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学者齐聚北京交流经验 拉美经济学家集体告诫中国谨慎对待资本市场开放-余亮
2015年8月28日，北京。
友谊宾馆巨大方正的建筑群在“阅兵蓝”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纪念碑。友谊宫外的空气中，行人、车流一切静好。然而在看不见的全球经济空气里，飘荡着 “加息”、“贬值”、“股灾”、“资本账户放开”的影子。宾馆内一处会议室里，50多位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们在一起讨论中拉经济合作。这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PD）共同举办的“探索新的发展之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首先播放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先生的问候视频 部分设备无法播放视频请点击这里观看
历届人民大学经济论坛的特色是，与会者不局限于纯书斋学者或媒体经济学家，往往是参与具体决策者或实务从业者。这一次，从国开行现任干部到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司前司长，从秘鲁石油公司前主席到丝路基金现任总经理，四十多位嘉宾坐在一起。IPD的领军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先生首先通过视频传来他的“定场音”：不平等有损经济发展。他向屏幕外的参会人员举起了一本书——《反思华盛顿共识》。他说拉美“失去的十年”部分归咎于华盛顿共识，而拉美近年来的复苏与中国的高速发展分不开。他还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担忧，认为该协议只会让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受益，却损坏了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他希望，此次研讨会能促使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学者、官员、企业家探讨出让中拉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规则与模式。
如果把这些白皙俊俏的拉美学者们比作群星，在一般中国观察者看来，这些星星散发的光谱里总会含有金融危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素。就在会议当天，一篇《拉美债务危机一触即发》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空间流传，称美元加息将导致热钱不再追捧拉美垃圾债，拉美国家货币贬值已经此起彼伏。走进会场前，总觉的会遇到一些阴云。不过事实相反，场内的学者们谈笑自若，不止一位拉美学者说到，管理金融危机，拉美有很多经验了，值得和中国分享。
关于大势，中方学者也表现了乐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从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变成中高速的增长，我们自己把它设定在7%左右，放在全球来看，7%的增长率已经高得不得了了，主要经济体没有谁能够达到这么高速的增长。”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王建业则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的概率很小，“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对GDP的比率仍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心态都不错，主要的不满来自拉美朋友的一些“埋怨”——当他们批评中拉贸易结构单一，中国工业商品占领拉美市场而拉美出口主要依赖大宗商品（自然资源）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抱怨一些中国企业没有在拉美尽到环保、劳工权益方面责任的时候。如果仔细观察，能发现这埋怨当中还有一种微妙的情绪：豁达的自嘲。阿根廷青年学者赫尔曼.雷耶斯是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贫困、不公平问题青年顾问，他说：“2002年，我们有较大的经济危机，那个时候我们成功地把就业率降低了20%，对于国际资本流动怎么进行管理，我们也是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台下的其他拉美学者一起笑了。
谈完大势，谈合作前景。
此时，在中国学者方面，我们可以反复听到诸如“中拉双方缺少了解”、“1990年代还有拉美人问中国人是不是还留着大辫子”、“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只知道格瓦拉、罗纳尔多、《百年孤独》？”“上帝是拉美人，给了拉美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去年中拉贸易额达到2600亿美元”、“两洋铁路”、“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两次访问拉美，正式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拉美，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几乎所有的拉美建交国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中拉双方在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气侯变化、网络安全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持有相同或相似立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保持着良好合作。”
以至于第六位发言人黄卫平教授不无幽默地说：“我遇到一个难题，我要讲的，前面的人已经讲过了。”这句话之后不断有人说出。 当然，新东西还是不断出现，需要仔细发现。我们不妨先把重复的内容为读者罗列出来，这方面，具有外交人员谨慎作风的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副司长王保东先生提供了相对精确的数字：
“2014年中拉贸易额达到2636亿美元，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增加到6.1%，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989亿美元。同时，拉美国家对中国投资也在增加。
今年上半年，中拉双方贸易额同比下降了10.9%，这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下，是相对正常的结果。主要是受价格因素影响。
去年7月，习主席访问拉美期间宣布争取10年内中拉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投资直接存量2000亿美元，为中拉未来合作勾画了蓝图。
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期间，也提出了共同探索中拉合作新模式，推动中拉合作模式升级，并且推动300亿美元的中拉投资基金，为中拉合作开拓了新的路径。
中国已经同19个拉美国家签订了文化协定，在15个拉美国家开设了35所孔子学院和11个孔子学堂，宣布拉美21个建交国作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国。
