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方70年碌碌无为：美国军校和美军高级将领的失败-威廉·阿斯托尔

托马斯·杰弗逊大厅——美国西点军校的图书馆和修习中心——显著标示了两条引语让学员好好思考。第一条是杰弗逊于1788年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发动战争的实力经常可以用来阻止战争。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实力发动战争，这会使我们对和平的渴望能够得以实现”。第二条引语是杰弗逊于1815年写给托马斯·莱柏尔的一句话：“我希望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我们的智慧也与日俱长，这种智慧教导我们，我们越少运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变得越强大。”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两个世纪以前，杰弗逊的观点显明清晰，今天也还是这样：虽然美国渴望和平，它必须为发动战争做好准备，然而，它越是避免诉诸生硬的军事强力，它就变得越是繁荣昌盛。

美国的军事官员和政治家听取这些教导了吗？显然没有。21世纪，在为发动战争做准备方面，美国全球第一——这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全球各地攻击性地使用军事力量，我们也是全球第一，这个过程在削弱我们的国家，正像杰弗逊警告的那样。

当然，比起杰弗逊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更复杂也更拥挤。很长时间，美国都是一个地区性的力量，甚至奉行孤立主义，现在却成了一个帝国式的全球超级大国——不夸张地说，美国在把全世界变成它的军事基地。虽然这么说，杰弗逊讲的道理仍然对我们大有裨益，尤其当你考虑如下事实——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在一场主要战争中取得过让世人信服的胜利。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我想集中于两点：第一，在美国军校中，学员真正学到的是什么；第二，美国高级将领如何只谋私利——他们中很多人是军校毕业生。尽管他们对杰弗逊的话也许耳熟能详，但他们却一直在忽视或者误用这些话。这促成了目前美国战事不断和国家衰落的局面。

美国军校：一方面是高尚理想，另一方面是只知计较个人得失的毕业生

就其理念来说，美国军校是要教导和激发具有坚强个性和无懈可击人品的领袖人物。他们要给美国青年做楷模，是彰显为国服务的辉煌象征。其终极目的应该是培养有能力的军事领袖，打赢美国发动的战争（在这里，杰弗逊或许会加上一句说，前提是这些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这些使命美国军校完成得如何呢？

我在美国空军学院教了6年书，跟先前的学员，以及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军官同事都谈过。下面是针对这些军事院校缺点的一些反思：

1. 实际情况是，这三个军事院校不成文的主要使命是把未经琢磨的学员训练成职业军官，献身于他们所属的部门。为美国人民服务最多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更多是事后加上的一句说辞，而不是一个真实想法。虽然它被经常提到，但不是一个被一以贯之地加以培养的价值观。

追求个人名利和只看见自己眼前一亩三分地并不是只在军校才存在的现象。但正如一个原先的学员所说，在致力于培育“服务在前，小我在后”精神的军校中，看到这些现象如此公开地大行其道，还是很让人惊讶。他还说，有不在少数的同学，他们努力的动机都是为了想有一个“稳定高薪”的职位。这样的个人目标肯定无可厚非，但由于在理论上军校是一个献身于无私、甚至不惜自我牺牲为他人服务的地方，这样的个人目标很不应该提倡。

2．军校课程是为了学员能做好准备，应对他们第一份工作中会遇到的技术要求，这使军校课程完全侧重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学科。虽然军校有“学员荣誉守则”，但人文学科和伦理方面的教学在学员的知性和道德成长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3. 学员们很快就知道了要在毕业后得到大家都垂涎的好机会——包括少之又少的飞行员职位、特种兵学校，以及类似的地方——最有把握的途径是在体制中表现优秀。从教育角度来说，学员的驱动力是得到提升，这不需要独立特出，只要你遵守随大流的标准——已经被院校和部门规定好了。一个奖励积极随大流的体制很容易导致平庸和精于算计。一个原先的学员对我说的，“在军校中，有些什么潜藏得更深，也更不对劲：那些在院校领导眼中前程远大的学员得到大家垂涎的好职位，但他们愤世嫉俗的同伴往往痛恨他们。愤世嫉俗好像成了军校生涯的主旋律。”

