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朴总统首登天安门，从闵妃说起？

大韩民国总统朴槿惠今日上午到京，3日她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消息刚刚透露出来，历史就被惊醒了。她参加纪念活动将意味着什么？她登城楼阅兵又意味着什么？毕竟她将成为首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大韩民国总统，这其中包含的历史意义太多也太深，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

韩国《中央日报》很光明，29日刊发文章，从五百多年前明永乐年间建造天安门说起，认为古代“受命于天，安邦治国”的寓意，与今天习近平主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希望朴总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能好好作一番思考，“该给后人留下一个怎样的韩国”。

而日本《产经新闻》则很黑暗，31日登出文章，批评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中国抗战阅兵式，将她比喻为被日本人暗杀的朝鲜王朝末代皇后“闵妃”，来华参加阅兵是“事大主义”。

人还没到，曲折蜿蜒的东亚历史之河已开始奔腾，似乎就要涌入北京城，穿过金水桥了！

如果朴槿惠是闵妃，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什么？今天的日本是什么？今天的韩国又是什么？日本右翼真准备把历史重说一遍吗？

今日（9月2日）上午，韩国总统朴槿惠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闵妃并不是问题

日本右翼恶言一出，立即引起韩国朝野一片谴责之声。执政党新国家党发言人31日表示，日本右翼的言论就是令人羞耻的“自画像”。最大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说韩国“事大主义”，日本对美国的谄媚才是“事大主义”的真实写照。

看来也是无奈，争吵的各方还是一起回到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愿意不愿意，东亚的问题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纠缠，朴槿惠在登上红色城楼的那一刻，同时也就踏入了历史之河。

不妨就从明成皇后“闵妃”和“事大党”说起。

闵妃是朝鲜李氏王朝第26代君王高宗李熙的王后，之所以称为“闵妃”是因为她本人姓闵，而朝鲜王朝是天朝的藩属国，其君主的正妻只能称“妃”。而之所以又被称为明成皇后，是因为高宗李熙于1897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册封王后闵氏为皇后，后定谥号为“明成皇后”。

称呼本身就深具含义。“闵妃”是宗主国清朝册封的称号，代表着她在中华秩序中的身份，而“明成皇后”这一称号则是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的结果，是日本影响的结果。

根据史书记载，闵妃“喜阅书，历代治乱得失，若视诸掌。国家典故及列圣朝嘉言、善行或史乘与宝鉴所未载者，后能言之”，“尤好左氏传”，曾彻夜阅读。死后随葬品中即包括《周易》、《资治通鉴纲目》、《左传》等平日爱读之书。

她参与朝政，是从与她的公公、当时的摄政王兴宣大院君的斗争开始的。大院君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令朝鲜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闵妃抓住机会，鼓动夫君高宗亲政，并最终逼走摄政王，将大政握在了自己和闵姓外戚集团手中，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成为朝鲜的实际统治者。

明成皇后

若全面地评价闵妃，首先一点是她的开放政策，而不是其亲华反日立场。史学界通常将1875年的“云扬号事件”和次年与日本缔结的《江华条约》视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相当于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日本1853年的“黑舰事件”，都是在外国炮舰武力威逼之下被迫开国。而包括了多项割让主权条款的《江华条约》，正是闵妃集团顶着民间巨大压力与日本签署的。

历史地看，开放国门，结束锁国政策，是必然趋势，也是朝鲜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但是，因此而导致了日本的全面进入，最终被日本吞并，沦为殖民地，却是最坏的结果。

1882年的“壬午兵变”类似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好给了日本武力征韩的借口，闵妃集团为重新夺回王位并阻止日本的入侵，向当时仍保持着藩属关系的宗主国清朝请求出兵支援，也是理所当然。

随后的历史走向，当时谁也无法预测。虽然闵妃集团在清军扶持之下重掌政权，但政治局面已发生分化，一派以闵妃集团为主，采取亲华政策的，被称为“事大党”；另一派以年轻士族为主，坚持亲日态度，被称为“开化党”。这就是今天日本右翼将朴槿惠冠以“事大主义”的含义所指。

对应到中国，前者就相当于坚持“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后者则是走激进路线的革命党。不同的是，中国的革命党最终完成了独立建国，并坚持共同抗日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朝鲜的开化党，从一开始就成为日本在朝鲜与清朝展开争夺的战略工具，用今天的话就是“带路党”。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高宗与闵妃沦为日人傀儡。1895年1月7日，高宗在日人压力下誓告宗庙，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

闵妃最后一次救国努力，是在“三国还辽”事件之后开始尝试“引俄拒日”政策，但也引来了杀身之祸。1895年10月的一天，日本士兵和浪人冲入乾清宫乱刀砍死了闵妃，并点火焚尸。随后一举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府，并软禁了高宗，史称“乙未事变”。

闵妃死后两年，高宗在俄国人支持下还宫，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韩帝国被迫与日本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高宗第二次沦为了日本的傀儡。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回顾地看，作为历史人物，尽管闵妃腐败、暴虐，残酷镇压人民，但有一点却是做对了——或依靠大清，或联合沙俄，借助各种可能的力量抗拒日本。日后的历史证明了，仅凭这一点，她就是对的。因为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那几十年，毫无疑问是朝鲜历史上最黑暗悲惨的时期。