今年1月，中拉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推动了三个成果文件，为论坛开展确定了总体原则，搭建了总体框架。这次会议标志着中拉开展总体合作从构想成为了现实，中拉关系也由此进入了双边合作和整体合作并行发展的新阶段。”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司长提特尔曼则提供了这些数字:中拉贸易在2000-201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每年27%。2000年拉美地区获得中国出口总额3%份额，进口份额战中国进口总额3%，2014年增长到6%和7%。
黄卫平教授总结了一组概念数字：第一，基础的数字叫做五位一体的格局，由习总提出来。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整体的双边关系互相学习和促进。第二，136合作框架，1是一个规划，也就是刚刚在北京召开的中拉部长级会议，制订了一个四年（2015-2019）的合作框架，在基础设施、运输、能源、自然资源、农业产业、人力资源、培训以及环境保护领域展开投资。3是三大引擎，三个支柱。贸易、投资、金融合作。6是六大领域。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弥补贸易失衡和单向投资，大力推进中拉产业对接。5月总理出访拉美又提出了3×3的模式，就是共同建立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
以上这些大约就是各种可查询资料里流通的中拉经济关系信息，也许会成为未来考研政治科目里某道题的标准答案，既为我们汇总了主要数字，也凸显出双方需要更细致的交流。
拉美学者方面，重复的则是中拉贸易失衡和资本监管方面的问题，一串串长长的头衔和姓名说出长长的数字。
提特尔曼称：2013年中国已占全球投资的17%，而拉丁美洲只占5%，中国占到全球商品出口的11%，拉美只占全球商品和服务额的3.5%，进口方面，中国占到10%，拉丁美洲仅占4.7%。在资源消费方面，拉丁美洲地区比中国要占到更大的比例，就私人消费来说，中国大概是5.4%，而拉美私人消费占到全球的7%。贸易关系更多集中在几种产品和几个国家之内。2013年，17.3%来自于中国的产品是初级产品，只有2.5%是高科技制造产品。2014年，智利和巴西占到了58%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向中国的出口额，同时巴西和墨西哥占到了60%的所有总的从中国进口量。出口和进口都集中在两三个国家。
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国际贸易和一体化司司长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称：大宗商品占到了拉美地区对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高科技产品仅仅占到了这个地区向中国出口的6%。拉美只有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能用大宗商品出口来抵消贸易逆差。在2000到2013年期间，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差异可以从8倍到13倍之间。在服装方面，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已经被中国制造商从美国市场中挤压出去。
秘鲁太平洋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系教授桑伯恩，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行动中心博士前研究员丽贝卡•雷共同占用一个发言单元。这两位美丽女士的发言像是对中国企业的一场小小“投诉”。她们认为中国企业在拉美不够透明，有些投资项目有损当地自然环境，当然，她们的主题是拉美国家对外企的监管不到位。丽贝卡女士似乎更纠结，她担忧中国经济的放缓，因为这会使得拉美经济也放缓，于是拉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就会放松对外企的管制。
第二天，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王文松在发言中坦率回应了两位女士。他的回应风格和“超级银行”国开行一样具有实在干脆的风格，既高屋建瓴，强调发展和环保要平衡，发展是帮助世界人民消除贫困的核心，又有的放矢地回应了拉美学者的“投诉”：“那些企业都是我们开行的客户，应该说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儿，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国开行会降低他们的信用等级，他们要再向开行融资的话，我们会提高他们的融资成本，他们需要改进信用，才能继续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
王文松的发言则不动声色地展现了中国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监管。中国政府的监管能力受到拉美学者的重视。不过也有中国学者比如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就通过分析得出：中国政府的一些财政税收政策获得了相反效果。拉美人在会上反复呼唤他们所缺少的国内监管。而在中国，包括与会者芦荻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都对观察者网谈到，中国经济学界反对监管的呼声却很高，尤其在资本监管方面，支持监管的学者已经成了少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才是拉美永久的痛，所以拉美学者反复向中国强调要谨慎对待资本账户放开的程度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金融市场总监、发展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琼斯女士已经一头白发，她谆谆告诫中国人：“对于中国来讲，对金融开放要非常非常小心，尤其对于这种金融衍生品放松管制、放松监管这块，我们是非常谨慎的。比如对于在离岸可以去做的投资，在国内还是要进行控制的。”“当我们谈论资本帐户开放的时候，一个国家需要多大资本的流动呢。比如像非洲或者亚洲的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即使他们有流动性问题和波动性问题，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资本来催动增长。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可以说不需要这么多资本的流动，除非我们非常明确对此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而且外汇储备也非常高，所以有无必要用资本账户开放来补充外汇储备和储蓄以推动宏观经济，对这一点我有所怀疑的。”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教授、前哥伦比亚财政部长吉列尔莫称：中国信贷每年增长2%，因为中国对于欧洲以及日本的出口，每年增长20%。2009年，全世界出现经济危机，中国就不能有大规模的出口了，所以中国必须要刺激国内的市场。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巨大的信贷繁荣。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监管不加强，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对于拉丁美洲，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资本帐户的放开。但是我们如果放开这些资本帐户，可能会有巨大的资本外逃，在现在就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中国必须开放资本帐户，但是开放资本帐户的程度或者步骤必须是逐渐进行。