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

一个我先前的同事说：“军校不出产伟大人物，它们也不总是使好人变得更好。我倒是看到军校让几个真正优秀的人失去了对它先前的兴趣。”

4. 因为军校被看作是受人尊崇的机构，也是正直的象征，它们的声誉总是受到考验，所以，院校在维护名誉方面很少冒险。行为不当的事经常被压下去，秘而不宣，理由是“为了学校好”。因为没有被公开和诚实地得到处理，涉及到舞弊、性侵和宗教歧视的事经常变得更严重。对这种情况，学员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从军校出来变得愤世嫉俗，对学院照理应该灌输的高尚理想嗤之以鼻。

5. 作为学校，军校非常像孤岛，装作好像对军校知根知底的那些东西由谁来决定呢？经常是由那些目标偏于狭隘，有时甚至鼠目寸光到了怪异程度的人来决定。比如，我知道一个空军学院校长（一位三星中将），他的首要目标是有一个能赢球赛的足球队。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一般大学校长也有同样的期望。但军校按理说应该培养领袖，而不是赢球赛奖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不管多少次威灵顿公爵被错误地引用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球场上赢的。

6. 最后一点，所有军校都注重一件事——让学员忙个不停。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学员经常睡眠不足，走进教室都摇摇晃晃，尤其在第一年。从理论上说，这样设计是为了考验他们是否对从军义无反顾，以及他们应付压力的能力。在课堂上魂不守舍或者睡意朦胧，他们是否学到了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没被提出来讨论。这么做能否培养出富于创造力、心智坚强的领袖？这也没被院校加以考虑。

美国西点军校技能训练

一个原先的学员说，忙忙碌碌和严格的仪式有时做得太过，变成了威胁或者羞辱，在军校训导中，它们被看做是像“成人礼”一样的东西得到提倡。学员们会想，“我们受了不少罪，我们熬过来了。”这种想法成了一种心理上佩戴的荣誉勋章，其影响力极大，促成了学员的骄傲和自信（或者傲慢自大）。

接受思想教化和技能训练，在教室里忙忙碌碌，还想在重要的校际体育比赛中表现优异——这些加起来使得军校出产的毕业生有一定数目的忠实信徒，他们具有高度的积极性，但大部分都是随大流的犬儒主义者——他们学会了把自己的怀疑和忧虑纳入一个更宽泛的范畴，甚至在看风使舵的时候都这样。

军校鼓励学员跟他们所属的院校和部门极度认同，也驱动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勇士”——一个与平民分隔开来、比平民高超的精英分子。至于说美国是建立在军队由民众掌控的基础之上，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在这个时代——当美国国家安全越来越是一个问题——军校教育所传达的更深层次的情绪变得距离普通大众更遥远了——在美国所从事的战争中，普通大众的角色几近于零。

传统的军事和民事之间的纽带是要服务于民主，增进民主的发展。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纽带出了一些问题——这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不管怎么说，艾森豪威尔早在1961年就警示过我们要发生的事。高级将领太经常地成了军备产业的工具（也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军工复合体”）——即使他们几乎只见他们所属服务部门的局部利益，情况也还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还这样。加上21世纪的军校又特别强调学员要成为“勇士”，而不是“公民战士”，由此生成了一种自我更生的、只追求自身利益的军国主义，而不是军队为政府和公众服务。

而军校不但没能够抑制这种行为，还从根本上鼓励它。到了这种地步，它们正与我们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

美军高级将领：很多带绶带的勋章，但没有胜利的甜蜜

在2007年我为TomDispatch写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写了美国高级军事领袖，像著名的戴维·彼得雷乌斯。当穿上镶满各种颜色大小不同的绶带、奖章、勋章的军服，他们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甚至觉得他们像国王一样威武，但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让人想起密密麻麻的带绶带的勋章。那时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也还是搞不懂——为什么美军高级将领到处赢得掌声和喝彩？他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胸前挂满荣誉勋章，使他们在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方受到没完没了的称赞？

