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农民自杀，竟是一场政治阴谋？

印度农民自杀其实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中心（NCRC）的数据，2012年有13754名农民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数量最多的2004年，则有多达18241例农民自杀。农民频繁的自杀让印度社会困扰不已，甚至总理莫迪也在4月份的一次人民院演讲中强调“再没什么比农民的生命更重要”。

然而，比传统的零星自杀更骇人听闻的是最近兴起的“集体自杀申请”——近日，来自北方邦马图拉的25000名农民居然致信印度总统拉纳布·慕克吉，请求赐准他们在8月15日也就是印度独立日集体上吊。虽然当天并没有出现集体自杀的惨剧，但是这一事件却是观察印度政坛的一个极好样本——民生问题何以激起政治缠斗，而政治缠斗又何以揶揄民生问题。

一般而言，自然灾害导致的欠收、高利贷负担和农村社会问题是导致农民自杀的三个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不受政府管控，当事人绝望之余只能自认倒霉，印度政府并没有成为施压的主要对象。因此，虽然零星自杀的农民绝对数量很大，但对政府而言，这也只是社会问题，并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

但在“集体自杀申请”的案例中，当事人明确政府就是第一问责对象。例如，马图拉的25000名农民申请自杀的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强征了700英亩的土地用于修建戈库尔水坝，但对于理应赔偿农民的80亿卢比，17年来政府却一直扯皮推诿。雪上加霜的是，今年由于季风暴雨袭击导致这些农民损失惨重，而政府的赈灾款却出于不明原因被撤回，在绝望之中，马图拉已经有约40名农民自杀身亡。

在政党斗争的旋涡下，印度农民生存处境依旧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当局就成了主要施压对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中，总理既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又是部长会议的首脑，代表了政治权力的核心，而总统虽然是法律规定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只能按照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使职权。既然总理重，而总统轻，那么为什么农民还要向仅有虚职的总统申请集体自杀呢？

在立法层面上，印度国家意志似乎非常珍视民众生命，印度刑法典（the Indian Penal Code）第309条就明确将“结束自我生命”列为犯罪行为，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百姓是无权自杀的。然而，残酷现实将农民逼到自杀边缘，而法律又禁止自杀，那农民绝望之中采取的办法就是要求代表法律尊严的国家元首“赐准”自杀，将两难困局踢回给政府。若当局在接到自杀申请之后，采取措施呼应农民请求，则皆大欢喜；若不采取措施呼应农民的请求，那么当局会被视为默许农民“违法自杀”，如此一来“法律禁止自杀”和“当局默许自杀”之间自相矛盾的逻辑就会让国家尊严扫地。毫无疑问，比起农民的零星自杀，这种“集体自杀申请”向印度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也许是意识到此中的逻辑陷阱，莫迪政府曾于2014年12月发起“自杀去罪化”提议，但是由于议会迟迟没有反应，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马图拉农民背后的组织是印度农民联盟（BKS，Bharatiya Kisan Sangh），一个印度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的外围组织，和当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同属于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体系（Sangh Parivar）。国大党曾经长期执政，印人党当时是主要反对党，而农民联盟作为印人党的盟友就经常向执政的国大党联邦政府发难，指责其漠视民生，不顾农民死活，马图拉农民就成了最鲜活的例证。而今，虽然印人党已经成为联邦执政党，但是马图拉农民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而农民联盟和印人党同属于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因此直接用自杀问题挑战莫迪就显得不合时宜。这样一来，对于农民联盟来说更显“机智”的手段就是向党派色彩淡薄，但又代表国家尊严的总统施压，并把压力传导向在北方邦执政的社会党（Samajwadi Party）阿希列什·亚达夫。这样一来，向总统请愿“集体自杀”一方面可以挑战在北方邦执政的社会党，侧面为本地的印人党加分，另一方面又不会过早暴露印度农民联盟和印度人民党之间可能隐含的矛盾，让反对党坐收渔利。

虽然印度农民联盟向总统请愿暂时没有给莫迪造成太大压力，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警告莫迪的成分。尽管大部分时候印度农民联盟和印人党在同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下配合良好，但是并不是完全的亲密无间，尤其是印度农民联盟和莫迪个人之间就曾爆出不少矛盾。2007年执政古吉拉特邦的莫迪强调用市场力量调节价格，因此他并没有在棉花价格偏低的时候对棉农追加补助。出于对莫迪政府的不满，印度农民联盟带领了大批农民在古邦城市索拉什特拉集会示威，期间还暴发多起骚乱。

这段历史为如今印度农民联盟借“集体自杀”敲打莫迪埋下伏笔，毕竟意识形态并不足以保证两家心心相印。莫迪上台以来主打“印度制造”牌，而印度又缺乏资本积累，因此占据大量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农业顺理成章成了开刀对象：莫迪在维持农产品政府收购价不变的同时，减少了收购量，同时放松了政府对农资农机的补贴，还推动了旨在加快土地流转的地权改革。屋漏偏逢连阴雨，莫迪拿农业开刀恰逢季风反常，受暴雨和干旱影响，印度农业减产严重，再加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冲击了印度国内粮价市场，因此许多农民面临减产又减价的绝望境遇。在这种情况下，宣称代表农民利益的印度农民联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虽说这次是向总统请愿“集体自杀”，但向莫迪示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可以说占印度人口大部分的农民也决定了莫迪改革的前景，因此他如何在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农业，处理和印度农民联盟的敏感关系是今后印度政坛的一大看点。

如果说农民自杀是面对绝望处境的放弃抵抗，这种“集体自杀申请”也就是放弃抵抗之前最后的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这种最后的抗争却被政党、派系间的尔虞我诈所绑架，沦为吃着印度农民“人血馒头”的政坛诡计。而在换汤不换药的政治缠斗之中，孱弱的政治执行力和“选票导向”的执政逻辑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靠天吃饭的农民薄命依旧。最可悲的是，待到下次季风反常，不知又会有多少农民被迫加入“申请自杀”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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