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博:什么情况,印度高种姓开始嫉妒贱民了?
8月25日-26日,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发生大骚乱,50万人上街游行示威,随后发生“打砸抢”,投掷石块并纵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印度军队开进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部分地区、苏拉特等骚乱地区维持秩序,实行宵禁。莫迪总理通过电视广播,呼吁家乡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骚乱和暴力对谁都没有好处”。
此次骚乱的参与者以古吉拉特邦高种姓的帕特尔人为主体,发动示威的目的是不满政府过于偏袒和照顾低种姓阶层和穷人。从25日晚开始,在21岁年轻人哈迪克·帕特尔的召集下,帕特尔人在古吉拉特邦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集会,要求邦政府将他们列入“其他落后阶级”(Other Backward Class,OBC),从而获得政府部门、大学中的保留名额。
透过此次骚乱可以清晰看出,印度教种姓矛盾是此次发生古吉拉特大骚乱的根本原因。究竟什么是印度教种姓制度?它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强人莫迪能否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呢?

古吉特拉邦骚乱中被烧毁的公交车
印度教种姓冲突:贱民孩子被活活烧死
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浪潮势头强劲,每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但种姓制度作为一种在南亚特别是印度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教与文化制度安排,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种姓制度的负面影响依然弥漫在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
印度种姓制度又称瓦尔纳制度,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前900-前600年)形成的,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瓦尔纳制度分为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他们从事更为低贱的职业。这四个等级中的前三个种姓属“再生族”,除了经历过一次肉体的出生外,还经历过一次精神上的出生,他们是“洁净的”,地位较高,其中婆罗门的地位最高。除四大种姓外,还有大量的“第五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称“外种姓”或“贱民”,他们多从事最低贱的职业。
经过长期演变,印度种姓制度越来越复杂,在四个种姓之外,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亚种姓,是一种富有印度特色的传统社会制度,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制度。印度自古代至近代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但是种姓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印度宪法明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
此次在古吉拉特邦亮相的帕特尔种姓是古邦的重要种姓之一,占该邦人口的14%,是当地的富裕阶层。在16-19世纪,帕特尔人通常为地主和农民,作为潘查雅特——村民委员会的成员为最低一级的村地方政权提供支持。19世纪,帕特尔人受益于英国殖民者的土地改革,积累了大量财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现代帕特尔人堪称美国旅馆业的统治者,全美大约40%的旅馆和汽车旅馆为印度人所有,其中70%来自古吉拉特邦,而这些人中3/4姓帕特尔。而在古吉拉特邦,帕特尔人主宰着制药、化工、建筑、钻石等大量行业。
印度的种姓冲突并非是新现象,在过去10年间,就发生了多次具有代表性的种姓冲突,种姓制度悲剧也时常发生。
2004年7月,印度比哈尔邦发生激烈的种姓冲突,造成至少10人死亡,两人受伤。该邦警察总监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位于邦首府巴特那以南60公里的查克瓦伊村。袭击者是当地的上层种姓武装团伙阿希尔莱什·辛格帮成员,他们经常在纳瓦达地区袭击低层种姓村民。袭击中身亡的两名低层种姓武装成员属于阿肖克·马赫托帮,这一帮派平时也以高层种姓村民和敌对帮派为袭击目标。在过去两年间,比哈尔邦就有70多人死于与种姓相关的暴力事件。
2008年5月23日起,印度古吉拉特人发动了一场“种姓战争”。几千名古吉拉特人与警察冲突,导致43人死亡,印度的多条铁路线也陷入瘫痪。古吉拉特人在首都新德里周围的公路上呼喊口号,封锁交通,并威胁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切断首都的牛奶和蔬菜等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暴乱最严重的拉贾斯坦邦巴亚纳镇和斯坎德拉镇,示威者将被警察打死的年轻人的尸体摆在铁路上。最终印度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包围了这两个城镇。
2014年10月,据印度警方称,印度比哈尔邦东部地区一名15岁的少年因自家山羊误入一片属于一名高等级种姓农民的稻田而被烧死。遇害人名叫赛·拉姆,属于所谓的“贱民”阶层。警方说,拉姆先是遭到殴打,随后被嫌疑人点燃,送医院后宣告死亡。
就在古吉拉特种姓骚乱爆发的同时,印度北方邦也发生了一起惨烈的种姓婚姻冲突。一名贱民男子与高种姓女子私奔,男子姐妹被判遭受强暴并裸体示众。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北方邦巴格伯德县某村落一名贱民家庭的男子,跟村里较高种姓的贾特人(Jat)女子相恋三年。今年2月,这名女子被家长许配给同村贾特人男子。这对相恋的爱侣在女孩婚后一个月私奔却被逮回,男子遭女方家人和警察凌虐,警方还对他罗织毒品罪名;怀下恋人骨肉的女子则被丈夫踢回娘家。村中贾特人的种姓长老会议(panchayat)7月30日开会,达成须报复所受耻辱的共识。他们决定,强暴这个贱民家庭的两个女孩,把姐妹俩的脸涂黑后裸身示众,而且这个家庭不得重返村落。