那么中国人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该如何做呢？中国学者张礼卿教授撇开中拉关系专门谈了对此的看法：要谨慎，并且给出了六个坚实的理由：
“中国应该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吗。”他首先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大概15年前开始，总体来讲比较顺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总共40项资本交易帐户的项下中间，中国有14项基本开放了，还有23项部分开放，只有3项完全受到限制。总体来讲，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有几个特点：直接投资，包括FDI、ODI，它的要求比证券市场开放要更高一些，货币市场的工具严格受到控制。根据新的外资法，中国的FDI基本上不受事先审批的约束了，另外以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外的合格投资，这个框架可能会出台，这会引起更多的个人到海外投入更多的资产。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不是应该加快开放，中国是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加快开放的条件，在三到五年内加快开放。理由是这将有助于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顺差的影响，有助于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中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最终实现资本市场开放。”
张教授认为中国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资本市场开放，特别是现阶段有六个理由：
第一，资本账户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在学术界仍然是有争论的，虽然我们从教科书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理由，资本市场开放有多么多么好，有资源配置合理化，有助于实现跨区均衡，有助于减少分帐风险等等等等，但是在实证中间，并没有发现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潜在的利益，所谓实证研究发现它不相关了。
第二个理由，发展中国家在整个金融自由化中间必须注意它的顺序，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资本市场开放是整个经济自由化过程中间最后的环节。如果其他的改革没有完成，率先或者过于早的开放资本市场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个理由，根据所谓不可能三角的理论，彻底的资本市场开放，特别是在汇率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汇率弹性化改革没有完成之前，你要开放资本市场，你就会面临着非常痛苦的选择，就是在保证货币市场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会有非常难的选择。
第四个理由，中国的金融监管现在还不成熟，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股市动荡，充分证明我们监管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不成熟，还需要很多合作。
第五个理由，中国的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大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很有可能加大这种扭曲。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都会以价格信号作为自己决策基础，如果价格信号是扭曲的，一定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第六个理由，在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况下，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尤其不合适。因为中国今天或者现在所面临的很多短期的问题，经济增长放慢，有结构性的原因，也有周期性的原因，中国有大量的政府债务，这个跟2008年的情况相比完全不一样，中国还有很不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另外，国际上，美国的加息预期正在不断强化，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环境非常脆弱。“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贸然开放，极有可能出现不想看到的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这是非常危险的。余永定先生曾经说过，不要看中国有M2，有一百多万亿，但是如果真是彻底开放了，要走的话，很快就走光了，我很赞同他。”
最后，他提出对中国当前政策决策的建议：“我觉得现在资本市场开放应该放慢节奏，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加强资本管制。因为一方面，我们为了降低周期性下行压力，中国现在特别需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需要尽力推动外汇市场改革，特别是汇率定价机制改革，我们需要汇率制度更加弹性化，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这个汇率改革应该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同时他请大家不用担心，资本市场开发程度不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唯一因素。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货币仍然可以走向国际。当时美国国内有很严格的金融管制，甚至它的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有一个利息凭证税。在那种情况下，在欧洲，美元有了更广泛的使用，中国也可以在未来几年里面首先发展广义的离岸市场。（张礼卿教授发言全文已经在观察者网刊发）
在这之后，奥坎波和提特尔曼都向大会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各种金融管制工具。
茶歇期间观察者网参会者听到有中国人说：这些拉美学者都在谈管制，而平时中国学者都在谈不要管制，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哥伦比亚前财长吉列尔莫说：“我也想提醒大家，拉丁美洲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我们在过去并不是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笔者听来有一点奇怪，不知是否是同声传译有误，合理的表述似乎应该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多次金融危机的拉美，过去不是一切都做错了，而一直高速发展的中国过去不是一直都做对了。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能否做对，不犯颠覆性错误，这是对双方的重大考验。（观察者网余亮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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