戴维·彼得雷乌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因性丑闻辞职。

夸赞军事指挥官（还热情地一次又一次感谢打仗的部队）——这么做也许使我们成功抑制了一种美国式的背后捅刀子的理论——那个古老又危险的神话说，只有在被公众出卖了的情况下，部队才会输掉战争。然而，我们这么做相当于是给他们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我们赋予他们指挥权，却不向他们问责。他们发动了以“我们”为名义的战争（而且极少打赢），却从来不用为失败的后果承担责任。这不像杜鲁门总统在他桌上放一个标志，上面写着“承担最终责任的人在此”，责任从不落在他们身上。

让我们想一想21世纪美国最有名的两位将军，彼得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他们是怎样在公众眼中一落千丈。两人都是西点军校毕业，都被尊为“英雄”，尽管事实证明他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胜利难于维系，而且是可逆转的。他们从高处跌落不过是因为彼得雷乌斯与一个巴结谄媚的传记作者的婚外情被曝光，而麦克里斯特尔与总统发生了冲突——因为他允许在部队中发展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在削弱总统在民事方面的领导威权。

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曾任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最高指挥官

这里我们看到最最奇怪的事——即使当美国所从事的战争在有气无力地继续，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将领站出来承担责任或提出抗议。要找到实话实说和有勇气挑战体制的人，你必须到级别低的军官中去找——中校和上尉，还有专家（就切尔西·曼宁的事来说，你找到一个三等兵）。你能举出一个身居高位的陆军或海军上将不再能容忍美国发动的战争都以失利告终，站出来承担责任或引咎辞职吗？是啊——我也做不到这样。

给予指挥权又不问责，那就没人来承担责任。如果没人承担责任，这个体制就能继续费力轰隆向前，无论发生什么，路线都大多不变。这些年来，这个体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正是这么做的。

我们能否把这归咎于军校教育的欠缺？追求个人名利。眼界狭小。技术至上的倾向。精英主义。把关注点放在表象而不是实质上。忙忙碌碌，没完没了赞扬我们苦行的勇士英雄，结果如何，谁去管它。倾向于抱团而不是担责。推卸责任，不去挑战体制。就想着毕业后得到最好的位置，就想着“退休”后能到一个有油水的公司董事会和顾问机构，就别提作为军事专家，头面光鲜地出现在主要电视台和有限电视网中了。

因为不能直面美国军事的这些问题，我们大多规避军方领导人和民事领袖之间的不和，就别提美国公众了。但问题正在于此——从二战算起，70年碌碌无为，从9/11算起，14年的失败，这些应该已经引发反战示威，国会听证会和公共论战。这些应该已经引起公愤，就像在越战期间一样——那时，反政府是一个健康民主制度的标志，也说明公众对国家事务很投入。今天，没有抗议，我们听到赞扬、喝彩，很多“谢谢你”，再接上又一声虚夸的“上帝保佑美国”。让我们直面这些吧。我们的军队让我们失望了，但我们是否也让它失望了呢？

重新聆听杰弗逊的教诲

美国军校应该教育培养有资质的领袖。如果它们没在这么做，那是为什么？美军高级将领该打胜仗，而不是总打败仗（如果你能想起一次美国军队最近打过的大胜仗，请在这里提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们奉他们为偶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向他们问责？

这些问题不光是一种修辞，它们切中了一种美国文化的要害处。这种文化揄扬军校学员，把他们看作美国最优秀的年轻公民，这种文化盛赞军事将领，即使他们没能够对输掉的战争负责——如果好好想想，这些战争就是总也打不完。

前方的路？我不需要指出道路，杰弗逊已经指出了。只要读一读西点军校图书馆中的引言就知道了：我们需要重新变回到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需要如此行动——把战争看作是不得已采取的最后举措，而不是最开始就冲动地发动战争，我们需要认识到，战争对民主制度是腐蚀性的，我们越多诉诸军事力量，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就变得越虚弱。

在西点军校，杰弗逊的智慧被奉为神圣，它不应该被埋葬在那儿。我们需要新一代的军校学员和一些跟我一辈的不随大流的将领——这些将领不是通过战争来为我们服务，这些将领知道，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军队是一个负担——即使它打赢了。尤其在打不赢的时候，它更是一个负担。如果没有新一代的军校学员和这样的将领，我们会陷入麻烦。

观察者网金莉译自TomDispa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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