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特赦4类罪犯 回顾建国后的7次特赦
时隔40年，抗战特赦将实行。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拟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这也将是新中国历史上第八次特赦，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
在重要庆典前夕进行特赦或大赦，既有中国历史传统，也有现行法律依据，亦是国际通行做法。中国古代实行大赦或特赦的例子不胜枚举，多是在国家或皇室重要典礼时举行。在国际上，包括美、法、德等60多个国家的宪法规定有大赦或赦免制度的宪法。对于非法移民、政治犯、战争罪犯或是基于人道主义对轻微犯罪者进行赦免，并不少见。譬如波兰政府2012年对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给予大赦，数万人因而获得合法居住资格。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这是在新中国政权已经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对宽大处理战犯在人民群众中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的根本前提下，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作出的重大决策。
这一决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党内外、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回顾中央酝酿、推动和实施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体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行事决策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0年，第二批特赦战犯50人，其中包括沈醉和溥杰。图为沈醉等特赦人员合照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1961年，第三批特赦人员包括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左）和伪满外交部长阮振铎等人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人员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图为德王（前排左二）及其幕僚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人员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图为德王与李守信在东京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6年，第六批特赦人员包括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图为甘珠尔扎布与川岛芳子成婚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犯
据微信号“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梳理，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杜聿明
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十大抗日名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杜聿明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等著名战役。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1964年4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四）、杨伯涛（右一）和他们的夫人参观新安江水电站
1949年1月10日凌晨，其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但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1961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溥仪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和溥仪
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特赦之前，副所长曾找溥仪问关于特赦的想法，溥仪回答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溥仪特赦一年后，他的弟弟溥杰也获得了特赦。
王耀武
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王耀武是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
王耀武
王耀武在内战期间，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在被俘后不到一个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在解放区的观感，对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宋希濂
抗战名将，被称为“鹰犬将军”
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
宋希濂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紧紧追随蒋介石。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宋希濂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放。
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
廖耀湘
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第六军军长
抗日名将，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
廖耀湘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40年同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廖耀湘被俘。
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后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为全国的文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于1968年12月2日的一次批斗中突发心脏病而逝世于北京。
黄维
抗日名将， “黄维兵团”司令
黄维也是抗日名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著名战役，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向原国民党中将司令黄维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黄维是在淮海战中兵败被俘，黄维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了逃避“思想改造”，始终不肯“认罪”。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科学研究之中。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特赦之后，黄维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
文强
“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的一员投身抗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75年，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最后一批获特赦出狱
解放战争期间，文强于淮海战役被俘。
1975年3月，劳改26年的文强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之后，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
王友直
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出狱后脱党。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他多次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加强保卫力量，地下党员常常坐在王友直的办公室，从事“地上”革命工作。
王友直
西安解放后，王友直跟随胡宗南逃走后，成为解放军通缉的“战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关押入狱。1960年11月获特赦，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王友直后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