之路
1997年《泰坦尼克号》大红大紫，就在同一年，另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天堂之路》（Paradise Road）在一旁安静地讲述了二战日军军刀下普通白人妇女的故事。1942年日军攻陷新加坡，一艘载满妇女和儿童的船仓皇出逃，不料在海上被日舰击沉，最后基本上都落入日军之手，被关进了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战俘营。她们中有贵妇，也有普通的小护士。在那里，她们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其中一个妇女因为把一个日本军官推到了泥潭里而被日本人斩首。一天一位老夫人患病，生命垂危，为了给老人治病，一位叫魏英的女囚冒险用自己的物品和集中营外面的人交换了一些药物，被日军发现后被活活烧死。看到人们心中希望之火渐将熄灭，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生爱德丽亚心中萌生了成立合唱队的想法。在她的努力下，他们演唱了很多优稚的古典曲目，找到了自我的价值，让近乎绝望的人们产生了对生的渴望。
当年的慰安妇们都在渐渐老去，而属于她们的天堂之路又在哪里？距1931年侵华日军开设第一批慰安所至今已过去了84年。日本著名辞典《大辞泉》2006年版对“慰安妇”仍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在战争中被当做将军和士兵性爱对象的女性”（「主に戦地で将兵の性の相手をさせられた女性」）。同年的《大辞林》勉强加上了“强制”二字：「戦地で日本軍将兵の性の相手となることを強要された女性たち」。而在多方压力下备受瞩目的《广辞苑》对这个词条是改了又改，含糊不清。日语中“慰安”一词的解释是“缓解劳顿，治愈和慰藉心灵（「心をなぐさめ、労をねぎらうこと」），可用于文学、音乐、动漫作品。
这样看来，或许我们妥协地采用“慰安妇”一词本身就是在往那些受害妇女的伤口上撒盐。日语本身的含蓄委婉或许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忽略战争罪责的最好工具之一。至少现在看来，随着活着的证据一个个去世，对日索赔难度日渐加大，为她们铺就“天堂之路”的任务仍是任重而道远。
[注]来中国的日籍慰安妇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应召的妓女。从日本国内召募妓女充任从军慰安妇，是战争初期日军的既定政策，因此可以说妓女是早期慰安妇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慰安妇的需要量急速增加，日本国内的妓女已不能满足需要。第二种是家境较为贫困的，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让女儿受苦。第三种则是在军国主义宣传下自愿成为慰安妇的。虽然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竟然有女人会“自觉、自愿去做慰安妇”的想法，但在当时日本的战时机制的鼓吹下，日本国内确实有很多妇女是自愿参与并组建慰安妇团。在战争初期，一些单纯的少女为了“国家”、“理想”而奔向了战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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