印度“贱民女王”梅雅瓦蒂
政策倾斜,引发高种姓人群不满
印度虽然从1948年就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宪法禁止因为不同种姓而有歧视待遇,并且立法保障社会底层的各级“贱民”,包括“表列种姓”(即一般传统贱民,如贩夫走卒)、“表列部落”(指居住偏远地区且不属原种姓制度内的土著部落),以及其他所有“贱民”,被通称为“其他落后阶级”(包括背弃印度教而皈依其他宗教的“贱民”、游牧民族和地方少数民族等)。但在实际生活中,种姓所带来的差别依旧存在。低种姓的人在求学、就业时常常会遇到障碍,供他们选择的工作多数是不怎么体面的。在农村,种姓制度的观念更为明显。不同种姓间通婚被严厉禁止,违反种姓制度而被私刑处罚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印度,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尽管都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公民享受平等待遇和福利,然而现实离规定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如何平衡高种姓与低种姓的利益分配矛盾,成为印度政府需要永远面对的棘手难题,特别是在种姓利益深度捆绑政治和选举利益时,种姓问题往往成为阻碍政党选举胜利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历史上享受各种特权的高种姓人群的境况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处于印度社会的金字塔尖顶端上,也有很多“生活不如意”的婆罗门勉强度日。反观长期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低种姓群体,在自身不懈努力以及政府“倾斜政策”的保护下,也涌现出了诸多政治强人,比如被誉为“印度民主奇迹”的“贱民女王”、北方邦前首席部长梅雅瓦蒂,“印度梦”的最佳代言人、现任总理莫迪。由于低种姓阶层在总人口中的高比例,印度各政党视该群体为最大票仓,“种姓选票”在每届大选中的地位都至关重要。印度政府也“惹不起”低种姓人群,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领域实施对低种姓的优惠政策,这也逐渐激起高种姓人群的嫉妒和不满。
2006年4月,印度UPA政府颁布一项旨在增加社会低种姓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高校“保留配额”政策。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辛格宣布,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来自低种姓家庭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学生的入学名额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则提高到27%。
政策宣布后,立即遭到各学院高种姓学生的反对,医学界反对声浪最为高涨。在印度医学委员会的支持下,几百名来自不同医学院的学生于5月初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随后,许多来自政府和私人医院的医生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当月14日,在印度政府坚持原有立场的情况下,示威游行转变为静坐绝食行动。
此次事件还给印度医疗系统造成了重大影响,病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新德里5家最大的公立医院瘫痪多天。多家医院门前排起了长龙,一些危重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在印度最大的医院——全印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急诊病房里只剩下极少的医生在勉强应付急救需求,许多已经退休多年的医生被政府临时叫来应急。有的医院则出现了手术被无限期推迟、病人迟迟得不到救治、新生儿无人护理的情况。
无奈之下,时任印度总理辛格5月18日宣布成立一个由4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重新研讨此前推出的高校“低种姓保留配额”政策,试图平息持续一周多、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总理的表态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首都新德里,学生和医生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部分静坐绝食的学生健康状况也进一步恶化,最终该政策不了了之。
对于政治强人莫迪来说,处理此次古吉拉特邦的种姓骚乱也绝非易事。按照印度法规,“其他落后阶级(OBC)”“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可以在政府部门或大学中获得相应的保留名额。古吉拉特邦的帕特尔人要求邦政府将他们列入“其他落后阶级”,从而获得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保留名额。由于帕特尔人示威的“连锁效应”,古吉拉特邦的婆罗门也向邦政府施压,要求为他们中经济条件差的成员保留教育和工作机会,扬言如果政府不满足这一要求,将举行全邦范围内的抗议。帕特尔人在古吉拉特邦人口众多,垄断了该邦的宝石行业、石油化工行业,所以从经济上看并不属于“落后阶级”。但从今年7月开始,古吉拉特邦的帕特尔人已经举行上百场集会,要求政府将他们列入“其他落后阶级”。如何缓和高低种姓阶层间矛盾,确保印度人民党在地方和中央的执政优势不被这些“琐事”拖累,应该是莫迪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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