所以，闵妃和“事大主义”都不是问题，日本右翼拿挑出这段历史说事，恰好说明他们才是真正的敌人。

金日成也不是问题

闵妃的问题解决了，但似乎还有第二个障碍，因为城楼上有金日成当年的足迹。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父”金日成就先后在新中国五年大庆和十年大庆典礼时两次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存在这个先例的前提下，朴槿惠今天作为现任韩国总统登上天安门，这其中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

的确，在朝鲜半岛的南北敌对格局中，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关系、中国军队与入朝志愿军的关系，都导致韩国现任总统在北京登楼阅兵的顾虑。然而，换到更大的格局中看就不一样了：本次大阅兵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主题，而在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一立场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又是完全一致的，与所有遭受过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亚洲国家，也都是一致的。

1954年10月1日，建国5周年阅兵，毛泽东、金日成在天安门城楼

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从朝鲜亡国开始即投身韩国独立运动，1919年在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被选为国务总理，致力于借助美国的干涉来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1945年乘坐麦克阿瑟专机回到汉城。而金日成则于20年代在中国东北接受了革命武装抗日的思想，并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活动，1945年乘坐苏联军舰回到朝鲜北部。

从日本的角度看，他们似乎也和闵妃一样，都是“以小事大”的事大主义者，但对于小国来说，非如此何以对付狂妄凶残的日本帝国？

所以，在反日抗日、摆脱殖民统治这一大格局中，南北双方并无分歧，而且是同盟，就像二战期间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一样。但是二战结束后，美苏两方各自的战场范围划分演变成了社会制度划分，也成了小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用斯大林的话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根据近年才披露的前苏联文件，在1946年5月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建议以依附于美国驻南朝鲜司令部的“民主议院”为协商同盟的基础，加入北朝鲜民主政党的代表。而根据美国的草案，南朝鲜左翼政党将不被吸纳参加协商。并且，整个朝鲜的经济应该服从南朝鲜民事机构，事实上就是属于美军司令部。美国代表团团长阿诺德将军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宣称：“因为我们的民主原则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在联合委员会达成协议，而且我担心，今后，由于苏联的一党制和美国的多党制引起的政党制度概念的差别，将会导致产生进一步的原则分歧。”

对此，反倒是苏联代表团回应说，我们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应成为执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的障碍。

此后的历史世人皆知，一条“三八线”从初始的战区范围分界线变成了社会制度乃至国体政体的边界线，南北双方也从同盟变成了敌国。

1948年1月，美国为造成既成事实，抢先一步宣布进行大选，并在8月成立了大韩民国；北方随后也组织了全朝鲜的选举，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南朝鲜政府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会议，李承晚发言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完全取决于美苏关系。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美国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不愿意为南朝鲜的利益打仗，幸亏南朝鲜与日本接近，因此，美国在解决日本问题以前不会放弃南朝鲜。设想我们靠一次打击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如果日本问题解决得对我们不利，那么，朝鲜形势还会恶化，因此，日本问题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今后，我们必须同日本政府和美国一起广泛展开反共运动……”

从这个时候开始，朝鲜民族上百年来反日抗日的大旗，就只在金日成手里紧握了。

朴总统应该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立场才是面向未来的宽阔舞台

其实，只要理解了中国举行这场纪念活动的真实意义，任何人都不应再有参加与否的顾虑，包括现任日本首相安倍。

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阅兵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阅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不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更不是针对日本人民，同时它和当前的中日关系没有直接联系。”

中国政府邀请朴槿惠来华参加阅兵，也是这种精神和胸怀的一个体现。正如观察者网8月20日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当年正是朝鲜籍侵华日军的一员。他当年以日本名“高木正雄”参军，1940年成为伪满州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学生，获授予“皇军”少尉军衔，被编入“关东军“建制。1945年1月，朴正熙曾随部队进攻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与金日成乘坐苏联军舰回国、李承晚乘坐美军飞机回国不同，朴正熙是被“中华民国”军事法庭遣返回国的。在2005年卢武铉总统时期韩国亲日历史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韩奸”名单，前总统朴正熙也赫然在列。

但察其言观其行，朴槿惠本人的立场还是得到肯定的。在2013年纪念1919年“三一运动”的讲话中，朴槿惠说，“一方为施暴者、另一方为受害者”这一历史事实“即使1000年以后也不会变”。她强调，放下历史包袱、面向未来的前提，是日方彻底改变态度。

这一点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完全一致。

朴槿惠也够聪明，似乎就是为了表明她并不为那么多的历史意义而来，也不想背负那么重的历史包袱，于是非常夸张地率领了一个包括128家企业代表在内由156人组成“史上最大”经济使节团来到北京。

当然，这也算是对中国立场的一个有力配合。今天的世界，正是中国在通过“新型大国关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一带一路”新倡议，来推动世界的各国平等互利、共同繁荣，塑造更合理的世界新格局，而韩国等国，正是积极的响应者。

在中国推动的新型大国关系格局中，韩国已不必深陷于历史上“事大主义”的无奈，尽可以享受各国平等互利的好处。反观那些停留在旧世界思维当中的右翼势力，动辄拿百年前的人物和历史说事，恰恰反映出他们与世界霸权大国之间反倒越来越像是21世纪的宗藩臣属关系，不得不亦步亦趋地看“天庭”的眼色行事。

认识到上述这些方方面面，当朴总统站上天安门城楼，尽可以轻松面对眼前的一切。该说就说，该笑就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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